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图片来源:Unsplash


文|新京智库特约撰稿 关不羽


5月26日,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成都市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达到2093.8万人。


成都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的消息让人颇感惊讶。


因为,按照2020年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为1658.1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1233.79万人,户籍人口为1500.07万人。与这次人口普查结果逼近2100万人相比,相差了400多万人。


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其原因到底是统计口径不同,还是这次人口普查对“成漂人口”做出了更精确的统计,尚有待进一步求证。不过,从这些年来的发展速度来看,成都成为北、上、渝之后第四个人口超2000万的城市,并不意外。


四川十年间跨省流入人口翻番有标志性意义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


这一结果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变化最大的地区分别是东北和西部。十年间,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降了近1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则是从“六普”时下降1.11个百分点“扭亏为盈”,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人口版图”的变化无非是两个原因,其一是人口出生率,其二是人口迁徙。根据人口变化的一般规律以及总人口数量变化情况看,人口出生率不太可能是影响西部人口比重上升的主要因素,人口迁徙的流向变化才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中国人口迁徙的流向从“六普”期间全国各地人口涌入东部地区,到“七普”的十年间,有了“向东去”和“向西去”的分化。这在四川省的“七普”数据中有明显体现。


5月26日公布的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跨省流入人口为259万人,十年来跨省流入人口增加146.1万人。十年内,跨省流入人口翻番,变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尽管流入人口的绝对数量和人口占比无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但是四川多年来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如今出现流入人口快速增长,是有很强的标志性意义的。


成都是人口“东西分流”最大受益者


成都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是在中国人口迁徙“东西分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十年来,四川增长146.1万跨省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成都。成都“七普”数据显示,全市常住人口中的跨省流动人口为149万余人,也就是说四川的跨省流入人口几乎全部集中于成都。


由此可见,成都已经成为具有全国吸引力的西部之城,是“向西去”的重要目的地城市。


四川的省内人口向成都集中,在七普数据中也极为显眼。


成都的“七普”数据显示,人户分离人口增加5953823人,增长124.85%;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加1673683人,增长284.09%;流动人口增加4280140人,增长102.41%。


和人口流动相关的指标全部正增长,而且增幅“爆表”,其中,成都的696.6万省内流动人口做出了主要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四川人口向成都集中,不能简单地视为省内人口流动。因为四川一直是劳务输出大省,目前流入到成都的部分人,很有可能是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返川人口。


成都  图片来源:Unsplash


无论如何,如此高的流动人口增长,令人想到了20年前东部经济崛起时的景象——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没有产业发展带来的新增就业机会是难以想象的。成都这几年来经济蓬勃发展,是其吸引力所在。


成都经济发展克服了西部地理区位限制


2019年,成都的GDP为17012.65亿元,增长速度让人惊叹。2020年,经历了疫情的考验,成都的GDP年增长4%,在国内各城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南京。


成都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的不仅是速度,还有质量。2020年,成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2.2%。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指标。


长期以来,困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区位劣势。内陆地区的运输成本高,影响到一产、二产的发展。成都大平原物产丰饶、人力资源丰富,农业基础和工业基础并不比东部地区差。但是,群山环抱的内陆环境导致其在当时无法复制东部地区制造业完成初步积累的发展模式。


四川不是造不出义乌小商品,而是这些制造业产品利润微薄,运输成本高。这也是为什么四川长期是劳务输出大省的原因。


而且,当东部的低端制造业转移时,很多选择了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力成本低廉,又有海运便利,四川等西部地区与之相比也没有明显的优势。


传统的东部发展模式走不通,西部地区发展必须克服地理条件的限制走出不一样的道路。


成都的成功是靠深度“触网”——抓住了互联网产业发展与转型的契机,跨越了地理条件的障碍。


成都“触网”成功的产业逻辑


中国互联网产业有四大要素:技术、资金、市场和人力。


在其发展起步阶段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技术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的热点在美国。


技术日趋成熟后进入第二阶段,资金和市场逐步成为产业的核心要素。2005年前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互联网产业进入“黄金十年”。


而后进入第三阶段,东部地区人力成本、商务成本增长的压力促使产业开始分化、转移,中国互联网产业开始全国布局。


成都就成了理想的选择。


这四大要素中,资金的流动性最佳,没有地域限制。其他三项要素在成都平原配置齐全。成都是西部高等教育重镇,技术支持是没有问题的。本地市场有人口和经济基础,也不存在问题。而人力资源可谓得天独厚。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图片来源:Pixabay


成都的生活成本低,人文环境和物质条件都很宜居,本身就有很强的吸引力。当互联网企业开始全国布局后,四川籍程序员“衣锦还乡”也是水到渠成。


用光缆串起来的互联网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几乎没有地域限制。服务器设在贵州,商务部门留在京沪,制作和研发落户成都,对互联网企业而言是可以轻松实现的。


因此,成都在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后半程成了“网红城市”,完全合乎产业逻辑。而互联网产业的特点是一业新而百业新,仅仅电商平台就带动了大量农业和工业产品的销售。


因此,成都承载了互联网产业转移和布局后,释放了极大的经济增长


成都跻身中国互联网产业第一梯队


近年来,成都把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作为推动城市转型的战略抉择,正加快打造最适宜新经济发展的城市。


作为成都新经济发展主阵地,著名的成都高新区是近年来互联网产业的热点地区,吸引了腾讯、阿里、百度、快手等头部企业纷纷落户。头部企业落户后,互联网企业的集群效应明显。


短短数年内,成都高新区已聚集具有新经济企业达8万余家,规模完全可以和东部发达地区的高科技新区相比。


成都互联网产业有明显的后发优势,起点高、门类全。既有5G通信与人工智能,也有电商、文娱等成熟的消费产业。


互联网产业带来的不仅是直接的经济效益、就业岗位,也给城市管理能力和效率提升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在“2019年中国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中,成都在副省级城市政府网站评估中位列第二,在省会城市政府网站评估中位列第一。


2020年,在《2020中国数字经济百强城市白皮书》里,成都的排名仅次于北、上、广、深、杭,跻身于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第一梯队。


成都对西部地区发展很有借鉴意义


影响人口迁徙的因素很多,除了自然灾害外,经济因素是起关键作用的。


互联网赋能后的成都已经成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最能吸引年轻人的城市之一。


如今的成都,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进入了正循环,人口导入是必然结果,这也构成了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


成都人口突破2000万,不算意外。这是产业逻辑和政策导向之间同步的结果,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样板。


毋庸讳言,我国西部地区存在经济发展的短板。地理区位、交通条件的限制很难完全克服,如何扬长避短是西部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成都的成功在于顺势而为的因势利导,政策引导不急于求成,细雨润物般支持企业、培育产业。这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毕竟,宜居又能宜业的城市和地区才会有人口吸引力。


编辑:柯锐、张笑缘  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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