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婚姻家庭辅导员郭瑞。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不大的咨询辅导室，沉默不语和歇斯底里总是在两性之间频繁切换。
是否需要婚姻家庭辅导？离婚冷静期开始实施后，这个问题成了北京市婚登办理的必要流程。西城区民政局婚登处婚姻家庭辅导室负责人郭瑞说，迈入婚姻不能是仅靠冲动的决定，更需要包容和尊重。多年来他们为婚姻破裂边缘的当事人，提供心理、法律等方面的辅导，过程中也感受到新一代年轻人对婚姻理念的变化。
单方面离婚意愿强烈
“我要今天不离婚，早晚要被他给气死！”拍打胸膛顺气，75岁的赵阿姨语气激动走进辅导室，沉默寡言的老伴儿跟在身后。
去年，民政部与全国妇联联合印发指导意见，要求探索离婚冷静期内对当事人开展婚姻危机干预的有效方法和措施。北京市从今年起，在离婚申请阶段增加了“是否需要婚姻家庭辅导？”的必要询问环节。
到了办理手续阶段还愿意接受辅导的，往往是夫妻间单方离婚意愿强烈。这其中不乏冲动离婚。
为了让辅导氛围缓和，除三张软座沙发、一张小圆桌外，辅导室里放有绿植、花篮作装饰，宣传海报以粉色为主，墙上还有精心设计的活动照点缀。通过第三方购买服务，目前有6人为该辅导室工作，他们均过了退休年龄，有的擅长心理纾解、有的偏向法律咨询。这天是61岁的纪美云值班，目前她还是西城区人民调解员，被婚登处工作人员称为纪老师。
“倾听是第一要义。”面对疾风骤雨的情绪，纪美云和她的同事往往在简单安抚后，认真倾听。在这个过程中，评估当事人婚姻现状、分析婚姻变故原因。
回溯年轻时的种种生活矛盾之后，赵阿姨才吐露心结：原来近年来老伴儿喜欢玩手机，与异性老朋友微信聊天频繁，让她心里很不舒服。年纪大后两人便开始分房睡，前一晚起夜，赵阿姨发现老伴儿房间灯还亮着，便推论他还在跟微信好友聊天，当场大吵一架。气头上，第二天一早两人前来办理离婚。
“大姐这是吃醋了。”听过双方倾诉，确认并非出轨，纪美云跟男士说。
同时又问赵阿姨，丈夫为何不愿意花更多时间跟自己聊？是否是平日里给予的理解和关注不够，赞扬少怨怼多。丈夫沉默寡言选择逃避，却也忘了在意妻子被关注的心理需求。利用专业心理知识结合实际经验和案例，纪美云传授婚姻关系技巧、调适婚姻变故心理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一环。
两个小时过去，调解成功，赵阿姨与老伴儿走出房间，没几分钟纪美云便听到两人开始讨论最近的退休金政策。“最小单位的家庭和睦，整个社会才会稳定。”纪美云一直这样看待自己工作的价值。
4月22日，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郭瑞在电脑前工作。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并非“劝和不劝离”
婚姻家庭辅导员并非一直“劝和不劝离”。
2019年4月份，郭瑞接到一起婚姻家庭辅导申请。她还记得，当事人双方中，妻子歇斯底里的声音充斥整个办事大厅，丈夫却表现出理性体面，进门时还对郭瑞问好。
两人的结合被公认地相配。夫妻双方毕业于名牌大学，在各自工作单位任团队负责人，结婚已有五六年时间，育有一子。但性格强势的双方在孩子教育、父母相处上遇到了难以化解的矛盾。在一次给孩子洗澡时，丈夫没压制住火气动了手，妻子见状阻拦也被推搡。
妻子提出离婚，但传统的丈夫并不太同意，在离婚登记办理时两人找到了郭瑞。“两个人脾气都比较火爆，不是原则性问题。”经过疏导调和两人决定再试一试。但两年后，两人又走进了郭瑞的辅导室。双方相互的怨恨有增无减。“女生基本处于崩溃边缘了”郭瑞很担心。
除了专职和第三方社会组织加入，婚姻登记机关利用婚姻家庭辅导室的设立，会主动链接一些社会资源，比如妇女保护、司法、心理等方面专业人士，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集体讲堂、个案辅导等服务。
郭瑞同时是一家律所的负责人，有三十余年的离婚案件代理经验。这次咨询她为两人公益起草了离婚协议，调解协商下，孩子最终协议交给母亲抚养，房产一分为二进行分割，女方承担期间男方在外租房费用。按照咨询辅导的职业规范，工作人员不可与咨询者有私人交往，但考虑到女方的抑郁状态和崩溃程度，郭瑞同意了对方的好友申请，有时晚上也会收到女生的咨询。
纪美云记得，有对小夫妻在经过辅导后仍然决定协议离婚，但办理完手续后两人专程来到辅导室鞠躬致谢，携手走出了婚登处。
“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大家离不了婚，而是能够正确认识婚姻，学习两性相处之道。”郭瑞说，年轻时陪着当事人一起哭，但随着专业积累，作为被咨询者不是“快意恩仇”或“评价鼓动”的角色，而是帮助当事人，在即便关系走到尽头时，通过理性方式平和结束，走入新的人生。
讲述：离婚变得越来越复杂，婚前辅导需得到更多重视
郭瑞：婚姻与恋爱不同的地方在于，不仅要喜欢对方的有点，还要接纳包容对方的缺点，在柴米油盐的普通日子里，求大同存小异，相互尊重。
在近几年我们接触到的案例中，不乏激情离婚，当然其中无子女的年轻人居多。这一代普遍独生子女，更加注重自我感受，不愿过分相互迁就。我们一直觉得，婚前辅导需要更得到重视，两人不能成熟考虑婚姻关系、融洽理解对方、学习相处之道，必定带来不幸的婚姻结果。
在我接触离婚案件和申请的三十年多里，能感受到是其中的社会变化。现代人婚姻中子女教育和双方父母介入是两个重要的矛盾点。婚姻从来不简单是两个人的事情。双方父母倾其所有购房，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希望在这段婚姻关系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子女培养压力和代际教育理念差异，也将矛盾进一步加剧。
以前，离婚对于夫妻双方来说是很难堪的事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离婚率没有这么高，那时候离婚还得有单位介绍信，要先经过单位调解，观念相对保守一些，能维持就不轻易离婚。随着女性经济基础改善，社会开放程度提高，离婚率有了上升。而且很明显，以前经济地位占主导的男性主动提离婚的多，现在离婚案件还是申请中，女性提出的情况增加了。
但相应的离婚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前结婚房子是单位分配，离婚分锅碗瓢盆，条件好的才涉及沙发、缝纫机等大件儿分割。但现在一套房子动辄百万千万，几乎是几代人所有积蓄的投入，涉及的法律和利益面更广。子女抚养成本和社会环境要求也成为压力所在。
职业档案
2016年7月1日，随着新版《北京市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正式实施，婚姻家庭辅导工作纳入婚姻登记机关服务项目。随后，北京全市16区婚姻登记机关全部设立了婚姻家庭辅导室，部分还设立了心理咨询室、法律咨询点，为有需求的婚姻登记当事人开展一对一的婚恋辅导、矛盾调节和减压服务，并将辅导向婚前和婚后延展。
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截至去年底，北京全市婚姻家庭辅导人员中，专职人员22人、兼职人员22人、社工14人。北京市民政局将逐渐在婚姻登记机关构建一支这专兼职结合的专业化的队伍，形成专家库，对于服务调解人员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
2020年12月31日，北京市民政局对外公布一组数据：“十三五”期间先后为4.3万余对当事人提供了婚姻家庭辅导，婚姻家庭危机干预有效率达60%以上。
北京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陈谊此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离婚登记程序调整，离婚冷静期实施，婚姻家庭辅导工作将成为婚姻登记机关的必要工作程序，离婚申请流程上增加选择“是否接受婚姻家庭辅导”的流程。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自主选择预约专业辅导服务。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摄影记者 郑新洽
编辑 陈思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