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不再“投鼠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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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新京报智库特约撰稿辛成

12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0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演讲时表示，“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少数科技公司在小额支付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涉及广大公众利益，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特征。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这一表述，信息量很大。

什么是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

“大而不能倒”不是一个新词。

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华尔街的很多大企业都处在“大而不能倒”的境地。它们有很多问题，但如果任由其倒闭，则金融市场可能会出现系统性的崩溃，最后只能由整体纳税人埋单。

在我国，以前也有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比如一些国企。为了保证就业、维持社会稳定，这些企业即使存在很大问题也并没有让它们倒掉。

简而言之，“大而不能倒”，不是“大而不会倒”，这些企业一旦倒了，就会因巨大的社会成本而最终变成公共事件，进而对监管发出实质性、非市场化威慑。

近年来，在国内，涌现一批互联网巨头，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不过，这些企业通过做大规模获得安全感，甚至谋求更有利的监管环境，这都可以理解。值得警惕的是，有的企业试图将自身规模不断做大，无视风险，并以此“绑架”监管、“对抗”监管。

有些时候企业规模越大，也意味着风险越大

当然，企业规模越大固然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规模越大可能带来的风险越大，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也越大。

如今一些巨无霸企业大都采取平台化模式，带有典型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特征，管理和利用着亿万人群的数字资产。这些企业倾向于通过做大规模制胜，进而发展成了具有巨大体量的平台化公司。

然而，这种技术+规模效应的经营战略，导致其一旦出风险，就容易跨越企业自身的风险可承载范围，扩张成新型系统性风险，导致监管不得不考虑可能出现的负外部性，进而可能出现“投鼠忌器”。简言之，其一旦出风险就容易扩张成新型系统性风险。

不可否认，近年来，金融在科技的加持下取得了巨大成就，金融服务的效率极大地获得提升，金融服务覆盖度得到长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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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创新也确实存在泥沙俱下的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P2P。这一2012年开始在国内崭露头角的新事物，在所谓科技的加持下，扭曲了自身的金融信息中介定位，变为高利贷的“数字化转型”和庞氏骗局的数字化表现，最终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清理整顿中归零。

另外，更典型的是诸如助贷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在实际运行中也偏离了助贷等功能。这些金融业务，以普惠为噱头，过度将服务推广到了缺乏风险可承载能力的群体，隐含了新的庞氏骗局；又借助各类消费场景，无视人们的数字产权，肆无忌惮地挖掘金融消费者的隐私，通过程式化的算法逻辑强化金融消费者某一特征的偏好，进行金融消费者的行为控制。

这不仅背离了正常的商业逻辑和市场逻辑，营造了新型“大而不能倒”，甚至滥用在特定领域的垄断地位，使金融市场面临可能前所未有的新系统性风险隐患。

释放几个重要信号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演讲使得“大而不能倒”风险问题再次引起关注。同时，释放了几个重要信号。

首先，这表明监管层已经明确了态度和立场，不再“投鼠忌器”。

有关方面已经注意到了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新的“大而不能倒”风险，更重要的是，监管不会容忍这些科技公司因为自身规模足够“大”而游离在监管之外、放任风险扩大。今后，监管不会为了包容金融科技创新而容忍或隐或显的违规行为。

其次，明确了重点监管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郭树清在演讲中指出，少数科技公司在小额支付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涉及广大公众利益，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

显然，这里的“少数科技公司”“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正是“大而不能倒”风险所在企业，也是今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重点对象。

再者，及时、精准，监管呈现新特点。

郭树清指出，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及时、精准，是监管防范“大而不能倒”风险的主要特点。

及时精准拆弹，首先，意味着监管要保持对金融市场新情况、新现象的敏感，做到及时发现风险、及时化解风险，将风险在崩溃、爆发之前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