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何安安

敦煌文化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也是世界古代文明的缩影。而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艺术家常书鸿，正是敦煌故事背后的首位守护人。作为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曾说：“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

1月12日，叶文玲长篇报告文学《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作家邱华栋，评论家李炳银，《文艺报》总编辑 、评论家梁鸿鹰，《人民文学》总编辑、评论家施战军，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文艺报》原总编辑范咏戈，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评论家张陵等十余位专家到会，以研讨的方式，共同怀念这位用一生守护敦煌的艺术家。

1月12日，叶文玲长篇报告文学《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研讨会上播放了常书鸿先生之女、著名画家、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常沙娜特意发来的视频。

常书鸿是与张大千、徐悲鸿同时代的著名画家。1936年，他毅然放弃在法国的优越生活和稳定的绘画创作环境，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常书鸿任首任所长。此后半个世纪，他坚守敦煌，以苦行僧般的坚忍与执著，为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传播做出了无以替代的贡献。

1955年，常书鸿在敦煌莫高窟第369窟临摹。

在常书鸿的带领下，有组织、有系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得以展开，使敦煌结束了400多年来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的状态，得到了抢救式的保护。

据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叶国斌介绍，为了写好这部常书鸿传，叶文玲曾六次前往敦煌，与常书鸿先生及其家人、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邱华栋说，常书鸿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从欧洲回到中国，沉浸在像敦煌这样的文化遗产里面，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文化遗产的守护、保护、整理、发掘，是非常了不起的。与此同时，邱华栋指出，对敦煌的守护，对敦煌的整理发掘的工作远远没有结束，敦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一个区域、一个领域，它的发掘还有巨大的空间。在书中，只要有人见到常书鸿，常书鸿就说：“你一定要去敦煌。”

“你去过敦煌吗？”

“没有。”

“那你一定要去。”

“你去过敦煌吗？”

“我去过。”

“那你还得再去。”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叶文玲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

而在当下，邱华栋表示，敦煌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化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们从中发现很多生长性的元素，然后把它创作到当代正在生成的艺术门类里面……敦煌的文化能够跟当下文化不断相撞，而且能生长出来，我觉得特别有价值。”

书中最为打动施战军的部分是家乡和家园的对照。“常书鸿的家乡是西湖，他的学术家园在敦煌。” 施战军说，温润暖和的江南和干冷、大风的西北形成了一种对照，这样巨大的反差，加强了常书鸿精神上的亮光。此外，施战军认为，《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这部传记事实上是一部长篇对话，是常书鸿对于敦煌，或者中国民族文化遗产之间的一种对话。

那么，什么是敦煌守护者的精神呢？梁鸿鹰认为，这种精神和敦煌本身一样，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从“文革”之前一直到改革开放，一直到新时代，一直都在提倡的正是敦煌精神，也是几代守护者的品格。

叶文玲长篇报告文学《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研讨会与会嘉宾合影。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联合主办，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省作家协会承办。

梁鸿鹰说，在所有开创者和守护者当中，常书鸿的故事格外悠长，格外动人。“常书鸿首先有一种牺牲的精神，他本来在国外从事油画专业，完全可以走上个人艺术家的道路，成为一个画家。他画的那些画被大博物馆收藏，已经有非常强的能力，如果他沿着那条路走下去，肯定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大艺术家。但是，他看到《敦煌石窟图录》之后，依然觉得他应该做更大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传承下去，放弃个人的绘画追求，而投入到更大的，把毕生经历都投入到祖国遗产的保护当中。这是需要精神的，需要体力、智力各方面精神的付出。”

在回国之后，常书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的形态当中，艺术不受重视，国家的遗产沦为外国人吞食和当地土豪抢掠的对象，而对他打击最大的就是家庭的变故。但所有的挫折都没能让常书鸿低头，没能让他垮下去。梁鸿鹰说：“从1943年一直到1994年去世，敦煌成为他唯一的选择，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是非常感天动地的。”正如叶文玲在该书的后记中所说的：“在面对敦煌的735个洞窟、2000座彩塑、45000平方米壁画时，你没法不心灵震颤。在深入地了解了这位‘守护神’的‘九十春秋’后，你也没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石延平

校对丨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