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陈直的经历还是范雨素的故事，他们都被一种名为“非虚构”的文学形式所表现。这一概念本身企图达到的，往往是对于现实与真相某种客观且中立的再现效果。然而吊诡恰恰在这里，因为任何文本都是虚构的。利用语言所建构起的现实永远不可能是对客观的再现，而总是经过各种语法、修辞与叙事模式的合理安排而形成一个崭新的“现实”。

或许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在许多非虚构文章中感到一种阅读的不适，因为在其有意编排的第一人称自述中存在着强烈的第三人称视角和想象。而最终这两个不同视角背后所泄露的无论是社会阶层、文化还是意识形态上的等级差异与碰撞，必然导致受访者经过制造的第一人称自述被真正拥有书写和言说特权的第三人称所覆盖与统治。

这样一种经过调整的叙事手段难道仅仅存在于这篇报道中吗？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便会发现，这一典型的叙事和讲述方式几乎是普遍地存在于这一类相似的新闻报道和各种所谓的非虚构文章中。除此之外，这样的叙事结构也不仅仅存在于文本之中，而同时共生于我们的话语、谈论的方式以及对其进行思考时所使用的视角中。这也是为什么《我是范雨素》让被访者自己发声，但最终在我们对其的热议和讨论中，依旧未能逃脱这一典型套路的原因。

在这一叙事模式中最核心的是存在着两个在“常识”中有着明显差异或是冲突的元素，且这两项元素往往在其自身的传统文化符号系统中具有鲜明的特征。比如，作为农民工的陈直，哲学家海德格尔及其哲学，在范雨素的报道中则是“育儿嫂+喜爱文学”，而对董胜利的热议则集中在其保安身份与其所学的微积分上。

图源：纪录片《张博士》剧照。

无论是农民工，还是育儿嫂和保安，他们都因其特定的劳动而被赋予特定的社会位置与身份，他们所关注的——如哲学、文学与微积分——则在传统的文化想象中被想象为上层建筑。正是这一充满差异和冲突的元素结合，成为他们引起关注和讨论的最直接原因。而许多媒体对此都心知肚明，因而也往往积极地参与其中。

就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一些报道名字本身就是有意地在利用这一对比，来达到吸引人或是惊异的效果。“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句话预设了“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不正常的”的前提，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则属于主流文化中一个不言自明的想象。通过陈直的个体经验与故事，文本叙述者企图实现对这一观念批评的目的。但最终的效果或许并不尽如人意，且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一批评不仅未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巩固与再生产了这一传统刻板印象。或者说，恰恰是这一企图批判的目的，暴露了这一文本所建立其上的基础预设本身已经成为其内部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我们开始关注“底层人士”思考哲学或是在工作间隙翻译哲学研究，对其到底利弊如何的时候，许多未经反思的预设便会浮出水面。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作为劳动者和哲学的关系。在一个文化场域中往往存在着等级与分层，而哲学往往被放置在较高等级，非一般人所能从事的文化生产。在这里，哲学是一门有着专业界限的学科，因此其研究者往往都是那些经过严密学院训练之人。对于像陈直这样无“同等学力”而无法进入专业学院接受教育之人，必然就会被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正是在这里，许多人关注的并非陈直的学历，而是更能引起神经敏感的身份，即其农民工角色，因而使得一种阶级/文化矛盾得以显现。

作为专业的哲学所排斥的不仅仅是陈直，还有如他一样未能完成学业进入专业学院的所有人。这是专业化导致的必然结果，并且是现代教育的基本规则，同时也是用于区别的形式。这里“不正常”的是，报道中以“农民工”这一阶层身份来模糊原因，并企图通过展现自学和对海德格尔哲学的专注来掩盖教育制度及其区分模式的问题。因为正是通过教育的运作，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等级秩序才能被进一步地延续。未能进入专业学院接受专业训练的陈直，其所研究的哲学与翻译的著作，最终只能被置于边缘，很难进入这一学科领域。陈直在豆瓣上发布的“此帖意义已经完成”一文中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作为专业的哲学本身所形成的文化区隔，与社会、地位和阶级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共鸣与联系。因此在报道的陈直故事里隐藏着一个不易察觉的问题，陈直看似在自己工作的空闲时间钻研着哲学，但这一研究本身不仅无法进入专业的学科领域，而且其价值也往往不被承认。看似都在研究哲学，但陈直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被排除出去。这便是朗西埃在其《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一书中对布尔迪厄的批判，陈直看似获得了研究哲学的机会，但这一机会本身就是个问题。

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无论是在陈直还是范雨素的故事里，叙事、讨论与争议的那些观点中，我们会发现其中许多都想象了这样一个情景：当他们开始关注哲学或是进行文学创作后，其社会身份或是阶级就会出现新的变化。这即是典型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意识形态，似乎只要通过努力获得了这些有着鲜明阶级和社会地位特征的知识，个体便能够进入创造这些知识的阶层与场域之中。

但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反而正是通过这一承诺或是通过对某些个体成功经验的普遍化，来掩盖专业化的封闭以及界限的严格。那些成功改变命运的个体往往成为这一承诺的典型代表人物，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需要再次质疑那些所谓的“成功”所指何意。

在大卫·格雷伯的演讲《文化不是你的朋友》中，他提到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战场，“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政治斗争所留下来的痕迹，包括我们很难重新还原的政治斗争”。因此，在那些作为专业化、制度化且主流的文化之中，我们也不能忽略那些存在于间隙或边缘的文化，而即使是专业的文化本身也往往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坚固如山。就如格雷伯在演讲中认为的，二十世纪的许多重大文化都是穷人在不工作时创造出来的，之后资产阶级利用各种手段对其侵吞和改造，并通过对其体系化成知识而形成文化特权。

图源：davidgraeber.industries。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职业哲学研究始终只是关于哲学思考的一种形式，并且专业哲学本身的“自为”与合法性也无法阻止哲学思考的普遍化。陈直并非职业哲学家，但他依旧可以思考哲学，并且在报道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对哲学研究的投入与喜爱。

与之相似的是人们对范雨素自述的诧异，发现一个未曾经过高校教育或是文学培训的育儿嫂，却能够写出这样清晰、准确且感人的文字，以及其中对于自我生活和人生反思所能达到的深度。恰恰当他们开始思考哲学或是写作的时候，这些原本具有特定阶层或教育属性的文化形式才开始被赋予新的意义，为其所用而达到自身的目的。

就如复旦大学保安学习微积分正是考虑到它可能对自己以后工作有利一样，陈直的哲学研究和范雨素的文学创作也都是因为对自身“有用”而不再仅仅是承受者，反而成为创造的新主体。尤其是哲学思考与文学创作与个体的关系往往不会仅仅受制于社会身份、阶级或从事的劳动，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原本体制化的文化才会在他们这里获得新的活力。

当我们思考哲学和文学的专业化与制度化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它们在本质上与人类个体心灵与存在的息息相关。当我们惊讶于一个农村妇女写诗、一个育儿嫂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与情感，以及农民工思考哲学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在传统的刻板印象里事先剥夺了他们对于自我言说的能力？甚至可能遗忘了在他们各种社会身份和职业的表层下，他们和中产阶级或是受过专业学院教育的个体一样，具有意识、情感和心灵的深度。

格雷伯在强调资产阶级是如何剥夺穷人创造的文化时便发现，否定后者具有创造文化的能力也就是否定他们作为复杂且具有内在维度的个体。而在这一点上形成的压制和剥削，或许正是物质性压迫的基础。如同朱迪斯·巴特勒在其《脆弱不安的生命》中所指出的，当不被看作是一个“人”的时候，对你的忽视、伤害和剥削便不会再产生任何政治与伦理上的困扰。

这或许正是为什么许多此类报道让人读着不舒服的原因。它通过强调作为“底层人”的主人公在单调无聊工作间隙的哲学思考／深度阅读／自学微积分来展现其特殊性时，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把劳动阶层放在了一个有问题的位置上。预设他们本不该或是没能力去理解这些被看作是属于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化与知识。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看到在对余秀华、陈直与范雨素这些个体经历的讨论中，经常反复强调他们的某些外部社会角色或阶级。一方面，这是为了展现其中存在的冲突，而凸显个体经历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往往是这样的反复强调，使得他们硬生生地被固定在特定的社会与阶级刻板印象中，为否定他们在其他方面的需求、努力和欲望找到了理由。这也导致我们不仅未能真正地理解或是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反而把他们再次禁锢在特定的框架中。我们在自我的想象和意淫中完成对他者关照的责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身的道德与阶级的自豪感。

这一点不仅出现在诸如非虚构报道这样的叙述文本中，也出现在许多评论之中。他们过分强调哲学和文学的制度化与作为区分的权力，把它只看作是特定阶层的文化符号，而遗忘了文化本身永远处于纷争与斗争之中。对不同阶层文化过分的僵化想象与预设，也往往会导致特定阶层的个体被剥夺了学习或是获得所谓“上层文化”的机会——且按照格雷伯的观点，这些“上层文化”很多时候恰恰是更普遍阶层的创造——最终不仅落入了其所反对的意识形态模式中，且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剥削呢？

在那些所谓的“打工诗人”、“农民工诗歌”或是“女工诗歌”的标签下，它在展现着特定阶层或是从事特定劳动个体的生活与人生经验的同时，是否能避免这些话语对其所进行的潜移默化的限制，则始终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诗人余秀华背影，图源《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在范雨素因其自述文章而引起关注后，她所居住的皮村以及皮村文学小组也进入人们的视野。2002年，皮村成立了“工友之家”公益组织，不仅为皮村居住者带来了诸如“打工春晚”、“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和“同心实验学校”，还组织了文学小组，为那些在务工间隙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诉说自己、讲述故事的机会与空间。对于这些居住在皮村的务工人员来说，这一切不过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当他们进入媒体、进入大众的视线后，他们便不得不遭遇着各种目光的审视与索取。

太多的目光停留在他们的“特殊爱好”上。正是对这一被想象的冲突的反复言说，人们获得了一个验证自身阶级与社会地位的机会。恰恰是这些非虚构叙述模式或是我们对其讨论中使用的各种习以为常的分析法，使得我们在揭露一些真相的同时，始终未能脱离促使这一问题出现的整体意识形态背景。

这似乎就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困境，如齐泽克所说的，当我们反对某些意识形态时，使用的话语及分析模式不仅未能达到原本诉求的目的，反而是“小闹大帮忙”，成为这一意识形态和主流模式得以继续运作的必要动力。当我们把目光只停留在陈直的农民工身份、范雨素的育儿嫂所处的阶级时，我们其实已经内化了产生这些现象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分类模式，且往往并不自知。

正因这一“丸在盘内”的吊诡状况，使得许多讨论充满了陈词滥调的同时也再次对其进行了悄无声息的巩固。当媒体利用“农民工+哲学”、“保安+微积分”与“育儿嫂+文学”作为噱头撩拨人们的神经时，许多对其的批评本身就分享着媒体所使用的意识形态，而最终无法真正地说出什么新的东西。在这样模式化的分析中，被重复的除了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东西之外，也再次忽视了在这个非虚构故事里的主人公的真实处境。

我们通过对其形象的反复利用和表征，与许多媒体一道把他们再次束缚在了其原本或许希望改变的、来自外部的各种规定与想象。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哲学或是进行文学创作，从来就与他们的社会身份或所从事的劳动类型无关。因为对于作为一个具有意识的存在者，这就是最真实且自发的需求，也是一场斗争开始的时候。

撰文｜重木；

编辑｜走走；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