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伊和托马斯·曼会面。

　　也许，我是作家。

　　这种逃离的欲望从那时候开始就伴随着我，

　　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在我身上爆发。

　　我在青年时代从一座城市逃到另一座城市，

　　从已经熟悉、习惯了的气候，逃到他乡的陌生气候，

　　直到这种永远没家的状态变成我的常态……

　　好像一个人永远不知道自己一觉醒来时，

　　正走在内心深处哪条危机四伏的冒险路上。

　　——马洛伊·山多尔（1900-1989）

　　“假如，有过一位作家，其生活方式、世界观、道德及信仰本身等所有的一切就代表着文学，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马洛伊·山多尔。”匈牙利文学评论家普莫卡奇·贝拉这么评价一位匈牙利作家。独立与优雅，这本就是文学的题中之意，而这一切都融在了这位流亡作家的血液中。

　　东欧文人的命运，总是伤感地被归结为流亡者的命运，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并不例外。他抵抗一生，不断逃亡，逃离家族，逃离家乡，逃离祖国，逃离世界……不同的是，和其他出于政治原因被迫流亡的文人相比，马洛伊天生就是流亡者。

　　少年逃

　　我不属于任何人

　　反叛从十四岁时就在我身上爆发，之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周而复始地频频发作；

　　我知道并且清楚，只要我活着，

　　就永远会这样。

　　我不属于任何人……

　　也许在我体内泛滥着一个濒临灭绝阶层的无根性。

　　马洛伊·山多尔是一个世纪婴儿。1900年4月11日，他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的一个中产市民家庭，当时还是奥匈帝国时期。马洛伊家境殷实，亲族显赫，家族原姓“格罗施密德”，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出过许多著名法学家。18世纪末，由于家族的社会威望，国王赐予他们两个贵族称谓——“马洛伊”和“拉德瓦尼”。马洛伊的母亲劳特科夫斯基·玛尔吉特是位知识女性，出嫁前曾做过教师。父亲格罗施密德·盖佐是著名律师，父母共生了5个孩子，马洛伊排行老大。

　　出生于新旧世纪之交，马洛伊的一生注定会经历一种碰撞——来自旧世界的回响和新世界的冲击，他注定格格不入。

　　他是幸运的孩子，从睁眼的第一刻起，看见的就是精致而生机勃勃的“市民生活”画卷，那是一种优雅、富裕、物欲的生活。每天早晨，穿着烟灰色绸缎睡袍的父亲，走到精心布置的早餐桌前，阅读当地报纸上的重要新闻，身上散发着科隆香水味道。用餐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刷子，向面颊两侧小心梳理一下他的唇须，解开鼻子底下系胡子的线绳。而后，宛如布尔乔亚家庭的祭神仪式般的“早餐田园诗”开始了，马洛伊和弟弟妹妹们注视着这一切。在往后的岁月里，这种仪式感一直留在马洛伊的脑海里，它代表着一种逝去的传统，一种属于高贵阶层的心平气和。在他眼里，只有那种获取了社会地位、在白天不会遭遇羞辱的人，才会用这种缓慢而挑剔的动作开启每一天。

　　在马洛伊的小说里，“市民”是一个关键词，它是指在20世纪初匈牙利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包括贵族、名流、资本家、银行家、中产者和没落贵族等。马洛伊的家庭就是典型的市民家庭：保留了贵族传统，又恪守市民阶层伦理。然而，旧世界贵族社会的日趋瓦解，与新型市民社会加速度式的革新，这种新旧对抗的冲击力，让同时接受两种道德观的羸弱少年难以招架。

　　在马洛伊生活的时代，考绍有一条中央大街被默认“一分为二”：一侧是贵族散步的地盘，另一侧走的是仆人、大兵、平民和穷人。生活中，他们水火不容，在街上也无法走到一起。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者都是邻居，相处起来却别别扭扭。贵族品格虽在瓦解，社会阶级意识却根深蒂固。从前的老爷们会把佣人当做家庭成员，现在的市民家庭里，女佣却会遭受歧视而随时面临被开除的危险；自由平等的观念虽逐渐蔓延，人们却已丧失旧世界里相对人性化的“保护人”的责任感，市民家庭的孩子被教育要善待穷人，却不被允许和穷人聊天。

　　马洛伊隐约感知到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真面目，他的道德观在童年时就被相互撕扯。14岁这年，他去大姨家的庄园避暑，对猎枪司空见惯的表弟有一次对母亲开了枪，尽管最后擦边而过有惊无险，却让年少的马洛伊感到震惊和恐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孩子把枪口瞄向母亲？他觉得旧世界的秩序已经远去；他曾有过一段夏日童年爱情，一切太过平静幸福，以至于能嗅到暴风雨的来临；他看见没有庄园的农民老爷爷终日忙活在茅草棚；他看见一位肥胖的当地合唱团女歌手因为没有社会地位，终日呆在大姨家的厨房里劳作……他觉得继续呆在自己从属阶层的安全“家族”里，就要发疯。

　　他也不记得自己用了什么方式冲破锁住的门，他穿过花园，逃出庄园，沿着国家公路一路向前。骄阳似火，他大踏步穿过三个村庄，一直走到了天黑。一路上，他遇见了镇上的神父，遇见了几个烧炭工，一股无名的力量和平静，让他变得不可阻挡，就这样走进漆黑的森林。夜色明亮，空气潮湿，这仿佛是马洛伊一生最漫长的远游。当然，最后宪兵和姨父找到了他，把他用马车拉回了家，然而，决裂已经永久产生，他要从旧世界叛逃出去。

　　有那么一种人，终究会在成长路上某个时间“被激活”一种意识，一种非要挣脱安全感的意识——逃离温暖小窝，逃离家庭，背弃那个由家族所构成的阶层凝聚成的富裕和兴旺的生活群体，把自己投身于毁灭性的冒险中。就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有归属感，一种属于少数者的归属感——这种人拒绝一切用种群、阶层等各种意义界定的家庭。马洛伊从14岁开始，踏上了这条危险的路，14岁的少年，生活就这样开始。

　　青年游

　　从柏林的狂欢者到巴黎的局外人

　　我在青年时代做狂人、海盗式的旅行，

　　感觉就像在世界上窥寻一头猎物，

　　怀着野蛮人的激情、幼稚者和征服者的贪婪将山川风景和街巷旮旯都掠入记忆……

　　有朝一日，心灵踏上旅途，世界一片混乱。

　　属于自己的生活拉开帷幕，马洛伊越跑越远。

　　1918年1月，马洛伊应征入伍，由于身体羸弱而没被录取，因此免于成为一战的炮灰。他遵从父亲意愿，在布达佩斯的帕兹玛尼大学法律系读书，一年后转入文学系，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记忆书》。1919年10月，为远离布达佩斯疯狂的革命风暴，也为了远离自己的阶层和家庭，马洛伊去了德国。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生于中欧的他，从踏进这个国家的第一刻起，就充满了安全感。莱比锡、魏玛和法兰克福，马洛伊在流浪岁月里，刻意选择了这三座城市长期停留。这三个城市，都是歌德的城市。

　　这几年，马洛伊在路上总是随身怀揣一本歌德的书，沿着歌德的足迹旅行。在他眼中，歌德创造了一种神话，巨大感染力和永恒个性相融合，闪耀着古典的光辉，流浪在路上的马洛伊将其视为精神坐标。在德国期间，他还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图加特，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国家有一种情绪潜流，那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对“无序”的焦虑。

　　马洛伊在德国的最后一站是柏林，他在这里真正开始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战败后的柏林，一切都失序了。这座城市的迷宫，外国人布满了犄角旮旯，充满了异乡风情，德国人为外国人的创业铺垫基础，对抱有敌意的外国人俯首帖耳。即便在爆发瘟疫的残酷的冬季，柏林仍然有开不完的假面舞会，通宵达旦地流光溢彩。马洛伊和他的“酒肉朋友”，每天晚上都去看演出，搭讪新的情人。他在瘟疫的死亡恐惧中狂欢，在陌生的房间搂着陌生的女人。他搬到了摩登的柏林老区，每个月都换一套公寓，在“将军们的遗孀”家放浪形骸，每天只关心舞会、换钱和写诗。

　　在德国，马洛伊听凭青春的召唤而漂荡，看似无根浮萍，却在“无目的的自由”中收获了事业和爱情的果实：他对新闻写作产生了巨大的热情，并如愿成为了一名记者，为多家德国报刊撰稿，当时才二十出头的他，和托马斯·曼、亨利希·曼、狄奥多·阿多诺等知名作家一起成为了《法兰克福日报》的专栏作家。1921年，他的第二部诗集《人类的声音》在考绍出版。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对马洛伊写作生涯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他翻译并在家乡的杂志上发表了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审判》，成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语译者和评论者；生活中，他遇到了玛茨奈尔·伊伦娜（昵称“罗拉”）——这位为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的考绍名门闺秀，与马洛伊一见钟情，从那之后两人相濡以沫63年。

　　相爱容易，相守不易。彼时，马克疯狂贬值，中产阶级损失惨重，这对年轻夫妇新婚第一年在柏林的所作所为，成为一场彻底绝望的“过家家”游戏——他们不谙家务，贵族化的生活方式遭遇了在贫困线挣扎的德国人歇斯底里的抵触。在德国经济排山倒海的毁灭中，这对夫妇贫穷落魄，青春的诗性荡然无存，马洛伊一个诗意的字符都写不出来，他感到青年时代的一个阶段已经告一段落，需要离开这块土地了。

　　他们决定移居法国。在去巴黎的火车上，马洛伊有种直觉：虽然他即将前往“欧洲的中心”生活，然而相比较所熟悉的“德国的欧洲”，他可能永远无法融入“另一个欧洲”。后来确实如此，在柏林，他是如鱼得水的狂欢者，在巴黎，他只是一个局外人，带着妻子游荡了六年，他始终不知道如何接近这座城市。在文本中呈现的“流光溢彩的巴黎”，他一次都没有看到。

　　游荡的岁月里，他固执地在巴黎“等待”着“什么事”的发生，仿佛发生了这件事后，才能消除内心的困惑，他们才能安心离开。“这件事”发生了：某年的新年前夜，罗拉得了内出血的病，奄奄一息。他们在巴黎没钱也没朋友，请来的法国医生开口要三千法郎才肯联系外科医生。正当马洛伊在崩溃的边缘，房间里来了匈牙利人，一种奇特而隐秘的方式让身处外国的同乡人紧密抱团。一位流亡在巴黎的俄罗斯老医生带来一位年轻的法国外科大夫，把罗拉送到了蒙马特疗养院，自始至终没提钱的事。

　　清晨，疗养院里的法国医生为罗拉做了手术，医生和护士既不询问他们的身份，也无要求，做这一切的时候有一种委婉而复杂的绅士精神。但同时，事情的另一面是，疗养院里不会储备病人发烧降温用的冰块，护士不仅会偷病人的东西，还会在夜里丢下刚手术的病人擅自回家。医生在聊起这些事时，认为马洛伊的吃惊都“太德国式”了……这复杂的“病中事件”，马洛伊看到了让他叹为观止的巴黎。他学会了感受现实、直面生活的方式，而非活在德国式的梦幻里。他明白了自己将永远是法国的“外国佬”，而法国人如何成为法国人的那些古老的心灵密码，他永远都学不会。

　　他就这样心怀忧伤地离开了巴黎。在两个“欧洲”游荡了一圈，马洛伊的青年时代完全结束了。

马洛伊和妻子在巴黎。

　　中年归

　　在布达和佩斯之间穿梭

　　在海捷什哈罗姆车站，我看到头裹方巾的老妇卖烤点心，

　　看到赤足的孩子们卖报纸和香烟。

　　他们全都衣衫褴褛。

　　我透过车厢玻璃看着他们，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同情和怜惜。

　　我想，我要跟他们一起生活。

　　青春散场，逼近中年的马洛伊，逐渐有了“承担属于匈牙利作家的角色”意识。

　　离开巴黎后，马洛伊夫妇继续游荡，他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旅行，去东方的“大马士革”流浪，也到瑞士的日内瓦和蒙特勒短暂停留。彼时，官方的匈牙利大人物频繁出访各个国家，马洛伊屈肘托腮地坐在记者和外交官中间，听这些政治家谈匈牙利，谈家乡，他若有所思——自己离开家乡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间，虽然他总是每天早晨都买回匈牙利的报纸，却仍然对国内人民的生活所知甚少，九百万匈牙利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匈牙利官老爷们口中，得不到有用的国内真相，马洛伊感到忧伤。

　　不安的心情一直折磨着他。马洛伊觉得应该回国了。这种心情，并不是“乡愁”，而是一种需要无条件服从的“匈牙利作家的命运”：“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马洛伊从蒙特勒写了一封信，决定回家。

　　1928年春，马洛伊回到了匈牙利，并没有回家的兴奋感：作为一个“外乡人”在“欧洲”生活了十年，回到一个“全新”的匈牙利，他需要重新学习匈牙利语，重新理解“家乡黑话”。然而，马洛伊居然在国内一住就是二十年。曾经，他为了找寻自我，长时间离开家乡；如今，为了成为自己，他再度归来。

　　这确实是一个“全新的祖国”了，一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大匈牙利”四分五裂，马洛伊的家乡考绍也被划归给捷克斯洛伐克。马洛伊没有回到地理上的家乡，选择留在了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原来是两座城市，以多瑙河为界，布达在右岸，佩斯在左岸（1872年两座城市合并）。20年里，马洛伊在布达和佩斯之间穿梭，却一直与佩斯的城市气质格格不入，选择隐居在布达一个叫克里丝蒂娜的闭塞街区。

　　马洛伊为何不能融入佩斯？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一回国就成为国内大报《佩斯新闻报》的记者，很快就跻身于精英阶层。然而，这样的“精英阶层”让他感到厌倦——这已经不是他童年时代那个高贵而优雅的阶层，而是那个参加用富丽堂皇的宴会、打探个人隐私和财产秘闻的富豪聚会所组成的佩斯“社交晚会”的人群。马洛伊也曾试图接受这种佩斯的“摩登化”洗礼，但他发现佩斯的“精英们”过的是一种“刚刚启程就好高骛远”的生活，缺少“连巴黎杂货商都受到过的社交预科培训”，晚会后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打牌，谈论“新绯闻”。马洛伊感到，佩斯的“精英”已经变成一个东施效颦般的、粗鄙的阶层，他每次下午去佩斯办事总是用最快的速度，办完就坐出租车飞也似的逃回布达。

　　马洛伊不信任佩斯，相反，他怀着一种“天真的热情”孤独地隐居在古老而破败的布达，为自己营造一个“家的幻影”。布达有小城的宁静，树木葱茏，绿草茵茵，有烂白菜味，有年久失修的公寓，有简陋的小酒馆和东倒西歪的咖啡馆，这里的人很羞涩，却也不失旧世界里的人那种沉稳持重，马洛伊在这里能够畅快地呼吸。他从巴黎搬来快要散架的破家具，带回非洲的太师椅，运回自己的藏书，买了一盒卷烟纸和黑塞哥维那烟丝，在布达隐居了二十年。

　　这是作家的二十年黄金创作期。马洛伊安营在布达的克罗地亚花园对面一家破旧安静的咖啡馆里，以符合常人眼中“在咖啡馆里度过一生”的匈牙利作家身份，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优美的作品：1928年，他出版长篇小说《宝贝，我的初恋》；1930年，青春小说《反叛者》问世；1934年到1935年间，堪比《追忆逝水年华》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完成；1942年，情感深沉的代表作《烛烬》问世……马洛伊在布达的咖啡馆里，找到了一个作家的使命。他在这里享受着仿佛被人逐出边境的孤独生活，偶尔去佩斯观看一下“嘈杂混乱的首都”。

　　1934年，马洛伊的父亲去世。此时，德国纳粹主义日益嚣张，战争阴霾笼罩欧洲大陆。托马斯·曼于1930年发表著名的《德意志致词》，受到希特勒迫害。马洛伊也率先在匈牙利报纸上撰文谴责纳粹，遭到本国民粹主义者的憎恨。1935年，他与动身流亡的托马斯·曼在布达城堡会面，更坚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场。1939年，儿子克利斯托夫在出生几星期后不幸死于内出血。葬礼之后，马洛伊长达几个月沉默不语，写下诗歌《一个婴儿之死》。同年，二战爆发。

　　马洛伊愈发孤独。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匈牙利。三天之后，作家夫妇逃到了布达佩斯郊外避难。这一年，他没有写出新作品。1945年2月，马洛伊的公寓在空袭中被炸成废墟，六万册图书灰飞烟灭，在马洛伊心中，这象征着家乡文化的毁灭。

　　战后，有关当局请马洛伊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主席，他不仅拒绝了，还退出协会表示抗议。这一态度受到左翼政府的仇恨，又被社会主义者视为右派，遭到了双重排挤。1943年马洛伊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但作品依然被禁止出版。1948年，马洛伊决定再次离开故乡，此后，至死都没有再回去。

　　中年回归匈牙利，在象征衰落旧世界的布达和蓬勃却粗鄙的新世界佩斯之间，马洛伊选择了前者的生活。然而，一场战争却同时摧毁了两个世界。再一次，马洛伊不知该往何处。

晚年马洛伊在纽约。

　　老年漂

　　死在黎明之前

　　好吧，我在这里告一段落，

　　我就像一名惨白的战役幸存者，

　　语调沉重地说：

　　我想要记住，我想要沉默。

　　他再一次上路，走的时候就决定不再回来。

　　1948年8月31日，马洛伊夫妇离开匈牙利，走的时候很孤独，没有人到火车站送行。

　　他们先在瑞士逗留了几周，之后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1949年，马洛伊完成了《土地，土地……！》，这部回忆录讲述了他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年才正式出版（这本书被看做是《一个市民的自白》第四部）。马洛伊在《土地，土地……！》中写道：“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有甚者，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

　　1952年，马洛伊移居美国纽约。在美国的生活，终究是异乡人的生活。马洛伊曾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写过一首小诗《我这是在哪儿？》：

　　……这是怎样的民众啊！——能够忍受匆忙的脚步。

　　到底谁在照看可怜祖母的坟冢？

　　空气醉人。阳光明媚。

　　上帝啊！——我这是在哪儿？

　　他继续用母语写作。对他来说，作为母语的匈牙利语而不是讲这个语言的国家，才是他真正的祖国。同年，马洛伊在伦敦出版了流亡中写的第一部作品《和平的伊萨卡岛》，1954年发表的长诗《亡人的话》被誉为20世纪匈牙利诗歌的杰作。此时，马洛伊成为了一个独白者，对世界大声呐喊的背后，隐藏着他背井离乡的惆怅。

　　1957年，马洛伊夫妇加入了美国国籍，1967年移居意大利萨莱诺。70年代，匈牙利政府解禁了马洛伊的作品，还邀请作家回国。但马洛伊表示只要家乡还不自由，就决不返乡，甚至禁止自己的作品在匈牙利出版。1974年底，他们返回美国，在圣地亚哥度过晚年。

　　时间快进到80年代，此时的马洛伊垂垂老矣，挚爱之人陆续离他而去。1986年1月爱妻罗拉撒手人寰，1987年春天孝顺的养子雅诺士去世，马洛伊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越来越沉默。

　　1989年1月15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最后一行：“我等着死神的召唤，我并不着急，但也不耽搁。时间到了”；2月20日，他给好友、遗稿托管人沃罗什瓦利·伊什特万夫妇写下绝笔信；2月21日，马洛伊在圣地亚哥家中用一枚子弹结束了生命。由生到死，是流徙还是归去，马洛伊的一生都在行使着他的自由意志。

　　四十多年的流亡生活，马洛伊在日记中这样总结：“所有的一切都将失去，语言、家园、工作、青年……最后，我自由了。”

　　马洛伊离开的那个秋天，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苏军从匈牙利撤军。从1990年开始，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陆续出版，遗稿也陆续面世，新出版了至少有20多部著作，最重要的是《日记》全本、《一个市民的自白》全本和《我想要沉默》、《解放》，以及他的书信集和早年的小说集。

　　马洛伊死在黎明之前。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