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重大现实任务。40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从社会现实需求出发，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加快调整政策与体制，形成共同富裕的政策与制度保障。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浙江探索共同富裕的试点
改革开放推动了全社会福祉的普遍提升。上世纪70年代末，面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我国开启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短缺经济时代到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提升，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我国在短短的时间解决了温饱问题，此后又相继实现了小康和全面小康的目标。改革开放之初，根据1978年的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达到2.5亿人，贫困率达到30.7%；如果按2010年标准，农村贫困人口达到7.7亿人，贫困率为97.5%。到2020年，14亿的大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城乡居民收入显著增长，从1978年的171.2元增长到2020年的32188.8元。如果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1990年的0.501提升到2018年的0.758。回顾40余年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可以说，改革开放所释放的活力和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是创造全球发展史奇迹的关键。
适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导向。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从这个共同期盼出发，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出发，我国推进共同富裕进程还面临着不少新的挑战，需要用改革的办法和创新的办法来解决。
比如，我国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总体上还保持在较高水平；我国城乡收入逐步缩小，但仍然还有2.56：1的差距；全社会的利益结构调整，还面临不少新挑战。这些都是发展中的挑战，都是城乡居民需求结构不断升级进程中出现的挑战，适应新需求，应对新挑战，需要加快推动从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需要改变过去某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与体制机制。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正是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浙江开始探索共同富裕的试点。不久前，《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正式发布，提出了52项具体任务，以率先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这不仅仅是浙江一个省的事情，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要试点和重大举措。
走向共同富裕，关键仍是加快改革创新
走向共同富裕，关键仍是加快改革创新。“发展出题，改革答卷”，是我国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从我国过去40余年的发展经验看，摆脱贫困取决于体制机制的创新。未来实现共同富裕，也需要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从这个角度看，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试点，既有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升的现实意义，更有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创新与探索的重大意义。比如，浙江提出了“实施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双倍增计划”，这就使共同富裕有了重要的一个目标导向。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增长。应当说，有不少专家已经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次浙江明确提出“双倍增”，作为发达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举措。可以预期，陆续会有更多的地区把这一目标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衡量标准。
从现实情况看，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创新，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推动共同富裕，要建立在市场体系进一步优化与完善的基础上。浙江试点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是其市场活力强，民营经济发展好。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不是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共同富裕是有一定差距的富裕，关键是把这个差距通过政策与体制调节控制在一定水平上。但共同富裕的基础是财富的不断增长，是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市场活力的不断增强，由此形成可持续的共同富裕新格局。比如，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回报率增长超过劳动回报率增长，如何在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同时协调好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再比如，共同富裕还涉及代际公平，如何在发展中增强青年的获得感，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重大议题。
第二，推动共同富裕，需要改变过去行之有效的不均衡发展政策与体制。在经济欠发达的特定历史阶段，我国采取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应当说这个政策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到新发展阶段，不均衡发展政策与体制的效应逐步降低。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改变非均衡的发展导向，推动均衡发展。这不仅包括城乡均衡发展，也包括区域均衡发展、不同群体的均衡发展。比如，随着00后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待遇有更大的要求。加快解决农民工问题，成为共同富裕绕不过去的一个重大问题。浙江的试点提出“大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集成改革”，其中提出逐步实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探索。
第三，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在基础制度改革上做出重要探索。比如，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是否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财产税体系是否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完善，都是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再比如，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在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保障的精准度、支出的效率需要进一步提升，构建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这涉及一系列的相关制度安排，确需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加快推广。
第四，推动共同富裕进程，需要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力量。浙江的试点提出，“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共同富裕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与过去不同的是，我国数字经济在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构建共同富裕体制机制的进程中，也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作用。浙江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把这一经验应用于推动共同富裕，能够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
编辑 陈莉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