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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新京智库特约撰稿 涂格


我国的区域政经版图,可能正在发生变化。而起因,源自刚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中的一句话: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浙江改革开放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

在这句话中,浙江与深圳、上海之间使用的是顿号,它意味着,浙江接下去要建设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其地位、重要性跟深圳的“先行示范区”、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是相当的。

 

后两者冠以“社会主义”前缀,肩负着制度性的重任,能和其并列,浙江“共富示范区”的权重可见一斑。

 

事实上,随着去年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下一步促进共同富裕便是水到渠成的应有之义。

 

此次,“十四五规划”中,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交到浙江手里。这在浙江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和节点。

 

浙江各项指标走在全国前列


对此,有人艳羡,有人疑惑:“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何花落浙江,而不是江苏广东上海福建等其他东部沿海发达省市?

 

关于这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在3月8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其实已经透露了部分信息。

 

当时,胡祖才表示,“这次纲要中提出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可以看出,一手要抓顶层设计,一手要推进示范建设。浙江各方面的条件是比较好的,在各项指标上,城乡差距指标、区域发展指标以及富裕程度指标,都走在全国前列,所以这次纲要明确提出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要是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扎扎实实做好这项工作。”


▲ 宁波, 图片来源:unspalash网


由此看来,在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因为浙江各方面条件比较好,包括提到的三项指标:城乡差距、区域发展、富裕程度。

 

浙江的区域发展均衡程度高是比较优势

浙江人有钱,“民富”程度高。这广为人知。

 

作为一个人口5000多万的中等规模省份,浙江从1994年起,GDP数值已连续17年位居全国第四。2020年,浙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4613亿元,列广东、江苏、山东之后,稳居全国第4位。跟第三名山东的差距已经缩小到8500亿,而后者的人口几乎是浙江的两倍。

 

比GDP总量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浙江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20年,该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699元,连续20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930元,连续 36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而这也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前提条件。不仅如此,浙江在城乡、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成绩,同样有目共睹。

 

浙江的农村富裕,从萧山地区的“招赘”现象中可见一斑。而嘉兴的城乡收入比仅为1.61:1,农村居民收入更是多年排名全国首位,比上海市还要高出几千元。

 

浙江的区域发展均衡程度,也超过了绝大多数发达省份。

 

当然,浙江能脱颖而出,未必仅仅只是因为这些。毕竟,论富裕程度,北面的江苏和南面的福建,都不比浙江逊色。

 

从2019年全国各省份家庭资产数据看,浙江是480.7万元,虽然略高于福建的418.3万元,却不及江苏的506.9万元,跟北京、上海两大直辖市的800多万元更是差了一大截。

 

而且,江苏在区域均衡发展方面,也做得相当不错。虽说苏北相对苏南,还有一些差距,但若放到全国来看,苏北也不落后。按照城市GDP排名,包括苏北5市在内的江苏全部13城都进入前100名,是全国唯一所有地级市都排进前100的省份。

 

既然江苏的富庶程度不逊色于浙江,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何优势呢?这就得从示范区建设的目的说起。

 

类似一个缩小版的中国


按照胡祖才的原话,“纲要提出来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要是要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其中的重点是“可复制可推广”,这就要求“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选择必须具有普遍性、代表性。

 

摊开浙江地图,可以发现,该省面积虽然不大,却拥有平原(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盆地(金衢盆地)、海岛(舟山群岛)、丘陵(浙西南)等各种地貌。其“七山一分二分田”地形结构,类似于一个缩小版的中国,从中孕育了多样化的城乡类型。

 

▲  图片来源:湖州,unspalash网


从第一梯队的杭州,到中等规模的温州、绍兴、嘉兴、台州,再到县级的义乌、诸暨、龙港,镇级的横店、店口、乌镇等,浙江拥有一个完整且发达的城乡体系,其各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模式机制,也适用于东中西部各种区域类型。

 

反观江苏,以平原地区居多,这在给江苏带来独特的发展优势(如土地资源充足、城建难度较低)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江苏的平原地区实践成功的路径方法、政策措施,未必适合中西部那些高原、山区、盆地地区。

 

这个道理同样能解释,为什么示范区不选在更富裕的上海等一线城市。除了上海已经拥有浦东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外,更重要的是,上海等一线城市都是城市型经济体,其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方法难以移植到广大的农村地区。

 

至于福建,其最大的劣势在于缺少一个像杭州这样的全国性头部城市。福州、泉州、厦门按城市,无论是人口体量、城市规模,还是产业结构、科创实力,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或蓉汉杭宁这四大新一线城市都有较大差距。

 

由此看来,选择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非常合适的,浙江也的确适合担当这一使命的省份。

 

有理由相信,浙江能为全国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编辑:柯锐   实习生:余丹  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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