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马瑾倩)离婚的第四年,35岁的顾伟已经接受了近十家媒体的采访,每次他都会被提及离婚前最后那次家暴。妻子发出从未有过的低吼,恐惧的眼神,颤抖的身体,以及此后隐约的不时头痛。

 

法院判决离婚,顾伟猛然认识到自己暴力行为带来的严重问题,此后申请成为白丝带志愿者,致力于制止家庭暴力的志愿服务活动。离婚四年,他不考虑寻求新的感情,“害怕反复,如今的我连一只蚂蚁也不敢伤害。”


顾伟,因家暴离婚,后成为白丝带志愿者,致力于制止家暴的志愿服务活动。受访者供图


“办完婚宴,觉得她就是我的附属品”

 

2014年5月,顾伟收到了当地法院寄来的传票,妻子要起诉离婚。就在一个月前凌晨四点多,顾伟对妻子实施了对任何人都未实施过的暴力。“我死死捏紧拳头,像铁锤一样。”连续快速捶打一分多钟后,岳母赶来,两岁的儿子在隔壁房间哭醒,岳母离开,顾伟又持续了十几秒的暴力。

 

“此后连续两年,我手掌攥紧后击打的地方还是会痛,宝宝妈妈说自己会不时头疼。”

 

引发这次凌晨家暴的原因,是白天一场亲戚的婚宴,“结束后,她说我宴席上不照顾她和宝宝,还用很蔑视的眼神看她。” 凌晨顾伟被起床上厕所的妻子不经意地踢了一脚,他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瞬间爆发。这是对妻子的最后一次施暴,却并不是第一次暴力行为。

 

妻子怀孕后,顾伟成了部门领导,也难免招来老同事的冷嘲热讽和不配合,在职场的竞争压力逐渐增加。回到家中,妻子与母亲婆媳关系日渐恶化,“带着工作上的烦恼回家,结果家里还有一堆麻烦。”顾伟说,那时候一旦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他的情绪就不可控制,会发泄给妻子。

 

在顾伟的自述中,更早前就发生了对母亲的暴力行为。2000年,顾伟辍学开始工作,半年时间换了六七份工作,引来母亲不断的质疑。“她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不停地指责,我只想让她赶紧闭嘴。”顾伟握起拳头打向了母亲,此后每年几乎都会发生三到四次对母亲的暴力行为。

 

针对打母亲一事,家里亲戚出面,把顾伟训斥了一番,舅舅甚至打了他一耳光,“我不服气,为什么别的男人可以打女人,而我就不可以呢?。”在顾伟的记忆里,男人是家庭的掌权者,女人只有服从。如果反抗,就可以用暴力让她屈服。


2011年在自己结婚的喜宴上,顾伟就感受到了自己对妻子的变化,“不知道为什么,从宴请完亲戚后,觉得她就像我的一个附属品,我可以任意使唤了。”

 

没有惩戒,就不会有停止

 

“家暴只有0次和N次”,许多预防家庭暴力组织都会提及。但事实是,第一次家暴的发生并不会马上引起受害者的警觉。

 

2011年夏天,顾伟和怀孕三个多月的妻子躺在床上看电视,妻子提到亲戚家有男性将工资卡交给媳妇管的事情,希望顾伟也照样做。顾伟拒绝了一句再没说话,妻子在一旁继续叙述理由。突然不耐烦的顾伟一脚踹到妻子小腿上,第二天小腿便出现了淤青。“宝宝妈妈愣住了,什么话都没说,她终于闭嘴,我的目的达到了,就没有再理她。”

 

妻子似乎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没有要求道歉,只是第二天对顾伟说,要是再打她就告诉父母或找妇女主任。“听她说找妇联,当时觉得很可笑。”

 

暴力没有因为这次不痛不痒的警告而结束,从此开始,持续三年时间的家庭暴力不曾间断,最频繁的时候,每个星期都会发生。

 

“感觉自己像魔鬼,被情绪牵引。”2013年,延续两年多的施暴行为,让顾伟更加疯狂。“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甚至扇自己耳光”,顾伟说,那段时间的自己,一分钟前打完妻子,三十秒后,就给妻子跪下道歉。

 

在顾伟的记忆里,吵架的原因都是些琐碎、不值一提的小事,自己曾经在跟妻子吵架时及时找到岳母,岳母只指责,“你们俩真是太闲了”,当晚,顾伟又打了妻子。

 

根据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统计数据,近90%的家暴受害者为妇女,平均每7.4 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家暴,但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报警。世卫组织2017年的数据显示,全球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身体或性暴力,仅有不到10%的女性报过警。

 

改变从一通电话开始

 

妻子没有报警,分居一个月后,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收到法院传票的那一刻,顾伟意识到事情已不在他的掌控之内了。他开始从网络上查找资料,“为什么自己会对最亲密的人实施暴力,我想要寻找根源。”

 

一次偶然的机会,顾伟看到电视里播放名为《中国反家暴纪事》的纪录片,影片中有一部分长期忍受家暴的女性,最终选择以暴制暴,杀死丈夫,最终入狱。“或许,目前选择离婚,是对我们双方都好的方式。”看着纪录片中那些遭受家暴的女性真实陈述,顾伟第一次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苦。

 

据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妇女基金会统计,约有30%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全国共有40152万户家庭、平均每户3.1人计算,顾伟是1.2亿施暴者中的一个。

 

彼时,反家暴法还未施行,四年的家暴,前妻只是在家休养或回娘家,从未去医院就诊,更没有留下受伤的诊断证据,即便是最后一次家暴的严重程度使她长时间出现头痛头晕,也只是在家休息了几天。

 

“如果反家暴法实施了,又有及时的诊断证明,孩子就可能不是判给我来抚养了。”

 

通过这部纪录片,顾伟了解到“白丝带终止男性性别暴力公益热线”,于是致电寻求帮助。“我只想让她闭嘴”。电话那端接听的人问,“她是个人,没有说话的权利吗?”顾伟哑口无言。

 

热线接听者向顾伟提出三个建议,寻找自己的情绪爆炸点、培养有益的兴趣爱好以及持续接受心理面询。顾伟消除了顾虑。对方并没有简单指责,把他当成“坏人”,而是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此后,每周二下午,顾伟都会打通热线,每次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白丝带终止性别暴力男性热线(4000110391)”是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方刚在2010年成立,到今年刚好十年。十年间,接听来电超6000次,其中男性咨询者占到15%左右。

 

因400电话的严格管理,目前白丝带热线只有5人接听,皆为具有专业认证的资深心理咨询师。基于热线电话的伦理要求,咨询师不能留下对方的姓名电话,更不能回拨号码。

 

咨询师会根据来电者情况给予指导和建议。针对受暴者,热线会分析暴力危险度、接纳情绪体验、评估暴力等级、提供法律知识信息、疗愈心理创伤、制定安全计划,为如何应对暴力提供多元选项。

 

针对施暴者,热线会首先赞赏对方的求助行为,肯定求助者摆脱暴力行为的愿望,而后帮助施暴者“去权”,认识到法律威慑性,帮助其分析当前暴力和婚姻状况,指导其一步步放弃暴力。

 

害怕反复“连一只蚂蚁都不敢伤害”

 

2015年9月,法院二审判决顾伟与妻子离婚。不久,他申请加入到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中,成为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志愿者。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同样由方刚发起,2013年在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下进行活动。白丝带志愿者提倡“承诺不使用性别暴力,面对性别暴力不沉默”,作出承诺者都可成为志愿者,目前全国登记志愿者4000余人。

 

由于只是一个项目而非社会组织,全国各地的白丝带志愿者活动并没有经费支持。方刚曾组织施暴者团体辅导小组活动,这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成熟有效的帮助施暴者的方式。顾伟想参加,但一次完整的团辅至少20次,每周一次,这意味着顾伟要从老家往返北京至少20次,即使时间上能安排,路费也要近两万元。

 

每个志愿者都有自己的职业,就顾伟从事志愿者的角度,除了志愿服务工作与自己的本职工作高度吻合,例如心理咨询师、律师等,一般活跃的志愿者也只能持续一两年。

 

顾伟算个例外,已经做了近四年志愿者。平时他会在当地心理协会的组织下,到学校、社区进行预防暴力宣传,有媒体发出采访要求,他也会同意。“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约束和监督”。 作为一名暴力习得者,从小家庭环境的熏染让他明白:改心换面,并不那么简单。只有持续接受行为辅导与心理矫治,暴力行为才有可能被改变。

 

“离婚到现在也有4年时间,但我一直不敢再找另一半。”顾伟说,担心自己没有彻底改好,会再次给对方带来伤害。“连只蚂蚁都不敢伤害,这是真的,怕开了这个口又收不住。”

 

如今顾伟的儿子已经8岁,担心孩子曾目睹过暴力冲突场面受到影响,他会坦诚地告诉孩子,爸爸伤害了妈妈,妈妈选择离开是对的。他也会带孩子参加一些行为习惯及心理成长建设的社教班,为的是避免孩子将来产生跟自己一样的暴力行为。


方刚介绍,家暴的重点其实在于预防,明年他研究的性教育相关课题将出版13本绘本,其中3本与家暴话题相关,要从孩子便开始抓家庭暴力的预防。

 

家庭暴力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改变?方刚认为,家暴的根源是权力和控制,通过控制彰显权力,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是家暴根源,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为施暴者“去权”和为受暴者“增权”,颠覆原有权力关系。

 

施暴者个人的改变,依赖本人强烈改变愿望,以及有专业心理辅导支撑,两者缺一不可。方刚相信,仍有可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系统而漫长的工程,或许需要几百年,是我们现在这些工作者看不到那一天的漫长工作。”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编辑 陈思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