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记者 沙雪良 实习生 王苗苗）“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日前在清华大学开展。
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领导者。
“栋梁”是首个梁思成个人展，共展出362件图纸、手稿、著作早期刊本和影像资料，展示了梁思成求学与归成、书写中国建筑史与破译天书、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设计作品与思想、建筑教育等五个方面主题。
展览以墓园为主题。362件文献放在墓碑式展柜中，参观者步入展厅，仿佛置身于碑林之中。
“墓园是一个缅怀和对话的地方，”策展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对新京报记者解释，梁思成曾设计王国维、梁启超、林徽因等人的墓，还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说明他很认可这种对话方式及场所精神的塑造。
作为中国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学科的重要先驱，梁思成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此次展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将持续至10月20日。
河北赵县赵州桥模型和梁思成当年考察的老照片。 图/浦峰
治史：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中国建筑史话语权
步入“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展厅，门口正中的橱窗里摆放着《营造法式》，展馆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了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1925年，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的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这本书。该书由北宋李诫所著，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流传下来的建筑专著之一。
此时，身处异国的梁思成正研学西方建筑史，为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没有自己的建筑史而苦恼。收到此书令他激动，随之陷入失望与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一颗修建中国建筑史“大楼”的种子在此刻萌芽。
而在当时，已有多个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建筑史。
日本第一代建筑史家关野贞，在1906年到1918年间，曾三次到中国研究古建筑，认为中国境内已不存在唐代木料建造物，“而日本却有30多所1000至1300年的建筑物”。
当时，中国无建筑史力作。第一位测绘紫禁城的日本建筑史家伊东忠太，曾在一场关于《支那建筑史》的学术报告中断言：“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合适。”
1931年，学成归国的梁思成加入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一场建筑史领域的反抗“战争”。
展厅“书写中国建筑史与破译’天书’”部分，以照片、手稿等讲述了梁思成这段经历。
面对“天书”的无从下手，梁思成先从近代较为基础的清工部《工程做法》着手，效仿当年李诫的做法，拜杨文起、祖鹤州两位老匠人为师，学习清式建筑，慢慢读懂此书。同时，梁思成深入研究学社中收集的大量民间做法抄本，于1932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古建筑研究之路——建筑实物结合文献相互验证的研究方法。
展馆中，林徽因与梁思成的两张照片，引起游览者驻足游览。照片中，林徽因穿着旗袍，梁思成穿着西服，他们各自坐在屋顶的梁上，向远处望去。拍摄这组照片的地点是五台山的佛光寺。
1937年6月30日，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梁思成受《敦煌图录》中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照片的启发，按图索骥，前往佛光寺。
梁思成在《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中描述：“殿斗拱雄大，屋顶坡度缓和，广檐翼出，全部庞大豪迈之象，与敦煌壁画净土变相中殿宇极为相似，一望而知为唐末五代时物也。”
走进殿内，则“蝙蝠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工作至苦”，但他们仍有条不紊地开展测绘工作，“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
当时，林徽因用铅锤、皮尺测量，莫宗江绘图，梁思成负责测绘和拍照。
莫宗江曾撰文称，“测的时候一直拿不准，后来林先生（林徽因）说，看着像有字，她是远视，梁先生就跟着拿望远镜看，说好像是有字。”刷过水之后，梁下题记可见“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字迹，大殿前刻着唐朝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宁公遇。
国内首座唐代建筑的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境内无唐代建筑”的论断。
二十世纪30-40年代，梁思成与妻子林徽因等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跋山涉水，踏遍15个省份，考察、发现、测绘、研究的建筑数以千计，从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古建筑实物，逐步释读《营造法式》，最终破译古代建筑的密码——“以材为祖”的建筑模数制，并创造性地将其与西方建筑中以柱径为设计模数的ORDER相提并论，并开创性地提出这是建筑比例的基本方法，为中西建筑史比较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梁思成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说道，“研究实物的主要目的则是分析及比较冷静地探讨其工程艺术的价值，与历代作风手法的演变。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
林徽因、莫宗江等提交的国徽设计方案。 图/浦峰
保护：让修缮后的建筑“老当益壮”
在展览的“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单元，曲阜孔庙、故宫文渊阁、景山万春亭、杭州六和塔、南昌滕王阁等古建筑的保护修缮资料，传达着梁思成对古建筑保护的思考。
在古建筑修缮过程中，梁思成提出“整旧如旧”的古建筑保护思想，认为千百年的历史痕迹赋予古建筑一种历史性与艺术性，“一种与它的高龄相适应的面貌，表现了其特有的品格和个性”。把古建筑修复得焕然一新，“将严重损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
在此基础上，梁思成认为，在进行古建筑保护修缮时，要做到“旧的部分除了从内部结构上加固，或者把外面走动部分归安之外，尽可能不改，也不换料”，从而使得保护修缮后的建筑做到给人一种“老当益壮”而不是“返老还童”的印象。
梁思成将其形象描述为“换假牙”。他说，自己换假牙时，通常会选择黄一点的假牙，而不是非常白的假牙，这样才不会突兀。
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保护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安全，梁思成与林徽因出版《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并注明重要级别。在展览中，记者看到部分书中内容，“北平城全部”与“清故宫全部”前有四个“圈”，为最高重要级别。
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京定为首都。梁思成知道，北京即将开始大规模建设，当时担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及时与规划专家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主张将政府行政中心建在北京古城的西部，另成新区以避免新旧矛盾，将北京古城较完整地保护下来，这是根据世界许多国家历史经验而提出的一个很有远见的建议。
当时，也有专家根据解放初期的国情主张利用古城建设。最终，梁思成等人的建议未被采纳。于是，北京城内开始了新的建设，拆城墙、牌楼等一系列对文物建筑的冲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面对此景，梁思成四方呼吁，写文章做报告宣传古文物的价值。
在展览中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里，梁思成写道，“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虽然他的建议并未被完全采纳，但挽救了北海的团城。
大约50年后，经历了大拆大建的北京城，走上保护老城、恢复古都风貌的历程。上世纪50年代被拆除的永定门及瓮城，也在2004年复建的门楼。2011年，北京启动中轴线申遗。中轴线上文物建筑陆续腾退，周边建筑风貌的恢复正在不断推进。
观众在参观。 图/浦峰
设计：“新而中”的建筑风格
在梁思成的“建筑设计作品与思想”展览部分，始终贯穿着一条探寻中国现代建筑之路的主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新而中”。
这部分共有近20件建筑作品，包括地位重要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有商店店面；有盛唐风格的纪念堂，也有具有现代风格的校园建筑；有国际最高水准的现代派会堂建筑，也有山区中的居民庭院，以及为父母、恩师、爱妻、亲人等设计的墓碑。
1930年，梁思成回国不久后，开始着手设计吉林省立大学校舍。这一时期，西方现代建筑的使用功能是必须引进的，而传统文化又是设计者所依恋的，故采用西方建筑结构与技术，外加中国文化符号做局部装饰的方法。
1935年，已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设计北京大学女生宿舍时，更加强调建筑的使用功能及社会财力的适当消费，故此学生宿舍基本舍弃了所有装饰，仅以《千字文》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8个字来命名宿舍的8个单元门户。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上，一名委员提议，在北平城的重要位置竖立一座纪念物，以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提议通过后，北平市计划委员会请来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师、美术家、雕塑大师，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其中担任纪念碑设计的主要工作。
关于纪念碑的碑形设计该如何取舍的问题，设计组的设计师们日夜开会，各执己见。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梁思成和林徽因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平铺式的传统墓碑样式和高大的雕塑都不适合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应该以碑的设计为主。
作为一个有留学背景的中国建筑家，梁思成对西洋古建筑颇有研究。他认为，应当用中国古代石碑的建筑样式，建造中国人自己的纪念碑。林徽因与梁思成看法一致，她认为应当借鉴唐代的石碑和雕塑，用完满和谐的特点，彰显中国文化和艺术。林徽因还提出，“任何雕塑和群雕，都不可能和毛泽东亲题的革命英雄永垂不巧和周恩来亲题的碑文相比”。
相关意见报给中央后，周恩来亲自批文，统一采用梁思成和林徽因建议的方案，人民英雄纪念碑以碑为主，以碑文为主题。人民英雄纪念碑由此诞生。
有关梁思成与林徽因此段经历的资料，如修改意见信、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稿等，都在展览上呈现。
记者 沙雪良 实习生 王苗苗 摄影记者 浦峰
编辑 戴轩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