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问问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到底他更喜欢文学家的身份，还是总统的身份。

因为无论是文学家哈维尔、还是总统哈维尔，都已经在上周去世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哈维尔就任总统的任期中，曾经不止一次地被媒体和朋友问起过，我记得哈维尔的回答多种多样，但是总体上主张是一样的，文学是我的爱好，总统是我的责任。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去世，并没有在国际舆论中产生巨大的反响。

对于这位2003年就离开政治舞台，悄然退居幕后的文学家来说，对于捷克这个21世纪稳定发展少有起伏的国家来说，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哈维尔就此失去了在21世纪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和定位。

总体来说，哈维尔是一位十分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除了他创作的大量剧作之外，他作为捷克总统，一直致力于在捷克塑造民主制度。

当然，捷克的历史，不乏群星璀璨。

从我们所熟知的《好兵帅克》作者哈谢克，到音乐天才德沃夏克，再到令无数文艺青年如数家珍的米兰·昆德拉，捷克文化产品的创造，似乎和这个民族的天性有着某种天然的直接联系。而且，自由主义往往成为捷克思想界的一种主流。

问题在于，自由主义和民主精神的体现是什么？

《纽约客》的文章说，哈维尔似乎本能地对于以通过选票和取悦大众，来获得权力的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抵触和深刻怀疑，他甚至因此考虑要放大作为政治偶像的总统的权力。

在他任期的最后五年，他曾与另一位捷克政治家克劳斯有过巨大的分歧和激烈的争执。

他甚至亲自在法庭上答辩，虽然他不属于任何政党，在就任之前甚至可以在布拉格街角的咖啡厅里找到他。但是他依然是一位恐惧任何权力做大，同时反对裹挟民意的政治家。

这一点，既是一个文学家的天职，又是一个政治家的良好道德习惯。

我曾经非常好奇，为什么东西方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都有着惊人相似的热情。

在东方，既有学而优则仕的现实主义路径，又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性主义情怀。

在西方，从柏拉图开始就试图构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理想国，直到后来的萨特、施密特、汉娜·阿伦特，都从不同的路径上接近政治，改造政治。

这种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接近、抵达甚至是僭越，贯穿了所有的历史年代。

不错，我们当然有无数个理由可以证明，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和政治产生联系，改造政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缔造理想国。

但是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是，当代人文知识体系的设置，本来就是以权力为中心，以权力结构和关系结构作为研究基础的一种学科体系设置。

政治谈的是现在的关系，历史谈的是过去的关系，社会学谈的是社会关系，经济学谈的是买卖关系，离开了权力研究，知识体系将会一无所有。

但是问题在于，当知识分子遭遇权力的时候，历史常常给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

一部分人完全放弃了对知识体系的理想化追求，向现有的权力秩序妥协，通过了解、改造游戏规则，完成自己的身份转变。

另一种人则坚持对知识体系的理想化追求，通过否定现有的权力秩序，完成自己的身份转变。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让一个文学家成为政治家的动力往往有两种，一种是欲望、另一种是责任。但是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是通向历史的正确选择。

比如哈维尔在2002年曾经发表过一次著名的演讲，在谈及前苏联入侵捷克的时候，他说“我们绝大多数捷克人都知道这是苏联为了对东欧的霸权、以及经济上的继续剥削，而不是为了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苏联境内可能有千百万的人民相信了这种说法，相信捷克的主权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颠覆，而占领捷克是为了更高的人类价值。”因此，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会觉得知识分子成为政治人物之后，理想主义的色彩过于浓厚而忽视现实，从而导致了政令不畅，空洞无物？

为什么作为大学教授的伍德罗·威尔逊创造了国联，但是他的理想真正实现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联合国？恐怕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的知识体系，以权力结构为基础，却不以权力结构为答案。

当我们的研究证明，权力只是通向道德、理想化的产物时，我们往往就忽略了研究的正当性和准确性。

我们很难用终极历史，去检验一个文学家兼政治家的一生选择，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一个民主制度设计时诚惶诚恐的人，一个恐惧暴政但同样恐惧民意的学者，哈维尔离任时55%的支持率证明，他在很多大处至少没有选错。

其实这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