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的评审书目——《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来自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

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又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在这本作者历经十年完成的重要作品中，着重探讨了这些问题。本书无论从内容、观点还是装帧上讲，都能启发当下历史思想类作品读者的思考，同时因其观点独特，也容易引发更多人思考女性的地位与平等问题。如果你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感兴趣，欢迎报名此次阅读评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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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ry of Books

评审团

本期书目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作者: [日] 上野千鹤子

译者: 邹韵 / 薛梅

版本: 绿林社｜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

上野千鹤子（うえの　ちづこ），1948年于日本富山县出生。1977年，获得京都大学大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担任WAN（women’s action network）理事长、立命馆大学特聘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代表作《性感女孩的研究》、《近代家庭的成立与消亡》、《民族主义与性别》、《差异的政治学》、《持续的思想》、《一个人的老后》、《不惑之年的女权主义》、《看护社会学》等。其于2019年4月在东京大学做的硬核开学祝辞引起广泛反响，在中国也有不少支持者。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又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

本书是作者历经十年完成的重要作品，是其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接近尾声，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酷儿理论兴起之初，对女权主义各个派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再次思考。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市场”和“父权制”支配的“家庭形态双重控制下，以无偿的女性劳务等为中心，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就如何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本书尽管论述的是日本女性的地位问题，但其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下中国的国情。因而对于任何思考女性地位与男女平等问题的人都有着莫大的启发。

它为何吸引人？

本书不同于以往女权主义作品之处在于，它考察的是女性在作为妻子、母亲以及职场员工时，是如何被资本主义体系以及父权制合谋压迫的。这对当下中国的女性有重要的启发性。

中国的女性地位普遍高于日本女性，然而根据作者的观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结构是深入任何被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社会的骨髓的。所以中国女性也可以借本书反思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同时，本书的颠覆性观点具有激烈的挑战性与争议性，能够给人极大的思想启发，也能引起巨大的争论，因而有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抢先读 （节选）

性（sexuality）的占有

女权主义最初开始关注的焦点就是作为“生育的性”的女性以及她们所作为再生产者的角色。性、母性以及堕胎的权利常常是女权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

性之于女权主义如同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样。［Mackinnon，1982：1］但这不意味着像费尔斯通这样的“生物学主义”。这是因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性之于女权主义就是被社会建构的事物”。麦金农（Catherine A. Mackinnon）继续说道：

正如阶级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的劳动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即劳动者），性（sex）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即女性）的性（sexuality）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异性恋制度就是其机制，其凝结的形态是社会性别和家庭，其特性是在特定人群中所产生的性别分工，其结果是再生产，控制管理就是其课题。

与其将父权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占有”，倒不如将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的性（sexuality）的占有”，这样的定义更像是女权主义的论题。但是这样一来，性的问题就架构在没有解析性统治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便转向意识形态、精神分析等“上层建筑”上了。性的占有，不只是社会意识（“心态”）的问题，也同样是拥有物质基础的制度性问题。

正如麦金农所言，将“女性”定义为社会性存在并不意味着生产中的阶级关系。异性恋（heterosexuality）制度在两种性别（gender）的划分中是基于与“男”性的关系上给予了对于“女”性的定义。其第一要义首先是“生育的性”——再生产者。女性之所以为被压迫者并不仅仅是因为女性是再生产者，还因为她们与自身所进行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结果的再生产物（reproducts，此词语是对应生产物一词而来的，用再生产物一词来表示）——孩子所分离而来。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父权（patriarch）所占有。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如果将生产关系中的阶级概念引用到再生产中来，我们可以称男性是再生产统治阶级，而女性是再生产被统治阶级 。女性虽然持有叫作“子宫”的这一再生产手段，但是子宫从肉体上属于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完全不意味着女性“所有”子宫。父权制的企图一直都在试图支配并控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子宫。再生产统治阶级试图让女性始终对自己的身体保持无知，并将其身体的管理委托于男性，将避孕和生育的自我决定权从女性手中夺走。

遗憾的是，在现代生殖技术范围里子宫仍无法从女性的身体剥离，但我们能想象得到，人工子宫如果能实现的话，那么其管理和运用的权利将会落在男性手中。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不是不孕不育女性的福音，反而是父权制的乌托邦，也就是说，这下终于可以不再依靠女性这种可憎的动物，就能全权掌控再生产了。

如今，在像代孕妈妈（surrogate mother）这类利用子宫而获取金钱的买卖交易中，买方总为男性，卖方总为女性。“货币”这种资源代替了“爱”，决定了子宫和再生产物的所有权会落于谁的手中。“货币”这种资源在当下是社会权力资源，所以其分配（规则）基于性产生的差异。在这种差异下，可以说父权制的痕迹被“爱”美化并抹去，更直截了当地表现为用货币语言表示的再生产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如1987年美国的代孕妈妈拒绝将孩子交给委托人的“Baby-M事件”所揭示的一样，反而是“爱”的语言掩盖了再生产关系中阶级式的统治关系这一现实。

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婚姻虽然是两个亲属集团之间的契约，但其中一直都有围绕孩子归属问题的政治性争执。比如如果聘金未支付完的话，有的女方亲属会在对方付完聘金前拒绝把孩子交付给男方。如此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婚姻契约不仅仅是丈夫与妻子的性关系的契约，还是由这一性关系衍生出的结果， 即围绕孩子归属问题的契约。

在前近代式的婚姻中，妻子被视为创造嫡子的道具（“借胎生子”）。在这样的制度下，离婚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将孩子放在婆家随即离去。许多女性由于不想与孩子分离而对离婚望而却步。但即便是那时候，与母亲分开的孩子也并不是由父亲抚养，而是由男方亲属圈中的祖母从事这一再生产劳动。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是由母亲抚养还是由祖母抚养，孩子都属于男方这个事实。在像中国、韩国这样实施夫妻不同姓制的国家里，孩子属于男方也更是一目了然。孩子冠父姓意味着把母亲标记为外人。

二战后这种情况有了极大的转变。现在夫妻离婚之际孩子有八成以上被归为女方。这与伴随着家庭的核心化，丈夫失去了代替妻子行使女性劳动的人（祖母）的事实有关。离婚不再意味着失去孩子，这使得女性下定决心离婚变得相对容易。而这样的事实却很少被提及。但是多数单亲母子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下也是事实。从数据得知，离异男方所协议承担的抚养费不仅极低，而且很多父亲经常拖欠抚养费，随后甚至渐渐停止支付抚养费。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女性会将男方告上法庭。

许多女性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中一边负担全部再生产费用，一边还得兼顾养育孩子，对她们而言，还能说她们从父权制下“夺回”了孩子吗？等待她们孩子的不再是个别的压迫性父权，而是转化成为制度性的父权。据哈特曼所言，“性统治（gender hierarchy）的再生产”发生于“教会、学校、运动俱乐部、工会、军队、工厂、事务所、保健中心、媒体等灌输父权制态度并且将女性地位压低的场所，而且这些都是起助推作用的家庭外部场所”如此一来，会有诸如以下让Gender hierarchy的日文一般译为“性階層制度”（“性阶级制度”），这里取更为简洁的译法“性統治”（“性统治”）。

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出现。在离异后母子相依为命的家庭里，即便母亲是女权主义者，她还是会被五岁的儿子反驳道：“你只不过是个女人而已!”只要女性和孩子处于父权制社会之中，即便取消个体婚姻，那些试图将孩子从性统治的污染中隔离的各种尝试也会无济于事。

再生产不仅意味着从受孕到生育为止的生物学过程，还包括把生下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全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通过这一过程，为了培养适合父权制的下一代而动员女性自发的献身，这与父权制的成功息息相关。家庭就是这种父权制再生产关系。通过家庭，父权制再生产关系本身也毫无疑问地由女性再生产了出来。

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再论父权制

在家庭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重新回到父权制的定义。

“父权制”从词源上来看是“父亲的统治”（rule of fathers）。家庭是（亲属集团也同样）“依照性与年龄的不同而使权威和资源分配不均的决策因素”，而不是与神话相悖的、以较为宽容的“普遍互助性”为方针的“爱的共同体”。这种“父亲的统治”中包括“由性进行的统治”和“由世代进行的统治”这两个方面。家长（丈夫）同时占有“妻子的劳动”和“母亲的劳动”。

如果依照麦金农将“劳动”的概念替换为“性”（sexuality）的做法的话，这里就出现了两种异化，即“（丈夫）对妻子的性的占有”和“对母亲的性的占有”。由于性的概念不仅仅是婚姻中的床笫之事，所以尽管

南希·霍多罗夫依据弗洛伊德的图示精彩地论述了在俄狄浦斯家庭中是如何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机制的。婚姻中丈夫实施性行为的权利以及夫妻间发生的强奸是一大问题，但同时把女性的性仅仅封闭在其“身为母亲”的身份中，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压迫。一直以来，女性正是因为“身为母亲”，她们的性（sexuality）才被剥夺了。

特别是这二十年来，在家庭与资本主义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带来这种变化的，不是源于女性“作为妻子的角色”的转变，而是由于其“作为母亲的角色”的转变。不仅如此，“妻子的角色”在工业化初期基本上已经不再重要。而相对地，正如安娜·戴文在《帝国主义与母性》一书中指出的，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实践上，“作为母亲”所背负的责任已变得无可替代了。这也就是说，男性不再承担作为再生产者的责任，而女性作为再生产者的责任变得越发重要了。“孩子的生死大权都完全取决于母亲（的责任）”，这种意识形态甚至包括孩子的死亡率、营养状况和卫生条件。不久，弗洛伊德主义又将孩子的精神卫生这一重担加给了母亲，母亲的责任变得更加全面且无法推卸了。

但是近来，一直以来将女性束缚于母性之中的意识形态完全失去了其力量，而且另一方面，女性在向劳动市场迅速涌入，这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孩子的数量明显减少；第二，孩子的（特别是第二次）社会化时期延长了，并且这一过程所需要的成本显著增加。

“再生产的政治”（reproductive politics），即在什么时候生，生下怎样的、多少数量的孩子，以及这一切由谁来决定、怎样决定，这些始终都是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生与不生是女性的自由”（reproductive freedom），这虽然是女性在夺回自身的性之时所使用的重要标语，但即便女性获得了自由意志下的生殖决定权，这真的能说就是获得了“生殖自由”吗？“自由意志的决定”背后有怎样直接、间接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呢？孩子的数量由什么决定呢（fertility decisions）？这是接下来出现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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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董牧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