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何安安

 

提起俄罗斯(含苏联时期)儿童文学,你会想到什么?在上世纪初期直到60年代,俄苏文学曾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1949年至1966年间,俄苏文学更是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影响最大的外国文学。之于儿童文学也是如此。普希金、托尔斯泰、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普里什文、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俄语文学巨匠,都曾经或评论、或翻译、或创作,为孩子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但近二三十年来,俄罗斯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却远远落后于欧美儿童文学,特别是近些年来的新作,在国内往往难觅踪影。是俄罗斯儿童文学创作水平下降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儿童文学专家、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生导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表示:“从总体上看,俄罗斯(含苏联时期)的儿童文学堪称世界一流水准,并且拥有自身优良的传统。”

 

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的我们,疏忽了对俄罗斯儿童文学的关注?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俄罗斯儿童文学在中国又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近日,2020BIBF系列活动之一,“森林中的火炬——俄罗斯儿童文学的价值”主题研讨会在线上举行。朱自强与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俄罗斯文艺》杂志主编夏忠宪,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俄语教师、“俄罗斯金质童书”系列译者李江华,儿童文学作家、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以及接力出版社编审委员专栏作者黄集伟,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语文教研员吴琳共同围绕着俄罗斯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俄罗斯儿童文学对中国读者的影响,俄罗斯儿童文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和展望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作为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俄罗斯曾经诞生过很多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比如《克雷洛夫寓言》等,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普希金,他写了很多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的童话诗。

 

“俄罗斯金质童书”系列之一“我在北极告诉你”系列(《沙皇海里的冰女王》《极夜里的极光》《我在北极熊家做客》),[俄罗斯]奥列格·彭杜尔著,接力出版社2020年6月版。

 

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重新关注俄罗斯儿童文学的意义是什么呢?活动结束后,在对朱自强的采访中,朱自强表示:“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借鉴资源更为多元,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当代俄罗斯优秀儿童文学的关注。”

 

介绍苏联儿童文学,

茅盾和鲁迅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历史上,有两个年代是中国引进俄罗斯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也就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在采访中,朱自强回顾了这段历史,这其中有两位重要人物,就是茅盾和鲁迅。

 

儿童文学专家、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生导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 

 

新京报: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俄罗斯儿童文学对他们的影响可能远低于对他们爷爷奶奶这一辈人的影响。俄苏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都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呢?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早期的上世纪20年代,主要是关注英美和日本的儿童文学并受其影响。到了“红色”的(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使中国儿童文学将目光转向了苏联,并且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

 

“我在北极告诉你”系列《我在北极熊家做客》插图。

 

(上世纪)30年代,茅盾和鲁迅在介绍苏联儿童文学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1935年,茅盾发表了《关于“儿童文学”》一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具有引导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走向的意义。茅盾说,自己“想指明而今这‘儿童年’的‘儿童文学运动’应得玩点新花样出来才好”。

 

茅盾在针砭现状的方式下,指出了所希求的三个方面的“新花样”。第一,增加“史地”和“自然科学”这些“科学的儿童读物的数量”;第二,“科学的儿童读物”创作要注意“文艺化”,克服“叙述的文字太干燥”的毛病;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创作具有“现代的新空气”的“‘新’的神奇故事”。他所主张的从“fairy tales(神奇故事)”发展到“新的神奇故事”,其实就是在倡导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

 

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显露出茅盾向苏联儿童文学学习这一姿态。他所说的三个“新花样”,显然是借鉴自苏联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理论(马尔夏克)。一年之后的1936年,茅盾又写了《儿童文学在苏联》这篇长文,较为详细地对苏联儿童文学做了介绍。这些(与1935年鲁迅对《表》的翻译,胡风对《表》的评论等一起)都反映出一个重要的时代动向——中国儿童文学对外国儿童文学的介绍和借鉴,正在从以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为主转向了社会主义的苏联。这样一个转向对此后中国儿童文学的演化发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上世纪)30年代,鲁迅不仅在1935年翻译了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杰出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表》,而且发表了《〈表〉译者的话》这篇重要文章。此文的重要性在于,鲁迅通过对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中篇儿童小说《表》的日译本序的介绍,通过对当时的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这些陈旧内容的批判,提出了表现“变化不停的新世界”这一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这篇文章与前面讲到的茅盾的《关于“儿童文学”》一文参照来读,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在时代风潮中,中国儿童文学观念的变化。

 

据学者李丽的统计,(上世纪)30年代,俄苏儿童文学的翻译数量仅次于英国,排在第二位,而在(上世纪)40年代,俄苏儿童文学的翻译数量已经远远超过英国,排在了第一位。当时引进、翻译的俄苏儿童文学,是以战争题材、列宁与斯大林的故事以及以伊林为代表的科学文艺为中心。

 

(上世纪)50年代,是引进、介绍俄罗斯儿童文学的真正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俄罗斯儿童文学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丘克和盖克》《森林报》等一大批经典作品,就都在那时介绍了进来。这些经典、优秀作品对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森林报:全译典藏版》,[苏联]维•比安基著,王长松、王芳译,海豚出版社2010年4月版。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依然有优秀的俄苏儿童文学不断地被介绍进来,比如《比安基动物故事选》《小无知奇游记》《白比姆黑耳朵》等,但是,俄苏儿童文学显然不仅失去了一枝独秀的地位,而且儿童文学研究和阅读已经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欧美和日本的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受社会经济水平影响

 

纵观当下,国内的童书出版持续繁荣,但另一方面,从国外引进的童书成为儿童文学市场的主角,在这其中,来自欧美和日本等地的童书,占据了绝大部分。也就是说,中国儿童文学的译介,明显偏向欧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

 

在研讨会中,夏忠宪表示,我们曾经一度以俄为师,在中国俄罗斯儿童文学译界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俄苏文学发挥了对国家、对民族未来和民族前途的重要作用,曾经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影响了几代人的人生价值观。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儿童文学发生了改革,这时候眼光已经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译介走向了多元化、规模化和系统化。

 

“我在北极告诉你”系列插图。

 

对此,朱自强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和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朱自强特别强调,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借鉴资源更为多元,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当代俄罗斯的优秀儿童文学的关注。

 

新京报:正如你所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译介明显偏向欧美,疏忽了对俄罗斯儿童文学的关注。在你看来,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朱自强:出现这一情况也是有其道理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俄苏儿童文学给予了最大关注,相当一部分经典或一流作品都介绍了进来,而对欧美儿童文学的译介则可以说是疏忽和中断了很长时间。历史像曲折的河流,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儿童文学译介也向西方世界打开了大门,于是发现了大量的欧美、日本的经典儿童文学,自然是应接不暇。

 

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也是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崛起,国人有了更多的机会留学或访问欧美和日本等儿童文学发达国家,自然也就带回来大量的可以译介的儿童文学。拿我本人来说,就在这三十多年间,多次赴日本留学或进行学术研究,不断赴美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讲学、学术访问,不仅翻译了大量经典、优秀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而且主编了丛书“美国金质童书”“英国大奖小说”。

 

《乘降落伞的狼》,[俄罗斯] 阿霞·彼得洛娃著,接力出版社2020年6月版。

 

相对来说,我们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儿童文学交流的机会则显然少了许多。中国儿童文学有着强大的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借鉴世界儿童文学发达国家的经验,所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出现了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

 

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借鉴资源更为多元,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当代俄罗斯的优秀儿童文学的关注,将当代优质的俄罗斯儿童文学成规模地、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来,给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读者的童年阅读,带来优质的、宝贵的资源。这也是我和接力出版社合作,推出“俄罗斯金质童书”的重要目的。

 

俄罗斯儿童文学创作贴近儿童心理和审美趣味

 

新京报:对于你个人而言,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对俄罗斯儿童文学产生了兴趣?

 

朱自强:我是77级大学生,1982年毕业,留校从事儿童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儿童文学课要讲得既有深意,还要有趣,吸引那些已经成为大人的学生,就得发现优秀作品,于是,盖达尔的《丘克和盖克》《铁木儿和他的队伍》、诺索夫的《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等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就进入了我的视野。在课堂上,学生对这些作品流露出的喜爱之情,让我确认了其具有的艺术价值和艺术魅力。

 

《戴墨镜的大象》, [俄罗斯] 阿霞·彼得洛娃著,接力出版社2020年6月版。

 

除了教学方面,俄罗斯(含苏联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对我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影响。1988年我发表了论文《“‘大狗’叫,‘小狗’也叫”——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文学差异》,不仅“‘大狗’叫,‘小狗’也叫”这一标题来自契诃夫,而且文中还引用别林斯基的理论,介绍盖达尔和诺索夫的作品,以阐释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差异。此后我的论文和著作里,就不断出现俄罗斯儿童文学的信息。我的《儿童文学概论》一书是怀着经典意识的写作。我没有做过精确统计,但据估计,其中介绍、论述的俄罗斯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数量,可能仅次于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儿童文学的超级大国,能够排在第三位。

 

在俄罗斯,很多儿童文学作家都很重视趣味性,创作出了贴近儿童心理和审美趣味的儿童文学。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诺索夫。他的创作十分丰富,有故事、童话、小说等文体。他所塑造的生动、鲜活的儿童形象,丰富了世界儿童文学的人物画廊。据说,在图书馆里,人们曾为诺索夫的作品独辟一室,为的是不让孩子们在阅读他的幽默、有趣的作品时不断发出的笑声打扰到其他读者。 

 

“我在北极告诉你”系列《我在北极熊家做客》插图。

 

对于诺索夫儿童文学对儿童读者的巨大吸引力,我是有切身体会的。下面是我对儿子童年时阅读的真实记录:“今天,11岁的儿子在阅读诺索夫的儿童小说《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傍晚时,我正在厨房里做饭,突然听到在客厅里读书的儿子大声喊:‘噢——太好了!西什金终于得到4分了!’”那段时间,儿子学习成绩下滑,但他内心渴望学习有进步,所以,当他在故事里读到,学习不好的西什金经过努力,成绩终于有了提高,才发出了由衷的叫好声。可见,诺索夫的作品是真正走进儿童内心的儿童文学。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

我们必须给孩子们许多颗“种子”

 

在研讨会和访谈中,朱自强谈到了自己主编并推出“俄罗斯金质童书”系列的契机。2015年10月,朱自强接受现任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文学院院长卡罗文先生的邀请,去俄罗斯讲学和访问。其间,朱自强在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文学院“普希金之家”做题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分化”的学术报告,并分别与俄罗斯儿童诗泰斗亚斯诺夫、比安基之子比安基先生、俄罗斯《儿童文学》杂志主编法捷耶娃、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专家阿索诺娃、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契尔年科、作家兼阅读推广人阿拉姆施塔姆等人见面、交流。

 

“俄罗斯金质童书”系列《乘降落伞的狼》《戴墨镜的大象》作者阿霞·彼得洛娃。

 

这些活动增进了朱自强对俄罗斯当代儿童文学的了解。特别是专门受邀访问了位于莫斯科的滑板车出版社,直接接触到了该社出版的大量优质童书。正是这次俄罗斯之行,让他萌生了以当代俄罗斯儿童文学为资源,主编一套“俄罗斯金质童书”的想法。

  

新京报:所以你主编并推出了这套“俄罗斯金质童书”系列。译介的过程也是一个大量阅读和不断选择的过程,可以分享一些为儿童选书的原则吗?

 

朱自强:衡量儿童文学作品的优劣,我提出的是这样六个标准:1.真正地理解、表现儿童;2.传达端正的价值观;3.表现真挚的情感和宽厚的同情;4.具有丰富的想象力;5.具有幽默感;6.具有独特的创意。

 

我特别重视前三个标准,因为后三个标准出了问题,带来的只是无趣的儿童文学,但是,前三个方面出了问题,带来的就是有害的儿童文学了。

 

我举个例子:《安的种子》是一本原创绘本,在很多专家学者、阅读推广人那里,特别是在很多家长那里,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用前三个标准来衡量它,就发现它是一本对儿童的精神成长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作品。

 

《安的种子》在绘画表现上可圈可点,但是,它的故事却没能真正地理解儿童。故事写的是老师父在冬季里给本、静、安三个小和尚(即儿童)每人一颗古老的莲花种子,让他们把它种出来。本得到种子,马上拿起锄头,把种子种进了土里,静立刻到书籍里查找种莲花的方法,安则利用去集市买东西的机会,从一个担着莲藕的大人那儿问到了种植莲花的方法。最后的结果是,本和静都失败了,只有安遵照大人现成的经验,等到春天来时,在池塘的一角种下了莲花种子。在故事的结尾,老师父带着本、静、安观赏着安种出来的盛开的千年莲花。

 

《安的种子》这个故事的题目和具体内容都在向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本和静做的是不对的,我们要向安这个孩子学习。向安学习什么呢?《安的种子》书后的“专家导读”的题目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似乎是在告诉读者,要学习安这个孩子不急不躁、耐心等待的品质。抽象地说,不急不躁、耐心等待的确是值得肯定的一种品质,但是,在《安的种子》里,这一思想意图却并没有得到表现。

 

这个故事的前提是,三个小和尚(儿童)都不知道莲花种子怎么种。当孩子面对一个未知的而又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时,应该怎么做呢?孩子们是应该像安那样,马上就去向有经验的大人请教,还是应该像本和静那样,尤其是像本那样,首先自己去积极行动,努力进行探索和发现呢?这是一个教育理念的大问题,如果儿童教育应该鼓励探索和创新精神的话,《安的种子》否定本和静,只赞赏安这一价值取向就是存在问题的。

 

我读《安的种子》生出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只给三个孩子一颗种子,而不是十颗种子。如果给十颗种子,本和静就很可能凭自己的努力,把古老的莲花种出来——创造出知识来。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必须给孩子们许多颗“种子”,即允许孩子出现探索中的失败,探索中的失败是宝贵的成长经验,而像安那样,只知道遵循甚至照搬成人的现成经验,是无法自己发现知识,从而实现自我成长的。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