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斯坦贝克，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认为自己长得丑。
长脸、大鼻，眉毛浓，两只耳朵大如蒲扇——晚年每次出席公共活动，他必打扮一番。不过在他看来，这也终是无济于事。这种有自我否定倾向的心理，也延伸到他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总的来说，斯坦贝克并不认为自己的书有哪一部是好的，尽管他在写《愤怒的葡萄》时预感这将是部“大作”，但写完后不久便陷入焦灼。否定自我，继而挣扎其间，可说是斯坦贝克的人生常态。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美国小说家，擅长以富有同情心的幽默和敏锐的现实观察描写困苦生活。1940年，其小说《愤怒的葡萄》获得国家图书奖与普利策奖。196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但在他人眼中，斯坦贝克在写作中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评价斯坦贝克时说，“斯坦贝克从日常生活琐事和当下局势中获得灵感。他从不‘虚构’故事，而是‘发现’故事。”就斯坦贝克最重要的那部分写作来说，他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且对自己身处的社会现实极为关注。他用文学触碰现实，且越深越好。而美国彼时的现实对作家来说甚至是幸运的。经济大萧条时的现实提供了形形色色的故事，而这些具有“人类生存困境”寓言意味的故事，足以牵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的思考。
斯坦贝克长期过着贫困生活，对穷苦人的生活非常了解，因此，无论是从人生经历还是情感上说，他写这些人顺理成章。他带着同情的目光看向他们，就像看向自己，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贫困带来的灾难，但同时也看到面临灾难时人们的勇敢、乐观、爱的能力，以及自我救赎。
正因其现实性，斯坦贝克的作品受到大量读者的喜爱。但评论家有时却不太买他的账，他们的批评让斯坦贝克常常陷入焦虑。焦虑过后，斯坦贝克能做的，就是继续握笔写作，他说：这支笔是我的延伸，握住它……我不会困惑，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夸夸其谈的丑陋庸人。
到今天，斯坦贝克的作品一直不断被译介出版。本周书评周刊专题报道，为大家呈现了斯坦贝克的写作人生。年轻时，斯坦贝克凭“天性中不安分的冒险精神”，兜里除作家梦外几乎别无他物，只身去到纽约，过上贫困却带浪漫色彩的生活。那时他一心谋求出版，新书终于出版后，他又开始怀疑自己缺乏当作家的才能。犹豫的折磨中，他能做的就是迅速提起笔，进入下一部作品，如此循环往复。
待在任何地方都比家里好
1902年的美国洋溢着一派乐观氛围。这年2月27日，斯坦贝克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市一栋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父亲约翰·恩斯特是家面粉厂经理，对儿子相当冷漠；母亲奥莉芙是名教师，知书达理又自命不凡，对儿子则过于关心。
1910年，面粉厂倒闭，一家的生计岌岌可危。这时，萨利纳斯的其他居民伸出援手，帮他们渡过难关。这一互助情形，不免使人想到《愤怒的葡萄》中的思想：在困苦中，人类只要相互扶持，便能生存下去。这一点大概也影响到小斯坦贝克，并成为他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他的多部作品都涉及穷人。而且斯坦贝克始终以“穷苦人”自居。前三十多年他也确实穷苦，但成名后他的思想并未随之改变。
奥莉芙过于关心儿子，时常有严苛的训斥。她时常“对斯坦贝克感到绝望”，想让儿子得到更多，结果却相反。这对生性羞怯、笨手笨脚的斯坦贝克来说是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让斯坦贝克童年时期读了不少书，显出写作的天分，但也让他厌恶，一旦得到可以逃脱母亲控制的机会，便脱身而去。将上大学时斯坦贝克说：“在我看来，到哪儿上大学无关紧要，待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比待在家里好。”
斯坦贝克
一个想烧掉小说的作者
1919年的秋天，斯坦贝克到斯坦福大学报到。刚入学时，斯坦贝克长期泡在图书馆，不顾学业；人际关系上，他那由于自卑、羞涩而局促的模样，被他掩饰为盛气凌人的姿态，不怎么受人待见。到了夏天，父亲给他找到一份临时工作，随勘测队去山里干活。之后他还当过维修工、百货商场营业员，去过几个农场，疏浚过运河。那是一战刚结束的几年，美国失业人口剧增，想寻一份临时工作并不容易，这些工作也让斯坦贝克吃尽了苦头，但这并非最重要的。
这期间遇到了各色穷人，他缠着他们讲的故事，也许才是那段生活的核心。他记下故事，经过一段涂涂写写的时光，最终把这些故事变成了小说，早期的《天堂牧场》《河谷》《煎饼坪》《罐头厂街》里的农场工人、墨西哥人大部分都以当时他结识的人为原型。有人回忆说“斯坦贝克总说自己不擅长编故事”，如果这话并非仅仅出于谦逊或自卑，那他的上述经历无疑对创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在有意无意间，把生活见闻靠向自己早就定好的志业。
斯坦贝克
大学读了六年，时常辍学打工，斯坦贝克没拿到任何一个学位。离开大学后，他的目标反而明确起来：去纽约，成为作家，飞黄腾达。为了凑去纽约的路费，斯坦贝克去落叶湖打了一阵工，等到了梦想之地，没想到更苦。“我讨厌纽约，因为生活很艰辛。”
他先到建筑公司工作，具体要做的是用独轮车推运水泥，每天15到18个小时。回到住处，他拿着铅笔试图写点什么，但已毫无力气。随后斯坦贝克去《美国人日报》当了记者。这是他尊重的职业，获诺奖后他还当过多家报纸的记者，但这时候，他的稿子糟糕，对待工作也不认真，于是被辞退。这让斯坦贝克感到高兴，因为他终于有时间把酝酿已久的故事试着写下来，后来这故事成为处女作《金杯》。不过，从开始写到出版，这段路程还是颇为艰辛。
他为生存四下找工作，回家后被母亲斥为“好吃懒做，没有人生方向”；结识了后来成为其第一任妻子的卡罗尔，却不会与她打交道。这一切都让他苦闷，开始酗酒。1929年，《金杯》辗转几家出版社后出版，几乎毫无反响。书的质量确实也平平，斯坦贝克不无烧掉的念头。
出版处女作是件重要的事，但更重要的事发生在不久之后，他和卡罗尔结了婚。卡罗尔拥有强烈的社会良知，而“她在那个时代就是斯坦贝克的良知，或者说她唤醒了斯坦贝克的良知。”更不用说在后来的漫长日子里，一直是她帮助斯坦贝克誊清手稿、洗衣做饭。那时候，斯坦贝克决心每年出一本书，一贫如洗却整日握笔不放，一写就是七八个小时。生活越艰辛，两人的关系越紧密。反而是斯坦贝克成名之后，卡罗尔有些失落，有些嫉妒，加上之前被迫流产，两人最终离婚。
1934年，斯坦贝克写了《煎饼坪》，遭到出版社拒绝。同一年，他头一次看到从俄克拉荷马州来加州的贫苦移民，这一景象他后来还会见到，他还会花费大力气写出来，成为代表作《愤怒的葡萄》。也是这一年，其短篇小说《谋杀》获欧·亨利奖。
1935年5月，父亲去世5天后（此前一年，母亲去世），《煎饼坪》终于出版，大卖，11月，派拉蒙电影公司以4000美元买下该书电影版权，斯坦贝克迎来人生转折点。原来让人胆战心惊的未来，即刻变了样。
《煎饼坪》，约翰·斯坦贝克 著，万晓艳 译，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3月
斯坦贝克接下来的书，大部分都受到美国读者的关注，有的销量极为惊人，却不怎么受评论家待见。即便获得诺奖后，很多美国评论家和媒体甚至质疑瑞典文学院对美国本土作品的了解程度和审美眼光，《纽约时报》刊登文章的题目是“三十年代的过气作家也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也附和《纽约时报》。这让本就有自我否定倾向的斯坦贝克感到极度焦虑。但无论如何，斯坦贝克变得富有，曾经衣锦还乡的梦想成了真，但他又认为“贫穷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创造力”，“需要把自己当穷人看待”。
只要写东西就非常高兴
1936年8月，《旧金山新闻》恳请成名的斯坦贝克为报社报道新闻，斯坦贝克欣然接受。也正是借此机会，斯坦贝克深入了解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流民的生存现状，结识了救助站管理员汤姆·柯林斯，为他提供了大量资料，后来《愤怒的葡萄》的扉页上还写着：献给汤姆——他经历了书中的生活。
1937年，“在一片争议声中”，戏剧式小说《人鼠之间》出版。穷白人、怀揣希望、希望的破碎，这些内容在那一时期很符合普通读者的心境，新书两周内就卖出11.7万册，改编成戏剧后也非常成功，好莱坞巨星卓别林还亲自到访，这让斯坦贝克感到惊愕。1939年，《愤怒的葡萄》出版，获得普利策奖，《北美人评论》称：“凭借这部小说，斯坦贝克得以迅速和霍桑、梅尔维尔……平起平坐。”不过，与之前和之后的作品一样，受到的指责也不在少数。斯坦贝克回忆说，有几位影响很大的批评家“像疯子一样猛烈批评我……这些批评让我很伤心。”尽管如此，斯坦贝克作品的销量依然居高不下，读者的认可多少缓和了他的心情。当时的青年作家索尔·贝娄（1976年诺奖得主）也极力推崇斯坦贝克的作品。
《人鼠之间》舞台剧剧照
1943年，受到好莱坞青睐的斯坦贝克，和一心想闯进好莱坞的年轻歌女格温结婚，婚姻不久便破裂。刚结婚，斯坦贝克便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邀请，去二战前线做战地记者。回来后斯坦贝克着手电影剧本创作，并不顺利，写了比《愤怒的葡萄》还要厚的《伊甸之东》，批评家再次不买账。重重压力汇集一处，1953年10月，斯坦贝克病倒。其第三任妻子伊莱恩说：“很明显这场病就是后来夺走他生命的罪魁祸首……”斯坦贝克开始有抑郁倾向，小中风时常让他的手握不住铅笔，但“只要埋头写东西，他就非常高兴。一旦没东西可写，他就变得十分忧郁。”
1960年，斯坦贝克对美国的物质主义和道德败坏深感不满，开始写《烦恼的冬天》，成为他的最后一部小说。1962年的诺奖颁奖词中说：“在这部作品中，他达到了《愤怒的葡萄》树立的同样标准。”在获奖感言中，斯坦贝克则说：“文学的传播，不是靠着评论界苍白贫乏的说教者……”斯坦贝克继续着多年来和批评家们的较量。
1966年12月，64岁的斯坦贝克前往越南作报道，3个月写了52篇文章——临去世前两年，他还在握着笔。1968年12月20日，斯坦贝克因病去世。去世当天他终于可以抛下那些赞美和争议——他问妻子伊莱恩：“你觉得我们结婚20年来，哪一段时光让我们最快乐？”
作者：张进
编辑：宫照华 榕小崧、李永博；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