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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新京报智库特约撰稿 万喆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21年中国经济八大重点任务，其中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排在第五，令人瞩目。这也是近几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到种子和耕地问题，重点强调保障粮食安全。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将粮食安全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八大任务之一，是基于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客观事实，具体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关于粮食安全的举措，体现了粮食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基础位置。可以说，粮食安全是统筹安全和发展的底线。
至少25个国家今年将面临严重饥荒风险
从国际层面看，全球粮食安全赤字有增无减。全球濒临50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粮食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加之蝗虫灾害、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愈发严峻。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提到，2019年，全球近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与2018年相比增加1000万，与5年前相比增加近6000万。2020年，全球预计将至少新增约8300万饥饿人口，甚至可能新增超过1.3亿。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粮农组织发布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热点地区早期预警分析》显示，至少25个国家今年将面临严重饥荒风险。
保护主义抬头引发粮食供应链安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前全球粮食供给较为充足，2019至2020年度世界粮食（不包含大豆）供给量为34.7亿吨，总需求量为26.7亿吨，期末库存近8亿吨，库存消费比近30%。
但是新冠疫情以来，俄罗斯、越南、埃及、印度等多个国家限制甚至停止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而那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更是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人为造成的粮食流通和供应受阻让依赖粮食进口的地区面临严峻考验。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三低一高”痛点
从国内层面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痛点是“三低一高”，即规模化程度低、人均耕地面积低、人才储备数量低和特定作物对外依存度过高。
一是规模化程度低。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粮农的户均规模仅7亩。规模化低使得农业生产难以实现大型机械化，这让我国亩产成本、农业人工价格和粮食价格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二是人均耕地面积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土地用于支持城镇化和工业化，而务农效益差也导致大量农业人员进城务工，撂荒面积增加。已耕种土地的复种指数减少，2019年全国复种指数为122%，比历史最高值下降了23个百分点，保持种粮面积压力大，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三是农业人才和从业人员储备数量低。我国农业劳动强度大、工资低，保障不足，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与娱乐等生活设施滞后，难以吸引年轻人口务农，农业劳动力人口萎缩。农业真正的现代化需要优质人才储备，但目前农业院校吸引优质生源的能力不足，农民缺少应用技术的专业知识，农业科技人才后备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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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种子对外依存度高。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种子的重要性作出如下表述：“关键时候，一粒小小的种子能够绊倒一个巨大的国家；种业的安全关系到粮食的安全，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种子需求大国，但种子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不强。我国种业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进行了实质性的商业化、市场化改革。世界绝大多数种子供应已被美、法、德等西方国家种业公司垄断，孟山都、先锋等跨国种业巨头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力也在逐渐增大。我国特定作物受贸易摩擦影响风险大，如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86%。
将种子问题摆在农业工作的基础位置
面对不稳定不平衡的国内外环境，保障粮食安全要怎么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粮食安全，就是疫情冲击导致的重大衍生性风险之一。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看，要统筹安全和发展，经济安全是基础，粮食安全则是经济安全的底线。
将新科技的运作作为农业的新增长点。今后，应加强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运用。从国际上看，美国已经有大量科学家开始致力于农业领域的大数据研究，通过大数据了解不同地区的气象、病虫害等条件，对农民种植作物给予指导，这样的做法值得借鉴。运用科技手段保障农产品安全，提升检测科技手段，防止瘦肉精、抗生素等滥用。
将种子问题摆在农业工作的基础位置。有人将种子比喻成粮食的“芯片”，一旦断供断链将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首先，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种业体系，不断提高农业良种化水平，建设好中国传统优良种子库，提高育种技术，让好的种子实现增量商品化。其次，应加速培育各粮食品种龙头种子企业，提高种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一体化的龙头种子企业，提高各主粮品种种子行业集中度；改进种子企业与科研单位的合作模式，以种业终端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用科技力量解决育种问题，包括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作物的育种是关键。
以双循环主动构建“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在后疫情时代，可将农业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发展方向，在沿线国家建立合作机制。在此基础上，中国可先与友好国家建立海外10亿亩耕地或1.5亿吨粮食的多元、长期海外“供应链”，通过合作开发、长期租用、期货等多种途径进行经营，确保我国拥有人均稳定进口粮食70公斤-100公斤的能力和基础。
□ 万喆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编辑：柯锐 实习生：余丹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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