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形象彼得·潘。
《文心雕虎全编》
作者：刘绪源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刘绪源
作家、儿童文学理论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历任《文汇月刊》编辑、《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著有小说《“阿戆”出海》，理论专著《解读周作人》《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长篇随笔《人生的滋味》《体面的人生》《苦茶与红烛》，以及书评书话集《隐秘的快乐》《冬夜小札》《桥畔杂记》等。2018年1月10日，刘绪源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67岁。
从1999年起，刘绪源在《中国儿童文学》杂志开设了一个书评专栏，取名为“文心雕虎”，转借刘勰的古典论文《文心雕龙》之题。十几年过去，刘绪源和他专栏中的文字共同成为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翻开这本书，就好像一位率真犀利，有极好悟性和强烈责任感的读书人正在不远处，向我们评说着他最关切和抱以期望的中国儿童文学。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与刘绪源继续深入探讨那些真诚的问题，只能从书里摘取几段虚拟的对谈，一窥刘绪源的批评风骨。
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太容易往往不是好事
新京报：现在很难读到真的敢指出缺点、提出非正面看法的批评文章了，但你总是很敢言，比如对杨红樱和她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等，你就表示自己不喜欢。
刘绪源：一时人们趋之若鹜的，未必就是好作品；艺术有自己的规律，有跨四海通古今什么权势也摇撼不了的内在的评判标准。有关这些作品畅销的事，我已从多种渠道听到或读到，许多出版社甚至批评界，已开始对此表现出“趋之若鹜”的倾向。按理说，这和我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讨论过的“顽童型”的母题，以及我过去一直提倡的“没意思”的作品，应该十分合拍，我理应十分喜爱这样的作品才是。然而，十分奇怪，我越是读她的书，就越是喜欢不起来。为检查我的艺术判断力，我把在题材上与此相近的作品找来对读，其中有意大利万巴的《捣蛋鬼日记》和瑞典的林格伦的《疯丫头马迪根》。比一比，我马上发现了原因所在。关键，还在于作品的文学性，或者说，在于其审美内涵的多寡或高下。
杨红樱的笔下只有故事，那种编得很匆忙的调皮捣蛋的故事。除了调皮捣蛋，没有如《捣蛋鬼日记》中那样极丰富的弦外之音，也没有任何堪称精致的谋篇布局，当然更无从要求林格伦式的溢满着童心的那种美妙享受了。至于人物，“马小跳”与五·三班的“肥猫”他们就没有多少区别，总之就是调皮，是一种单一的模糊的影子，即使字数累积到几十万，也仍然没能写出清晰、真实、多层次的“这一个”来。
新京报：对沈石溪的动物小说，你也做过很多分析，认为他的作品和西顿的动物小说不属于同一类型，不能归在“自然”母题之下。那他的小说应该算作怎样的作品呢？
刘绪源：沈石溪的小说继承了很多中国传统，有些“继承”已趋淡化，但痕迹仍在。这其中，我以为，主要有两个传统。一是革命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导致小说突出政治、道德、教化的作用。在他之前，就有不少以动物为题材的创作，多有童话的倾向，其中的动物更接近于人，有人的道德的附会，动物间的冲突也是人的思想与道德的冲突的幻化。当时存在的是一种时代局限，并非沈石溪一人，甚至也并非儿童文学界才有此局限。以后沈石溪的创作越来越好，突破了这类局限，但以动物的非凡行为感染人的动机，似乎一直保留到现在。
二是通俗文学传统。中国是一个通俗文学大国，它的极致，是武侠小说。这一类作品可以不顾人的生理局限，甚至可让人飞檐走壁，千里之外取人首级。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大都有很强的故事性，这些故事多以动物的传奇遭遇，非凡的能力和毅力，在逆境中的英勇或感人行为而取胜。如以严格的动物科学来衡量，它们有时是不合动物行为规律的。但在文学中，这应该是允许的。只是，像沈石溪这类作品，就放不进“自然的母题”中去了，因为它追求的是尽可能动人的故事，而不是对动物的自然、真实、深刻的表现。
新京报：你觉得两种不同的动物小说，给孩子们的阅读体验会有怎样的区别？
刘绪源：我固执地以为，有两种作品，是不仅需要内心的真，同时也离不开外在的真，也就是必须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摹写出来才成的。其一是写残疾人的奋斗故事，其二就是动物小说。这也许是我在题材和样式问题上的两大偏见。
一般读者对于绝大多数动物，都是比较陌生的，儿童读者尤其如此。正因为陌生，而又有兴趣，所以他们特别爱读动物小说。如果我们利用了这一点，就信手胡编一些奇奇怪怪的物种，用它们拼凑一些血腥的或缠绵的故事，却又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这就是狼，这就是狐狸，这就是骆驼……即便能拿到很多稿费，我不知道这些作家深夜扪心，会不会有一点心虚或惭愧的感觉？因为这实在比写人要容易得多，正好比“画鬼容易画人难”。而在文学创作中，太容易则往往不是好事。
儿童文学的创作“技巧”在于对审美规律的尊重
新京报：一般看来，成年人读者有各种各样的细分，但少儿读者应该是最具普遍性和相似性的，很难说有“大众”和“小众”的区别，所以我有一点意外，你会在儿童文学的范畴内强调“纯文学”，你怎样看待纯文学与儿童的关系？
刘绪源：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如果要极简单而又直截了当地回答，那么我想说，后者的追求是“好看”，而前者的追求是“好”。“好”并不是不要“好看”，更不是要弄得“不好看”。但“好”的标准无疑要高得多，“好看”充其量只是“好”的一方面吧。相比之下，作为“通俗文学”，个人性的东西可能少一些，而复制性的东西（如略感雷同而又容易叫好的故事套路）就不免多一些。
儿童总是渐渐向着成人走去的，他们不会在某一时刻突然变成成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相互间的差异，那种由审美经验多寡带来的趣味上的细小区别，就会开始出现，虽然我们未必能发现它。所以，我觉得，在儿童文学中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仍然可以成立。只是，即使是“纯文学”，也应切记这是为儿童的。
新京报：“好”并不是不要“好看”，你也多次提到过《哈利·波特》，在你看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兼具“好”与“好看”的例子吗？
刘绪源：是的，这二者的最佳结合，正应该是我们“心向往之”的,如要举一个结合得好的例子，我会毫不犹豫地举《哈利·波特》。对它的商业上的成功已不存在任何争议。但随着这种成功，随着数以亿计的读者群的持续狂热，也随着它自第二部到第四部所包含的强烈的情节性，纯文学界的批评开始多起来了，觉得它不过是一部通俗的、以离奇故事吸引人的魔幻小说。
其实，J.K.罗琳尽管有着非凡的想象力，但编织故事情节实在还不是她的特长。其长处恰恰在于描绘充满人情味的学校生活和少年成长中的心理变化，并以人物性格的鲜明丰富吸引读者。但同时，它又有着极为深邃的欧洲文化的底蕴，这使它犹如一座挖不尽的迷宫，经得起反复阅读和探讨。
我们对那短短的题为“十九年后”的尾声中的几段文字略作解剖……复杂强烈的情感变化在急骤的情节发展中，始终隐而不露，所以，读到最后这几句平常的话时，读者的心灵收到了旋风般的冲击。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是不以廉价的渲染强使读者感动而让审美激情在读者心中自然生成，所以这时越是不动声色，读者的感动就越是内在而久远。我以为，这正是纯文学的高妙之处。此类描写在书中比比皆是。我想这不应只视作“技巧”，这是对读者阅读品位的信任，是对审美规律的臣服和尊重，这也正是作品“品位”的标志。
（文中刘绪源的所有回答，皆来自其评论集《文心雕虎全编》）
整理/新京报记者 李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