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的文章回顾了谢寿光的出版人职业生涯，认为他重塑了社科文献出版社，也为编辑这一职业重新赋能。在谢寿光的带领下，社科文献社为学术出版领域带来了全新的产品形态、服务模式与行业规范。谢寿光任职期间，还出版了一系列“皮书”，成为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一大金字招牌。 “皮书”最早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在英国，按颜色分为蓝皮书、绿皮书、黄皮书等。谢寿光把“皮书”作为一种出版品类来看待，将其定义为一种周期性出版的、关于某地域或领域的智库类产品。 “皮书”的成功坚定了谢寿光的信念：学术出版不是服务，而是赋能。出版者只有拿出自己的实力来，才能真正和学术研究者“玩到一起”，组建学术共同体。

《出版人杂志》的文章还提到，“一流人才做作家，二流人才做学者，三流人才做编辑”，谢寿光早年听来的这句话成为他心中一直憋住的“气”，而编辑的价值也的确在他手中重新被唤醒，并在社科文献社这块“试验田”上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2020年1月，时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的谢寿光获《新京报》“年度出版人”特别致敬奖项。在新京报的后续采访中，谢寿光谈论了学术出版的现状与未来，并真诚地表达了对学术出版者的寄托与希望。

致敬辞：2019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年度出版人 谢寿光

凭借卓越的学术判断和出版眼光，谢寿光主持下的社科文献出版社实施学术产品的系列化、规模化和市场化，打造了中国皮书网、皮书研究院、皮书数据库和“列国志数据库”、“古籍数据库”等系列特色数字出版。在经典学术著作之外，还孵化了甲骨文、索·恩、启微等影响卓著的子品牌，搭建了数百种学术辑刊出版平台，建立了生产、运营、营销一体化的运营模式。我们致敬谢寿光对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新型探索，致敬他为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出版的推动贡献，致敬他为中国出版业带来的标杆性影响。

新京报社社长宋甘澍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颁奖。

口述｜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整理｜吴鑫

谢寿光：

学术共同体必须要有学术出版人的身影

1997年秋，我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转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持这家出版社20多年。我感谢中国社科院，因为只有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殿堂的中国社科院才会这么包容。最初我到这家出版社的时候，只有22个人，我是第23个。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达到将近400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1985年成立以后，原来是在文献情报中心，1993年从文献情报中心分离出来，直接归属中国社科院。此前，它出版量最高的年份是一年出过103种书，我们去年出了2400多种，现在我们码洋做了5个亿，销售收入4个亿，涉及的全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出版。

经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百科全书长达15年时间的学术训练，我还研究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我们整套的出版体制，从理想、理念、规划、制度、流程到人才的整个资源配置全套完备了，所以才会有今天。在学术出版领域里头，唯有对学术有敬畏之心，才能去建构一整套学术出版的体制。

学术共同体必须要有学术出版人的身影。过去，作者、研究者和出版者之间的鸿沟是非常深的。但是人类历史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出版者从来都是组织者，也是站在最前端的人。比如，司马迁撰写《史记》，他本身是个出版人。再比如，康熙时期编撰《康熙字典》的陈廷敬等人，是翰林院编修，是大学士，他们本身不仅生产知识，同时也算是出版人。西方就更不用说了，整个启蒙运动都是一批出版人在发动。整个西方欧洲的启蒙运动就是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的启蒙运动者们发起的。

学术出版者的形象，在国内长期以来都是被矮化的。中国从来就没有把学术出版当做一个门类，没有把它当做专业出版的核心领域。前几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召开了学术出版年会。之所以坚持每年开办出版年会，就是要不断塑造出一套学术出版的先进理念，与国际有相当的对话能力。此外，我们不仅仅是出书，从2012年起，我们还在推进制定出版规范。再比如皮书现象。皮书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是一个智库和平台，是话语权的工具。

当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我已经开始进入前端管理。另外，最重要的一条是，做学术出版人，编辑自己就要有深入的研究能力，最重要的是编辑和学者要有一套机制，我概括为“编而优则研，研而优则编”：编辑在出版过程中学习，也可以逐步做真正的研究；此外，就是把大量的学人吸纳到编辑岗位来。实际上，国际上都是这样的。

口述丨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整理丨吴鑫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张彦君；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