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丨[美]玛丽·阿拉纳

摘编 | 徐悦东

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Juan Gabriel Vásquez）是拉丁美洲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哥伦比亚世世代代那令人心碎的血流成河的情景。他讲到了进入21 世纪不久后，他的双胞胎女儿在波哥大出生的那一刻。当时，屠杀和流血未曾稍歇，毒品、群体骚乱和恐怖活动构成的巨大风暴致使数万人丧命。产科医生把两个新生儿交到这位年轻父亲的臂弯里时，忽然认出他是那位仔细记录哥伦比亚的暴力所造成的创痛的小说家兼记者。那位医生力邀巴斯克斯去他家，说有重要的东西给他看。

几个小时后，巴斯克斯穿过波哥大这个位于安第斯高原的首都城市那陡峭蜿蜒的街道，去看那人到底急着让他看什么东西。敲开门后，主人很快把他带进一个房间，交给他一个密封的小玻璃罐，里面装满浑浊的黄色液体，散发出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他立刻意识到，罐里泡的是几块人的脊椎骨。

那位医生像刚才抱着巴斯克斯的两个新生儿一样温柔地将小罐放在巴斯克斯手中，解释说，这几块脊椎骨曾属于近60年前在波哥大被暗杀的总统候选人豪尔赫·盖坦。暗杀事件引爆了所谓“暴力时期”的疯狂杀戮。这几块骨头从一位医生传到另一位医生手中，最后不知怎么到了这位产科医生家的抽屉里。

《银、剑、石：拉丁美洲的三重烙印》，[美]玛丽· 阿拉纳著，林华译，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4月版

不过，骨头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1948年4月9日，盖坦遇刺后，民众连续10个小时大肆打砸，向总统府投掷石头，在城里焚烧汽车和房屋，结果引来政府的残酷回应，把波哥大毁得遍地瓦砾。随着盖坦遇刺的消息传遍全国，不出几个小时，暴力就迅速蔓延开来，麦德林、布卡拉曼加（Bucaramanga）和伊瓦格（Ibagué）相继发生打砸和屠杀。接下来的10年间，哥伦比亚人民为盖坦之死展开了复仇。民众的怒火引发了内战，导致了军事镇压，催生了愤怒的游击队和民兵，为毒枭起家创造了条件；毒品卡特尔及其成员遍布全国，直到进入21世纪后都牢牢控制着哥伦比亚。超过500万哥伦比亚人被赶出家园，4.5万儿童被杀。

小说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

巴斯克斯把装着盖坦脊椎骨的罐子捧在手里，这双手数小时前刚刚抱过他两个女儿扭来扭去的小小身体。现在他手里拿的是引爆叛乱、招致恐怖时期的一件谋杀案的遗物。20世纪40年代“暴力时期”开始时，他的父亲还是个婴儿，巴斯克斯自己于1973年出生时，暴力加速蔓延，直到三代人之后的今天仍如火如荼，连 他的孩子也摆脱不了暴力的阴影。突然间，巴斯克斯心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暴力的冲动、对暴力的忧惧、暴力的不可避免，这一切是否已经编入了他的国家的基因？这是可遗传的特征吗？野蛮暴力是否已深深印在人民内心，成了被普遍接受的常态、一种生活方式？暴力是否一代传一代，刻在了几小时前刚刚进入这个世界的那两个小女孩的颞叶、神经节和心脏里面？

跨代表观遗传学是一门新科学，许多细节模糊不清，未经证实，远未获得科学界的明确肯定和接受。目前我们知道，孕妇若遭遇创伤，会导致胎儿细胞的化学变化。但整整一代人的DNA是否会因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经历的恐怖和虐待而留下印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然而，拉丁美洲人不需要科学证明就已经相信了这一点。在拉美的许多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诅咒可以一代传一代；这显然与天主教背景并不冲突。近至我父亲那一代，人们还相信祖先的罪孽可能会导致胎儿长尾巴。目击过暴行的女人一 定会生出严重畸形的孩子，宝宝一出生就要承受祖辈遭到的诅咒。你可以说这是迷信、错误的宗教教育或者神秘思维，但它在拉丁美洲许多地方非常流行。不管科学能否有朝一日确定暴力、恐惧或怯懦会通过基因密码编入人类的DNA螺旋，人们几百年来就是这样认为的。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容易相信神话、夸张的政治许诺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待历史总是带有一丝无助和无奈。过去100年里，拉丁美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贫困在逐渐消除，初生的中产阶级正在壮大。然而，我们仍然心有余悸，害怕这些脆弱的成就一夜间土崩瓦解。这种事经常发生。突发的叛乱、外国的干预、顽固的暴君、猛烈的地震都可能导致纸牌屋的坍塌。

2018年，秘鲁的贫困率16年来首次出现上升，数十万秘鲁人再次滑入绝望的赤贫当中，大家几乎发出异口同声的叹息：我们凭什么觉得秘鲁不会这样呢？一个国家的总统被弹劾，马上会引发即将发生政变的谣言；另一个国家上台了一位极右翼总统，同样的谣言也不胫而走。这些可不是单纯的谣言，而是根植于历史的恐惧，是带有昔日深深烙印的焦虑。

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的富足在世界上排名第五，人均收入与法国相当，汽车数量多于英国；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永远摆脱不了腐败、停滞和混乱？委内瑞拉拥有地球上已探明的最大石油储量，有潜力成为南美洲最富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现在连饭都吃不饱？数百万人彻底失望，开始了一场空前大逃亡，一边逃离自己的国家，一边摇头纳闷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但是，比较有头脑的人，不管是穷是富，早已知道了答案。毛病还是老毛病，那就是独裁者、掠夺、看似不可克服的贫困、腐败、效率低下。这是我们的本性。

委内瑞拉的著名知识分子卡洛斯·兰赫尔（Carlos Rangel）说过，墨西哥与阿根廷之间1万千米的距离是地理上的，不是精神上的。美洲西语区在历史与特征上有足够的共性，可以统而论之。兰赫尔对卡斯特罗的共产党和皮诺切特的法西斯同样鄙视，他说，拉丁美洲的底层民众陷入了镇压和反抗的无尽循环，不是甘心做高贵的野蛮人，就是拿起武器闹革命。捍卫穷人利益的人把拉丁美洲的一切弊端都怪到外国掠夺者头上，认为我们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富国剥削我们，因为它们抢走了我们的财富，使我们沦为强大无比的第一世界的仆从。

委内瑞拉知识分子卡洛斯·兰赫尔。

为富人说话的都是阶级制度与现状的捍卫者，他们一般都支持独裁领袖、铁拳镇压、军方、天主教会，甚至外国干预，以确保富人守住权力，现状得以维持。拉丁美洲的富裕阶级希望政府强硬。兰赫尔认为，我们无论属于哪个阶级，都害怕自己生来注定会被另一个阶级所害。我们假设自己最终必然成为对方+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怒火所向， 成为历史积怨、制度缺失和我们劣根性的受害者。我们相信，拉丁美洲的失败是我们骨子里带来的，一代传一代。否则，莱昂诺尔·冈萨雷斯及无数的拉丁美洲人为什么仍在砸石头，仍在背水，仍在过着和我们几百年前的祖先一样的生活？

制度缺失的证据比比皆是。不错，我们热爱家人、维护传统，我们热情待人、心灵手巧，我们面对逆境勇敢无畏，但是，拉丁美洲的问题实在是堆积如山。如果用尸体数量来衡量，我们是地球上杀人最多的地方。钟摆永远在街头暴力和政府镇压之间摇摆，我们对剑已经见怪不怪。以往的半个世纪中，这种可怕的麻木不 仁最明显的表现是许多拉美国家的叛乱发展为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又变成“毒品经济”，普遍的混乱失序导致种族灭绝式的军事镇压。

数十年间，从索诺拉沙漠到秘鲁高原，军队为了强力平叛而急剧增员；一旦平叛结束，大批兵员退役，拥入城市乡村，为毒品贸易提供了现成的武装力量。就这样，一代人的百夫长成了下一代人的罪犯。哥伦比亚士兵在同“哥武”的战斗中冲锋陷阵，复员后却被引诱加入麦德林城外森林中的毒品贸易。同样，曾与“光辉道路”作战的秘鲁士兵最后却为瓦亚加河谷的可卡因毒枭扛枪打仗。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准军事团体的成员最后都成 了贩毒团伙的打手。卡洛斯·布埃尔戈斯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年轻的古巴人曾经在安哥拉为共产主义而战，后来却在华盛顿特区靠贩毒为生。

一位经济学家说过，非法毒品是拉丁美洲的新白银，其产地也正是历史上向世界各地输送贵金属的地方，如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墨西哥、巴西。500年间，从拉丁美洲大地深处挖出的黄金白银被运往他处；同样，50年来，在这片土地上收获、加工的可卡因和海洛因也被运往各地。我们难以确知隐蔽的毒品市场 到底多大，但我们知道，其中涉及不折不扣的毒品行动部队，而在毒品产量巨大的国家，毒品几乎触及所有国民的生活。

毒品美元洗白后，流经建筑公司、服务业、旅游业、银行、餐饮业、政治组织，甚至教会，改变了经济的根本性质。自20世纪90年代起，非法可卡因生产形成了庞大的经济网络，涉及人员数以几十万计，从古柯种植农到走私贩子，再到康复顾问。毒品是几千亿美元的生意，它的生产销售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值钱的商品链。

虽然毒品贸易得来的钱一般都用于资助犯罪团伙、卖淫和贩卖人口这些见不得光的活动，但是，包括圣地亚哥和墨西哥城在内的一些拉美城市今天的繁荣可能就是毒品资金源源不断的涌入促成的。事实上，黑市的发达能使整个国家受益。某些国家把非法毒品贸易当成了生命线，依托石油、可卡因收入和强大军力这个魔鬼三角，蜕变为一个毒品——黑手党国家。所以，拉丁美洲的毒品钱似乎无处不在—我们经常会亲手接触到。科学家报告说，90%的美元纸币都带有可卡因的痕迹。

电影《候鸟》剧照。

我（作者玛丽·阿拉纳）的母亲是北美人，我因为2300万瘾君子（其中近一半是美国公民）沦为源源而来的白色“银子”的奴隶而愤慨。我的父亲是南美人，我对于美欧市场对非法毒品永无餍足的需求把拉 丁美洲经济与犯罪集团和拉美以外的毒瘾紧紧绑在一起感到痛心。对于今天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多方面都有责任。

海洛因、大麻和可卡因的贸易不只给拉美地区带来了兴旺发达的地下市场，还是暴力的一大成因。毒品战成了拉丁美洲的死神，造成的伤亡甚于恐怖主义活动。世界上任何其他处于和平状态的地区都不像拉美那么暴力猖獗。自从2006年以来，墨西哥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开展的镇压非法毒品的行动造成了超过25万墨西哥人的死亡。杀戮成为家常便饭，2011年头9个月，与毒品相关的暴力造成1.3万人丧生，新闻却几乎没有报道。

墨西哥的失踪人数接近4万。在米却肯（Michoacán）的一家舞厅，挤满了人的舞池里忽然被扔下5个人头，说是为了“上天的正义”；跳舞的人群惊恐地四散奔逃，但没有人感到特别意外。

哥伦比亚也是一样。毒品战打了几代人的时间，其间被打死的人数在比例上与墨西哥相当，确切来说是22万。几乎800万人流离失所。成千上万的儿童被绑架入伙。哥伦比亚和平进程于2016年开始后，凶杀率剧减了1/3；即使如此，哥伦比亚迄今依然是世界上国内难民最多的国家，叙利亚、刚果、索马里、也门或伊拉克都要屈居其后。同样，委内瑞拉的暴力愈演愈烈，社会严重失能，迫使数百万难民越过边境去别国寻求安全。此类情况数不胜数。据联合国统计，巴西一年内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人数堪比叙利亚内战的死亡人数。秘鲁是当今最大的古柯叶来源，也是可卡因生产大国；毒品团伙造成的街头暴力司空见惯。世界上 50 个暴力最严重的城市中，43个在拉丁美洲；非法毒品肯定是其中一个主要成因。

白银让西班牙精英拥有了巨大财富，却给美洲原住民带来了无可言状的痛苦；同样，非法毒品使极少数人腰缠万贯，却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暴力的灾难。历史在无尽地重演，而这个地区最严重的痼疾——极端不平等——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拉丁美洲之所以是地球上最不平等的地区，正因为对它的殖民活动从未停止；殖民者包括探险者、征服者、传教士，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则是拉丁美洲自己的一小撮精英阶层。经济学家一直认为，拉丁美洲依靠采掘业的社会就是建立在社会不正义的基础之上的。   

设计并维持了这种社会的统治阶级以牟取暴利和保住权力为首要目标。高高在上的绝对特权阶层统治着处于绝对贫困的下层百姓， 这种情况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只依靠采掘业的国家注定会失败。对自然资源无休止的掠夺留下的破坏（也可以说是银造成 的破坏）绵延不断，有暴力、怨恨、贫困、环境破坏，还有犯罪。按照玻利瓦尔的说法，留下的是一个无法治理的美洲，革命都白费了力气。

地球上没有几个地方的暴力和拉丁美洲的一样严重，也没有几个地方和它一样腐败。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拉美人认为他们的政府五毒俱全。最该一身正气的安全部门恰恰是腐败最猖獗的地方。在拉丁美洲，警察和军队经常被政客收买，不是为法律服务，而是成为当权者的工具。就在拉丁美洲的独裁者肆意改写宪法，去除对他们权力的制衡的同时，警察头子和军队将领随心所欲地压迫人民，不受任何约束。2015年，曾是游击队领导人的萨尔瓦多副总统批准了警察署长建议的政策，允许警察杀死帮派成员，“不必担心承受后果”。 

在洪都拉斯，一位缉毒总管在调查政府与可卡因卡特尔的勾结时发现，国家警察直接向毒枭报告，替毒枭杀人。他的调查挖得太深，结果被立即解职。“我们烂到根了，这位被解职的缉毒总管说，“我们处在深渊边缘……你写完报告交给上司，然后了解到你报告的那些罪行就是他犯的。”两周后，他死了。

在腐败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的是殖民主义最忠实的帮凶——天主教会。方济各教皇听说奥迪布里切特贿赂案揭发出来的系统性普遍贪污后，明确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奥迪布里切特案是发生在巴西的一场规模巨大的贿赂行动，给南半球各国的政客提供了总计数亿美元的回扣，是历史上最大的外国贿赂案。教皇说，拉丁美洲的政治陷入了危机。陷入了严重危机！弊病丛生，情况不妙！他说得没错。不过，这个地区的人都知道，腐败是年深日久的痼疾。自从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竖起十字架以后，腐败就无处不在；可敬的教皇悲叹连连，但其实天主教会就是腐败的基础。

教会甘愿与国王合作，对有色人种出售“血统净化证明书”，该证明对上学、进入政府部门，甚至结婚都有帮助；殖民地人民从这样一个教会那里会学到什么呢？教会要求他们的祖先缴纳贡赋，缴不起就罚做苦工；信徒从这样一个机构那里会学到什么呢？天主教的枢机主教和主教站在科尔特斯、皮萨罗、庇隆或佛朗哥 这样的强人一边为暴君服务，例如，智利的枢机主教劳尔·席尔瓦·恩里克斯（Raul Silva Henríquez）就曾为皮诺切特将军效劳，为他发动的致命政变“正名”；信徒从这样一个宗教那里会学到什么呢？听到神父吹嘘教堂接到了走私犯捐款，钱箱里装满了不义之财，信徒会学到什么呢？看到像奥斯卡·罗梅罗主教这样拒绝对暴君屈服的神父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枪杀，信徒又会学到什么呢？ 

智利政治家皮诺切特。

天主教会为拉丁美洲做了不少好事，但它是个巨大的矛盾体。它经  常以两张面孔出现，一张是捍卫穷人利益的面孔，另一张是为显贵  说话的面孔。从它的历史表现来看，它没有完成它最基本的任务，那就是传播一个真正人道、守法、平等的社会始终应遵循的美德。耶稣会修士哈维尔·阿尔沃说得好，美洲早在基督教到来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些美德。在被殖民者毁灭的文明中，这些美德被写进了法律，那就是：不得偷窃，不得撒谎，不得懒惰。

莱昂诺尔·冈萨雷斯无法离开拉林科纳达散发着臭味的垃圾堆去山下定居。一位美国纪录片制片人给她带来了好运，作为拍摄她家生活的交换条件，制片人安排让她的孩子受教育，可是她总也适应不了别处的生活。她离开了非法金矿赤裸裸的暴力和有毒化学品，住到了胡利亚卡这个离普诺50千米的繁忙的空港城市。可是，在这里，她在别人眼中只是个穿着宽大裙子的不识字的乡巴佬，是身无长技的外人。她的孩子们上了学，很快适应了机场后面贫民窟中那座两个房间的水泥屋，但莱昂诺尔不久就回到金矿，又开始了跪在地上在岩石堆中寻宝的生活。每逢星期四，她都把代表着她丈夫的那个小石块放在围裙口袋里，登上一辆摇摇 晃晃的汽车，沿着泥土路上山；6个小时的车程把人的骨头都快颠散了。

星期一，她下山回家，给孩子们做饭，督促他们学习，给他们准备好够一周穿的干净衣服。她的小女儿塞娜已经从耐斯托尔·卡塞雷斯安第斯大学（Universidad Andina Nestor Cáceres）毕业。大女儿玛丽露丝尚未完全从爱人自杀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她的爱人是拉林科纳达的一个年轻矿工，酗酒无度，在矿道里上吊身亡，留下她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玛丽露丝仍在上学，希望以后做药剂师。莱昂诺尔最大的孩子霍恩在最终造成他们父亲死亡的那次矿难中多处受伤，至今没有痊愈，眼睛、脑部和肺部都受了损害，可是他仍然在一家安装光缆的公司每周工作54小时。

最小的孩子亨利是个快乐的16岁男孩，本来到了去阿纳尼亚山满是氰化钾的矿坑里劳动的年纪，但他现在是他那所简陋的学校里分数最高的学生。

向北数千千米处住着卡洛斯·布埃尔戈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里，应该是在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之间的某地；他也是生活的边缘人。从城市到郊区，哪里有工作他就去哪里。他做过看门人、餐馆杂工、洗车工、送信人，靠着自己的机灵在街头谋生。现在他已年过60，头上的枪伤和腹部的刀伤这些旧疾仍不时发作，很难再到街上去混。他得到的安慰都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那些人大多是希望忘却过去的年纪较大的妇女。他的前妻是委内瑞拉人，身体圆胖，性情干脆，眼里揉不下沙子。他们结婚前，卡洛斯和一位名叫海伦的50来岁的金发女子同居，他俩是在华盛顿特区一家酒吧的舞场上相遇的。

后来，卡洛斯因贩卖可卡因被判处15年徒刑，服刑期间，他体弱多病的6岁儿子夭亡，妻子也和他离了婚。刑满出狱后，他重拾故技，去曼波舞场寻找岁数大的单身女子，用一点柔情换取栖身之地。运气好的时候，他能过上几个月的舒服日子；有些美国女人特别喜欢他那种顽童似的机灵样子和浓重的古巴口音。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累了，有着一长串犯罪记录的他好像再也折腾不动了。戴德县他原来常去的地方或新奥尔良乱哄哄的单身酒吧都不见了他的身影。根据记载着他所犯下的小偷小摸、偶尔的贩毒行为以及与警察的冲突的法院记录，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久住过。法院记录中“可能的雇主”一栏中明确写着：未发现。他最后接触的毒贩老大自称为“上帝”。

哈维尔·阿尔沃神父将自己生命中67年的时间献给了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福祉，这位重精神归属不重血统分类的神父说自己是印第安人，是艾马拉人，也是盖丘亚人；他可以确定地说自己不再是加泰罗尼亚人，甚至不再是西班牙人，而是玻利维亚人。他见证了玻利维亚的重生，也看到这个国家经历的地狱般的痛苦变化。哈维尔满怀希望地为埃沃·莫拉莱斯这位玻利维亚第一位原住民总统的当选而积极奔走，却最终希望破灭。

贫穷古柯农出身的莫拉莱斯重蹈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民选总统的覆辙，变成了腰包饱满、专横跋扈、冥顽不化的独裁者。他利用民主来破坏民主。哈维尔对此直言不讳。对梦想，对失败，他都实话实说。但是，他就像一位父亲，无论孩子犯了什么错，都依旧爱自己的孩子。他不愿意放弃对未来的希望。拉丁美洲终究会获得救赎，缺少的只是更好的法院、更好的学校、更好的领导人。哈维尔已年过八旬，却仍然不知疲倦地努力推动他一贯笃信的事业，即攸关拉丁美洲救赎的三位一体：正义、平等、教育。这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无比困难。

莱昂诺尔、卡洛斯和哈维尔三人永远不会相遇，但他们的故事紧密交织，正如银、剑、石的历史在这片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土地上齐头并进。当然，关于拉丁美洲，还有别的更让人开心的叙事。但是，这三人的故事映射出了拉丁美洲的真实现状，故事日后的结局将决定拉丁美洲的未来走向，他们的故事无疑也是对这片大陆的过去的概括。

拉丁美洲遭到征服，成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大陆之前，资源、暴力和宗教早已是这里的重要力量。前哥伦布时代，这里的人民就经常遭到肆意掠夺、残酷虐待，还被强迫接受外来信仰。但是，哥伦布坚称他发现的是亚洲，说这块土地富饶多金，人民温和驯顺，易于奴役欺骗。这是关于美洲的众多谎言中的第一条。其实，他发现的不是亚洲，这里并非遍地黄金，人民也不温顺易骗。原住民最终的确沦为了奴隶，男人去做苦工，女人成为性奴，但是他们的新主人从未真正明白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人真正理解美洲原住民，没有人想到他们最终会声索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被送进矿井，赶到田里；他们的生命力被榨干，文化被消灭。用来压制他们的暴力给他们造成了伤口，用来安抚他们的信仰变成了疗伤的药膏。

最后，他们被收服、被混血、被洗脑，在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这些南锥体国家则是被全部消灭。而谎言仍在继续。就算是才华横溢的奥威尔，也不可能想象出一个比拉丁美洲更超现实、更令人精神错乱的世界。欧洲为拉丁美洲编造了无数的神话，也从拉丁美洲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它确立了这样的观念：拉美的文化并不重要，欧洲人比拉美人高级，天生要统治他们，给他们带来进步。后来，北美进一步扩大了这个观念。拉丁美洲人对所有这些照单全收。

詹姆斯·鲍德温曾写到，美洲历史比我们对它的任何叙述都更漫长、更丰富、更多样、更美丽，也更可怕。此言绝对适用于美国以南的美洲。过去的记叙使我们习惯于用入侵者的眼光，从征服者的角度看历史。一位研究前哥伦布时期文化的著名历史学家说过，我们以为拉丁美洲的历史始于西班牙征服者，是西班牙的故事。

电影《候鸟》剧照。

拉丁美洲其余的故事则散布在历史的迷雾中，被扫到历史的边缘无人问津。我们通常认为，拉丁美洲这片土地是哥伦布与泰诺人的故事，是科尔特斯与阿兹特克人的故事，是皮萨罗与印加人的故事，是卡韦萨·德·巴卡与瓜拉尼人的故事，是西班牙与它的殖民地的故事，是本土独裁者与被他们杀害的可怜人的故事，是罗马天主教会与异教徒的故事，是宏大的世界经济与沉睡地底引人垂涎的矿脉的故事。就连本书也只能采用胜者与败者并置对照的叙事框架。

然而，能够揭示历史更深刻、更持久一面的恰恰是“与”字之后的那一方，是上述每一对当中的后者。泰诺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瓜拉尼人、殖民地、异教徒、受害者和地底沉睡的矿脉诉说着更深层次的故事。这些组成部分无论遭到什么样的践踏，都依然刻印在这个地区的心灵深处。时光无法倒流，我们过往的行动塑造的世界无法打碎重来。

但是，除非我们明白历史中的那些“与”，弄懂被我们的集体失忆抹去的历史幽灵，否则就不要指望能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也永远不会懂得拉美人民的性格特 征。直面现实，我们可以看到拉丁美洲叙事的核心是不胜枚举的邪恶不公。除非拉丁美洲弄明白这些邪恶不公如何塑造了它的人民，在人民心中埋下了怨毒，阻滞了人民的发展，否则它的未来仍然摆脱不了银、剑、石的三重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