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庆祝建党百年系列评论·百年说百”之十九。

文 | 何晓斌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2020年12月，在即将迎来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0）》。根据经济规模、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和区域竞争地位等因素，此次报告评选出了“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其中包括蝉联多年冠军的江苏昆山市，以及大众耳熟能详的江苏江阴市、浙江义乌市、福建晋江市等县域。

“郡县治，天下安”。在我国的行政架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县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县域治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而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此次报告显示，处于“百强县”前列的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末端的县域发展也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于2020年12月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100强”排名。

县域是我国历史上

最稳定的一级基层行政区域

在我国的“百强县”排名中，许多地方被称为“市”，但实际行政级别仍属于“县级”，仍然是县域范畴。

县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一级基层行政区域，自秦朝统一实行郡县制以来，在幅员、数目与名称方面变化起伏最小。从汉唐到明清，我国县级行政区数目一直维持在1500个上下，民国之后上升到2000个以上，截至2020年，我国有县级行政区2844个。

按照各地县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研究需要，我国县域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占比最大的“县”，有1481个，包括以“县”冠名的地域1312个和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这些县域的共同特点，是农业占比和农村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不高，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第二类是县级市，全国共有388个，其特点是地理上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但暂时无法和地区中心城市连成一片。“百强县”名单中，很多就来自这一类县域，包括昆山市、江阴市、义乌市等，都是这一类县级市。

由县升级为县级市的标准，主要包括人口密度、从事非农产业人口比例、工业产值、城市公共设施普及率和是否具有政治、军事、外交等特殊需要等指标。总的来说，县级市在定义上就涉及经济发展和人口密度的一定要求，因此一般比第一类“县”更为发达。

第三类是市辖区，全国共有973个，属于地理上位于中心城市范围内的区划，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达，城市化程度较高。虽然市辖区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县一级，但其发展模式与县域具有较大差异，其管辖的区域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往往高于一般的县和县级市，属于城市发展范畴，与一般的县和县级市缺乏可比性，因此在很多研究中并不将其归入县域范畴。

▲蝉联多年“百强县”冠军的江苏昆山市，还拥有昆曲、水乡周庄和阳澄湖大闸蟹三张名片。图片来源：江苏省昆山市政府官网

新中国彻底改善了

县域基层经济和社会民生

对于我国县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回望历史，我们就可以深切感受到这100年来的沧桑巨变。

民国时期，社会改良运动倡导者晏阳初和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景汉教授，于1926年开始在河北省定县调研，总结出当时中国县域社会的四大基本缺点：“愚、穷、弱、私”。

晏阳初、李景汉两位学者实地考察发现，“大多数农民仅能饱粗食暖粗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面活着，以不挨饿为侥幸……三房（厨房、卧房、茅房）情况，一塌糊涂。农民之营养既然不足，疫疠疾病又任其传染，致身体显衰弱状态。”

彼时，定县全县人口40万左右，仅有400余名医生，缠足陋习刚刚开始废除，但毒品嗜好者正在增加。学校数据显示，当地女性学龄儿童入学率不足15%，随机抽样调查11岁到50岁农村女性的文盲、半文盲比率接近95%，即使是家中拥有100亩以上土地的富裕地主家庭，文盲率仍然高达42%。

在积贫积弱之外，民国时期的县域民生还饱受战乱之苦，人民的财产、牲畜损失极大，又面临苛捐杂税、强征入伍，可谓是民不聊生。晏阳初、李景汉两位学者，曾立志要通过乡村改造和普及平民教育的运动改善基层的教育、卫生和文化习俗，无奈1937年日军入侵华北，改造运动不得不中断。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农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教育普及、消灭四害、派遣赤脚医生、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运动，才彻底改善了县域基层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民生。

人民公社时期，广大县域人民以集体劳动的形式建设了许许多多的大中小型水库，明显改善了农业灌溉条件，缓解了水灾旱灾对农业的冲击，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著名的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红旗渠工程，就建成于这一时期。即使是在1966年到1976年的特殊时期里，党和政府仍然在华北平原大力投资农田水利，打机井，抽取地下水浇地，大大改善了北方缺粮的局面。

农业机械化也是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因素，拖拉机、收割机等大型机械的投入使用解放了生产力。“赤脚医生”等医疗卫生举措，则改善了县域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状况，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不到35岁，到1981年增长到了67岁，整整增长了30多岁。

这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与之相伴随的，是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达到历史新低。这就为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保障和人口红利。

虽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旧的核算机制问题，在这些重要的民生领域建设成就无法用GDP等数据来衡量，却也正是这些农业基础设施和乡村医疗卫生建设，为改革开放以来县域温饱问题的迅速解决、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60年代，广大县域人民以集体劳动形式在农田水利等方面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为此后的县域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著名的红旗渠工程，就建成于这一时期。图片来源：河南省林州市政府官网

“百强县”对中小城市经济发展

带动作用明显

我国的“百强县”发展水平到底如何呢？数据可以说明一切。以此次报告中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一百的江苏昆山市和贵州兴义市为例。2020年，昆山市的常住人口为209万余人，城镇人口约占79%，GDP达到4250亿元，居民人均收入达到62700元，人均GDP达到203106元，接近东欧国家保加利亚的GDP水平。如果按照人均GDP来算的话，已经超过西班牙，接近韩国的水平。

而位于黔西南革命老区的兴义市，2020年常住人口84万，城镇化率61%，GDP达到493亿元，大约是科索沃一国的水平。兴义市2020年人均GDP为58690元，按照折合成美元的人均GDP，略低于俄罗斯和马来西亚，高于土耳其和阿根廷。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358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533元。

这也意味着，处于中国“百强县”前列的县域经济发展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而即便处于“百强县”末端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也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百强县”作为全国两千多个县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对中小城市经济发展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根据报告数据，全国“百强县”GDP总和为955645亿元，占全国的9.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和为7188亿元，占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7.1%。其中，浙江义乌市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80137元，领跑“百强县”，接近全国平均值43834元的2倍。

除此之外，“百强县”还呈现出城镇化水平高，吸引外来人口能力强；民营经济繁荣，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消费水平升级迅速，人才、科技等发展内生动力强；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水平高等特点。

▲在此次“百强县”榜单排第一百名的贵州省兴义市，位于黔西南革命老区，其城镇化率也已高达61%，人均GDP高于土耳其、阿根廷等国，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图为兴义万峰湖景区。图片来源：贵州省兴义市政府官网

改革开放后乡村工业化

大大改善了农民生活

以“百强县”为先锋的县域经济飞速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乡镇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县域治理，可以被置于“行政发包制”的模型中考察。在这种体制下，财政收入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分包，地方财政增收的部分可以按一定比例留下自用，县域拥有财政盈余的支配权。这大大激励了县域发展经济、兴办企业，以乡镇工业为领头羊的地方企业快速发展，各县域之间开启了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锦标赛”，形成了“地方政府即厂商”的发展模式。

在这一阶段，县域经济增长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能量，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工作。乡村的工业化虽然呈现出“小、散、乱”的布局，但仍然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这一阶段的县域农民收入水平提高速度甚至高于城镇居民。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分税制改革，县域不再能完全支配地方财政的盈余，失去了大力发展集体企业的动机，导致一批乡镇企业的衰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开始失衡，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吸引了大量流动务工人员进城打工，县域开始面临人才流失、产业空心化、留守儿童等问题。

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县（市）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如，以浙江义乌市为代表的外向型发展道路，面向海外市场，大力发展小商品生产加工和出口贸易；又如以陕西神木市为代表的资源型发展道路，依赖矿产的开采，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等。

而以广东顺德市（今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为代表的科技型发展道路，则是立足科技发展，以新技术应用为主要方向，努力实现高新技术产品的商品化、产业化，促进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终走出了一条科技进步支持经济发展的腾飞之路。

▲“百强县”里的浙江义乌市，代表着我国县域的外向型发展道路，其面向海外市场的小商品享有盛誉。图为义务主城区唯一自然高点鸡鸣山上的标志性景观建筑鸡鸣阁。图片来源：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官网

乡村振兴战略

是县域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机遇

如今，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回望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历程，尤其是以“百强县”为代表的县域发展，带给我们的经验就是，立足本地的特色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发展县域经济。尤其是要把握时代潮流，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包括通过互联网科技等开展电子商务、视频直播等新商业形态的塑造，推动数字经济下沉式发展等。

为此，县域行政机构一方面要努力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投资，留住人才，鼓励创新创业，在新的城乡人口流动形势下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吸引流动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吸引外出大学生返乡就业；另一方面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口素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和养老服务机制。

当然，也不可否认，在“百强县”之外，我国还有大量欠发达的县域，尤其是刚刚实现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其发展道路还很漫长。而且，“百强县”多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和东南沿海一带，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较少，区域差别明显。实现共同富裕，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汲取“百强县”的先进经验，同时又要结合本县域实际，对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过去100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基层，在第一个30年领导县域农民群众武装斗争，终于赢得解放，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免于反复战乱的稳定生活；在第二个30年带领县域人民完成土地改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生活方式。

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县域经济实现腾飞，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涌现出了“百强县”这样的经济发展排头兵，足可见在党的100年征程中，始终是为了人民而奋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改善县域居民的生活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县域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把县域治理提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为我国县域经济的更大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坚强的制度保障。

展望未来，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之后，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推动县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倡导绿色发展、融合发展，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的都在于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而要实现“共同富裕”，最终也需要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和社会，推动县域的现代化转型，实现县域的共同富裕来落实和体现。当然，在此新目标要求下，县域经济也应主动转变粗放增长模式，充分调动各种要素，为未来高质量发展做好准备。

蓝图已绘就，风好正扬帆。在“百强县”发展的坚实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一百年奋斗征程中，我国的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域社会治理，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也为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伟大目标做出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