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仲夏的一个夜晚,北京天桥新世界游艺场,顶楼花园出现了数个身影,少顷,他们从衣服兜中取出一叠叠传单,向空中用力抛去。


如雪花般漫天飘洒的纸片上,印着《北京市民宣言》,呼吁政府“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彼时,国人仍沉浸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愤怒之中。


当晚抛撒传单的主力、《北京市民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


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三年,陈独秀主导出版了多卷《新青年》杂志,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促使新文化运动得到迅猛发展,是他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独秀相片。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箭杆胡同20号院

编辑出版多卷《新青年》杂志


出故宫东华门,拐上北池子大街,绕进北池子头条,再向北多行几步,一条箭杆胡同出现在眼前。


胡同底部的20号院,便是当年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及两个幼子短暂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旧址所在。


据史料记载,当时陈独秀住所的整个院落分东、西两部分,东院北房及南房分别为编辑部和居所,其他房屋为传达室、车夫等住处。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摄于2001年。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带着草创不久的《新青年》来京。《新青年》月刊自第3卷第1号起从上海迁移到北京大学续办。1917年至1919年的三年期间,该刊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一份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出版,共在北大编辑第3卷至第6卷,每期约100页,最高发行量为每期15000份,撰稿有300多人。[1]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展览部主任陈翔介绍,最早在上海,陈独秀办的是《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当时这个杂志的编辑多为陈独秀的老乡、朋友,主要的活儿是陈独秀自己干,所以他压力特别大,无论是筹措经费还是采写稿件,都像孤军奋战。“来了北京以后,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加入了进来,《新青年》刊登的文章变得非常有力度。”


这一时期,《新青年》迅速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逐步形成了读者群,进而形成一个特有的新青年群体。他们对于五四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发挥了主体性作用。其中又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为主要代表。[2]


“还有一点特别的是,这处旧居距陈独秀上班的北大红楼只有1公里多,离得非常近。”陈翔介绍,“当年陈独秀在这里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房东姓孙,2001年我们来这里访问,就遇到了孙家一位1919年出生的老人,他给我们介绍,说当年家里人描述过,哪里是陈独秀住的、哪里是《新青年》编辑部,房角那块儿还有个黄包车,陈独秀是租了黄包车每天去红楼上班的。”


2001年,陈独秀旧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历史原因,这里一直混杂居住着多户居民,还有各种私搭乱建。2013年初,东城区将陈独秀旧居腾退修缮纳入该区名城保护重点项目,列入区政府“折子工程”,2015年9月完成腾退修缮。


北大红楼

实现“一校一刊”结合 促进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


1918年9月,一座新楼在北京沙滩汉花园拔地而起,这座颇具民国特色的五层建筑,因外观砖瓦呈红色,被人们称为“红楼”,这里曾是北京大学第一院,也是文科、图书馆及校部所在地。


北大红楼旧照。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红楼竣工时,陈独秀已经在北大文科学长任上一年零八个月了。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来学校任职,辅助他对保留着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大进行改革,并建议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实现了“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的结合。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北大聚集,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到迅猛发展。


“其实蔡元培和陈独秀早年间就有交往,两个人都在上海一起试验炸药,热衷于暗杀活动,算是曾经的战友,再加上当时陈独秀已经通过《新青年》打响了名气,所以蔡元培一想到要改革北大、一听到陈独秀的名字,就决定聘用他,不惜亲自去请,有刘备三顾茅庐的古风。”陈翔介绍。


到任后,陈独秀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教育方针的改革。《新青年》创刊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认为教育应该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陈独秀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应该以“研究学理”为主,为此他提出三项办法,即注重外国语、除讲义、多购参考书。


二是关于教学的改革。陈独秀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等。


陈独秀的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也让北大形成了良好而活跃的学术氛围,这促成了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兴起,并因此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3]


北大师生合影(第一排右起第三位为陈独秀)。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天桥新世界游艺场

悲愤巴黎和会外交失败 在此抛撒传单遭逮捕


陈独秀一生曾五度入狱,其中一次颇具传奇色彩——1919年6月11日,他在天桥新世界游艺场(现已拆除)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当场被捕。


“当时,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遭遇失败,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即将转交给日本,陈独秀对此非常悲愤。他意识到,依靠列强去树立公理、战胜不公道是不可能的,必须靠人民、靠政府、靠强力去拥护公理。所以,他和李大钊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喊出了‘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口号,并由胡适翻译成了英文。”陈翔介绍。


《北京市民宣言》。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随后,陈独秀去往城南的新世界游艺场,登上楼顶,将传单向下抛撒。


负责逮捕陈独秀的侦缉队在向上递交的材料里写道,当晚,陈独秀“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即由文牍兼探员秦树勋、李文华跟踪侦伺。至约十时,该人潜往该商场五层楼之西南方黑暗处……手持传单,正欲往下扔撒……”


当时一起抛撒传单的北大教授高一涵回忆,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是屋顶花园,“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那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4]


“按理说,发放传单是很隐秘的事,应该私下办,但那不是陈独秀的性格,他是一个很外放的人,觉得传单必须公开散才过瘾。”陈翔告诉记者。


之后,经过各界的营救,在狱中困顿近100天的陈独秀出狱。他依然我行我素,到全国各地演讲,由于谈及要改变私有制,遭到北洋政府公开拘捕。李大钊和胡适知道消息后,就在北京车站等着返程的陈独秀,立马把他转移到朋友家里,过了几天,李大钊又护送陈独秀去上海工作。


“他们打扮成追账的账房先生,赶着车出了朝阳门,然后奔天津再转轮船去上海。据高一涵回忆,当时在路上,陈李二人就谈到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那个时候,他们俩都开始与共产国际的人物接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了广泛的传播。”陈翔介绍。


抵达上海后,陈独秀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同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起,从上海、北京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欧旅日等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更广泛传播。


后来,也是在陈独秀的主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0年9月的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专家评述


京城北河沿西侧的箭杆胡同9号(现箭杆胡同20号),1917年初,陈独秀携《新青年》来京,他的编辑部和寓所就安置在此,直到三年后离京赴沪。


陈独秀早年受康梁维新派影响,一度主张改良主义,后来赴日留学,苦读西学译著,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参加拒俄运动,继而参与主编《国民日日报》,创办《安徽俗话报》,倡言“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追溯中国衰亡之源,他认为,国民性太差,应当改变一切恶化国民性的思想、观念、制度和习俗。


1904-1905年,陈独秀加入爱国学会的暗杀团,与蔡元培共事。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先后出任安徽都督府顾问、秘书长,推动共和维新。讨袁革命失败后,他在流亡中,依然坚持革命信念,寻找救亡出路,同时钻研文字学、著书立说。


1914年夏,陈独秀与章士钊合办《甲寅》杂志,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奇文,向传统思想挑战。一年以后,《新青年》高扬科学与民主大旗,陈独秀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


《新青年》杂志封面。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新青年》落户北京,成为同人刊物,陈独秀依然是主编、主笔。他的意识明确,欲救亡先启蒙,欲启蒙先改造国民性,欲改造国民性先改造青年。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的六义,核心就是科学与民主。


在科学和民主精神面前,一切迷信虚妄和专制独裁都无所遁形。找到了科学和民主这一最重要、最本质的是非标准,才会有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人。


作为一代精英的精神领袖,陈独秀身上有着断头流血都不辞避的悍劲,所向披靡的狂飙式的气质,棱角毕露、锋芒逼人。他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先是以《新青年》唤醒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觉悟,又以《每周评论》为五四运动提出斗争纲领、口号和斗争方式,而且身先士卒,跑到北京南城散发传单,被捕入狱。


他的被捕令全国震惊,引起声势不小的营救运动。与陈素昧平生的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北京政府代表徐世英,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害陈独秀;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盛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狱中,陈独秀没有书报可读,只能阅读《圣经》,他把监狱当成研究室,思考人生家国命运。出狱后,他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等文章,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他与李大钊一起赞助无政府主义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张国焘、俞秀松等都是成员。在互助团试验失败过程中,陈独秀和这些青年人逐步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


可以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培育了一代新青年,进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那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独秀研究会原会长陈铁健


新京报记者 张畅 马瑾倩

视频记者 李欣侗 陈超 刘婧瑜 姚远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赵琳


本期顾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独秀研究会原会长 陈铁健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展览部主任 陈翔

安庆师范大学教授、陈独秀研究专家 朱洪

 

参考资料:


[1]陆米强.《新青年》杂志编辑出版史实考略[J].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05(00):146-160.

[2]徐光寿.论《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地位与作用[J].江南论坛,2021(03):27-30.

[3]夏小庆.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教育改革思想研究——从改革北大文科到主政广东教育[J].教育教学论坛,2020(37):126-128.

[4]王克昌.陈独秀第二次被捕细节考证[J].北京党史,2012(06):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