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独立电影导演、诗人、策展人,有“美国先锋电影教父”美誉的乔纳斯·梅卡斯(Jonas Mekas)于1月23日去世,享年96岁。梅卡斯于1970年所创立的实验电影推广机构的Instagram账号@Anthology Film Archives也确认了这一消息。它写道:“亲爱的朋友们,乔纳斯在今天早晨,在家人的陪伴下于家中平静而安详地去世了。”

 

 乔纳斯·梅卡斯1922年12月24日生于立陶宛,22岁离开祖国。1944年到1945年间,乔纳斯·梅卡斯在德国被人拦截,关押于位于汉堡郊区的劳教所,直至战争结束。1946年到1948年,梅卡斯在德国美因茨大学学习哲学,并于1949年移民美国,定居纽约。到达美国不到两周,他借钱买了一部鲍莱克斯16毫米摄影机,来记录自己的生活。

 

 乔纳斯·梅卡斯


记忆的编织者

 

乔纳斯·梅卡斯被称为地下电影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不仅是电影制作人,也是电影发展的催化剂。1969年,他在纽约帮助设立了“选集电影档案馆”(Anthology Film Archives),广泛收藏实验电影,在他的监督之下,许多电影得到了修复。

 

梅卡斯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个人化特征,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印象派的传记日记。梅卡斯拒绝任何既定的形式,拒绝线性叙事,拒绝戏剧化、悬疑情节,他喜欢记录那些小的、亲密的、并不诗意的日常生活瞬间。他的艺术以跳跃式的剪辑为特征,在美国生活的岁月里,他用那台借钱买来的摄像机,编织时间,编织记忆。

 

“艺术家,抄写员,记忆的守护者。”他的朋友,时尚设计师Agnès B这样形容他。高度个人传记色彩的创作,难免与个人记忆融为一体。出生于立陶宛北部的梅卡斯小的时候瘦弱多病,痴迷日记写作。1940年,苏联的坦克轰隆隆地开进立陶宛,士兵抢走了梅卡斯的第一部相机,没收了他记录的影像。

 

1941年,当德国纳粹进入立陶宛时,梅卡斯加入了抵抗运动,帮助出版新闻,秘密发给英国广播公司(BBC)。后来他和兄弟向维也纳逃难时被捕,在位于汉堡的一个劳教所度过了8个月。战争结束后,他们辗转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看美国电影打发时间。“我们变得无精打采,想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

 

1949年,梅卡斯兄弟移民美国。在纽约的日子起初并不好过,他们住在布鲁克林的破房子里,做一切能找到的工作,比如制造可乐商标。生活在继续,工作很忙,但他对电影很痴迷,他加入了实验电影俱乐部,为了和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的人碰面。他渴求文化,渴求刺激,为了弥补来美国前失去的时间。

 

在默默无名的年纪,他用摄影机拍摄了很多日记式的画面,有些画面用到他后来的作品中。他拍摄布鲁克林的立陶宛社区,创作有助于消除流亡感。当时的他仍渴望回归,有关于家的记忆,仍然十分强烈。

 

不久,他开始在一些小画廊放映自己的影片。新生活开始了,他不觉得自己是旁人眼中那个不幸的人,纽约自由的空气感染着他,音乐、文学、艺术。流亡感消失了。

 

激励安迪·沃霍尔

 

相比“实验”一词,梅卡斯更愿意用“地下”“非商业”“诗意”来形容自己的电影。他不认为自己在故意“实验”,而是受到内在的驱动而创作。1945年,他与弟弟阿道夫合作创办了《电影文化》(Film Culture)杂志,主要分析前卫电影;1958年,他开始撰写专栏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倡挑战叙事定式:“我们需要不那么完美,但是自由的电影。”

 

梅卡斯为他认为重要的电影而努力着。1964年,他因展出含有同性恋情节的电影——《火焰生物》(1963年)和《颂歌》(1950年)——而以猥亵罪被捕。这两部当年遭卫道士唾弃的电影,如今已经成为反文化电影的里程碑。

 

梅卡斯有很多艺术家朋友,如果要研究战后早期纽约文化圈的交游史,梅卡斯会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他被视作当时人际关系最广泛的人之一。如果没有他帮助拍摄,安迪·沃霍尔的无声电影《帝国大厦》,也许不会获得那么大的成就。《帝国大厦》全片时长485分钟,拍摄的对象只有帝国大厦,画面几乎没有变化。

 

《帝国大厦》

 

安迪·沃霍尔是梅卡斯放映之夜的常客,一次派对让二人成为了朋友。他们一起去看拉·蒙特·杨的表演。作为极简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拉·蒙特·杨的作品难以被人理解,他的表演包括在舞台上放蝴蝶(《作品1960》第五号)、表演者假装自己是观众(《作品1960》第六号),甚至给钢琴喂食。在拉·蒙特·杨的艺术理念中,“嗡鸣”是极简主义音乐的本质,持续的声音让他自小迷恋,这种用延续声音时间的创作手法为梅卡斯和安迪·沃霍尔提供了灵感,所以才诞生了《帝国大厦》这部延续视觉画面的影片。

 

梅卡斯还与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交好,与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有往来,梅卡斯在接受《卫报》的采访中说,达利需要与年轻一代交往,以知道纽约在发生些什么。梅卡斯还和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有交集,有一段时间梅卡斯还帮杰奎琳辅导两个孩子拍电影。小约翰·肯尼迪用梅卡斯的方法拍摄了一部关于暑假的多屏幕电影,还凭它拿了个奖。

 

这些人都出现在梅卡斯后来的短片之中,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互动,让我们得以从梅卡斯的视角,一瞥上世纪60年代美国前卫艺术先锋们的生活。

 


电影就是我的家

 

近几年,梅卡斯的作品频繁出现于艺术展览之中。他的作品是2017年首尔国立现代和当代艺术博物馆回顾展的主题,曾在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与威尼斯双年展中展出。

 

在201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上,梅卡斯展出了1972年上映的作品《回忆立陶宛之旅》。离家20余年,1971年梅卡斯兄弟重返故乡。影片由三部分组成:初来美国的生活片段;重归家乡的经历;重回囚禁他们的德国汉堡。影片以维也纳的水果市场为终止画面。

 

在相关的采访中,梅卡斯说这部作品所讨论的不仅是家乡,还包括如何用电影展现一个人的亲密生活。影像是梅卡斯排解流亡情绪的方式。流亡让梅卡斯失去了一切,国家、家庭、日记本里的记忆……“当你经历了我所经历的事情,战争,种族灭绝,强迫劳改,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我只是在拍摄,记录所有内容。我没有判断,我看到了,看到我想拍摄的瞬间……现在,电影是我的家。”

 

《回忆立陶宛之旅》


作者:吕婉婷

编辑:覃旦思;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