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发布一项覆盖范围广泛的行政命令，旨在促进经济体内各行各业以及人才市场的竞争。

根据该命令，政府管理机构将被要求“对并购，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平台的并购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尤其要关注对新生竞争对手的收购、意在消除竞争威胁的“杀手级并购”和跨行业并购。

其主要内容，包括反击可能扼杀竞争、导致价格上涨、限制消费者选择的商业行为，特别是加强对科技、银行、医药、航运等领域的企业和商业行为的审查，减少大型科技公司的肆意并购。

这项命令可以视作拜登政府宣称的以劳动者为核心的经济政策的具体措施。

拜登政府发布这项行政命令的背景，是美国正在掀起前所未有的并购潮。

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宣布的交易价值近7,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互联网技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催生出一批可以撼动一国甚至数国经济与安全的科技巨头企业，例如亚马逊、苹果、谷歌和脸书等公司。

因为极高的技术和资本门槛，这些企业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垄断，不但限制了领域内的竞争，而且使其获得了超越商业行为的过分权力，将消费者、工人和小企业陷于不利地位，甚至疯狂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新冠疫情，加剧了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却进一步壮大了这些科技巨头的实力。在政府的刺激政策下，这些巨头企业趁机获得了成本更加低廉的举债机会，频频发起并购交易，继续强化市场中的优势地位。

拜登任命具有“反垄断十字军”称号的琳娜·汗担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就清楚地表露出他限制巨头企业的决心。后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现年32岁。

事实上，针对这些巨头企业进行的反垄断审查，正在成为多个大国的政策选择。

那么，这项反垄断的行政命令管用吗？或者说，在美国的实践中能起到多大的效果？

从本质上来看，拜登签署的这份行政令并不是硬性规定，而是一份要求发起72项行动的线路图，呼吁十多家联邦政府机构采取措施。

换句话说，从政府系统来看，该命令的实效取决于其他联邦机构的配合与合作。

检验政策效果的直接指标是其他联邦机构“讲不讲政治”。

此外，行政命令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处于较低级别的层次。这些激进的政策主张必然受到来自企业界巨头的强烈抵制，包括向法院发起法律诉讼。

这种诉讼很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大概率会拖过拜登政府的本次任期。

所以，如果拜登政府真的想实现革命性的改革，必须在国会争取支持，获得必要的新法律授权，而不是寄希望于法庭所依靠的陈旧反垄断判例。

没有新的法律支持，政令难出白宫，因为执法机构缺乏足够有效的工具来应对当前快速发展和高度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但是，在国会通过这样一项新的法律，同样需要艰难的斗争。

美国国会的议员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投票严格遵循党派路线，跨党派合作越发艰难。

尽管民主党占据微弱多数，但并不能完全主导国会的投票结果。强行在国会推动限制大公司商业行为的立法必然遭到共和党的强烈抵制。

有人认为，这种反垄断的行为可能会伤害新技术的研发和风险投资，因为他们无法再轻易地将拥有新技术的小公司卖给那些企业“大佬”来套现。

但是，如果新技术不能被用来造福更多的普通人，而只是成为少数精英用来实现财富自由的手段，那么这种因为被收购而束之高阁的新技术对社会的意义也很有限。

所以，拜登总统的行政命令至少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科技巨头公司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把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买下来。就算政府阻止不了，那些希望并购的企业也要三思而行，因为很可能会面临来自政府不同机构没完没了的审查麻烦。

当然，对于格外敏感的资本市场来说，拜登总统的这一动作本身就已经足以产生蝴蝶效应。

为了对冲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许多企业会赶在美国拜登政府反垄断行动成形之前完成交易。

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将迎来新一波变革性的并购潮。

而美国政府监管机构落实法规变更，很可能是晚些时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