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你被七大姑八大姨催婚、生孩了吗？
在年轻人逢年过节的社交烦恼背后，低生育率已经俨然成为了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普遍现象。目前全球203个国家和地区中，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处于低生育水平或超低生育水平，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早已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在东亚文化圈内，韩国在2021年人口出现负增长，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创下百年来新低。
本期读刊把目光聚焦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现实，同时回顾这些国家在应对出生率困境时的解决方案。作者认为，欧美国家的低生育困境与现代社会中女性角色的转变有密切关系。进入职场的女性承担了过多的育儿职责，而政府的适当干预有助于缓解女性的负担，也对生育率有正面作用。
在我们生活的公共与私人空间，处处都存在着儿童的身影，路上被家长牵在手里的、抱在怀里的，游乐场里特别设置的小朋友专属设施与项目，公共交通工具上穿着校服的、叽叽喳喳凑成一堆的。“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这样的标语仍然可以在教育设施里见到。现代人已经很难将孩子当作经济发展的一部分，雇佣童工被法律禁止、道德谴责。但是儿童及其监护人，经常也引发人们对应该怎么养育孩子、孩子应该以怎样面目出现在公共空间、使用社会资源等等的讨论。追溯历史上儿童的社会意义，社会学家也发现，工业革命后，进入现代社会，——几乎是当儿童的经济效益消弭的同时，儿童的情感效益，儿童的境况作为道德伦理标杆的作用越发凸显。如果说曾经孩子仍有补充家庭劳动力、带来经济效益的可能性；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儿童越来越成为“无价之宝”。《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维维安娜·泽利泽著，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当孩子越来越金贵，人们生孩子节奏似乎也变缓了：如今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都进入了低、或极低生育率。这一点也常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说，这种变化是符合社会学、人口学经验的：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人口学观察到，一个地区的出生率、生育率会逐步下降。人口学界提出了第一次人口转型理论，即经过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这两个阶段后，最终社会将转入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双低模式。传统经验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TFR: total fertility rate）=2.1，即假设育龄妇女群体平均生育2.1个孩，则能够保障人口迭代。千禧年后，低出生率、低生育率不再是发达国家独有的议题，诸多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低或极低生育率（TFR低于2.1甚至1.3）。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区分出生率与生育率：出生率指的是某年内平均每一千人中新生儿人数的比率，是一个实指。总和生育率（TFR）则是一种假设：具体测算中需要依照年龄进行分组，在此可以简单理解为在某一时间点，预估（15-45岁）育龄妇女一生平均育儿数量。总和生育率的好处在于它更具时效性，不需要等到女性结束育龄期再去统计，更能及时观测到生育趋势的变化。生育率低是不是说明人们更不愿意生孩子了？未必如此。不是人们不愿意生，只是面对社会和个人家庭的种种复杂的现实情况，人们实际上能完成的生育计划，往往和个人所希望的不一样。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大多数人仍表示有生育意愿（fertility intention），只是往往人们的生育意愿要高于实际生育情况。两者对比，也可以体现出社会现实对于个人人生轨迹的影响。哪怕现代避孕手段出现之前，人们仍然会对于生育进行一定的计划和控制。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年代，即便是温饱无虞的家庭，也会谨慎控制新生儿人数。而以家庭为单位，以异性婚恋关系为例，进行更细致的观察，情况还可能更复杂：比如妻子与丈夫在总体生育意愿及新生儿性别倾向上的差异等等。这种意愿与实际的差异也体现了生育决策背后的复杂动机。诚然，儿童被认为是纯洁、天真、无辜的，连带着人们认为跨过生门这一举动应该是“无私”的、值得歌颂的。实际上，当人们进入生育轨道的时候，其原因可能更为复杂。“自私”与否，或许本就不该在考量范围内。实证研究表明，准父母们不仅仅期待着新生儿，同时也会期待新生儿能够彰显和巩固婚恋关系、代际关系、与朋友和社群间的联结，完成社会期待等等。生育这一经历本身可以成为建立社会身份、调动社会资源的过程。也有学者反问，现代社会，人们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如果仅从经济和个人发展角度来说，生育大抵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美国2013年的统计中，仅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平均开销在24.5万美金。但是，如今放眼世界，新生代真正脱离原生家庭支持，安身立命的时间越来越晚：曾经一个16岁的少年或可以出门闯荡，并有可能养家糊口；如今这样做的人，往往被认为是出于形势所迫、令人同情的。教育、大学文凭对于个人职业发展、家庭构建的重要性如今也不言自明。如今，即便18岁法律上成年，多数年轻人仍然要倚仗父母完成高等教育、成家、抚育儿童。人们或许还抱着生个孩子能帮忙养老的想法，抛却这一期待的不可靠与不可预测性，对孩子发展的直接经济投入外，生育实际上很可能降低或减缓个人财富积累、养老预期。但生育的成本与难处也不局限于金钱损耗，无论是胚胎还是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幼儿，他们均缺乏自主生存能力。在新生儿旁边放百万英镑毫无意义，新生儿不能自己冲奶粉、换尿布、看医生。儿童作为依附者，须要另外有成年人提供看护服务，年纪越小的儿童，越依赖外界成年人提供的抚育。与此同时，这对于儿童的抚育者、特别是母亲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如果儿童被认为应该享有高密度的看护服务，接受良好的道德文化教育，维持健康的身体与生活方式等；那么母亲则往往被认定为儿童的首要与主要负责人。抚育者的工作本已不轻松，而当女性进入职场的时候，工作与母亲这一角色职责的关系更加胶着。
《坡道上的家》剧照。
母职神话的陷阱在现实与虚构作品中俯拾皆是。这种叙事中，“妈妈是超人”：在迎接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家庭中的女人们都在成为超级母亲的赛道上奔跑。从备孕到生产再到养育，她是自学成才的医生、护士、老师与指挥官：她要注意自己的吃穿行，还要全方面地、时时刻刻关注、安排孩子在做什么、要做什么、该做什么。从母乳喂养的优劣，公办或私立幼儿园的选择，到存多少钱给孩子的未来教育，孩子磕了碰了不开心了，成绩有波动了等等，妈妈都被召唤到第一线。哪怕在未进入正式劳动力市场前，女性一直在提供劳动力——只是它往往是无偿而因此被忽略的。延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家庭及社区中承担着各式各样的劳动，不仅局限于养育儿童即未来的劳动力，还在于维持家庭和社区运作——她们在幕后的工作，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当男性劳动力回到家中时，他们的工作就可以中止了，而女性则在无休止地劳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给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对于更好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推进经济发展等带来了诸多益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劳动力不分性别，女性对于正式经济、劳动力市场的贡献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与父权社会的两条铰链中，职业女性无被抛进了“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一陷阱题：这一问题本身即预设了女性在社会劳动之外还应提供家庭劳动——女性承担着双重负担(double burden)。一方面，她必须参与社会正式劳动力市场，有一个工作，拿到工资票、赚钱养家，否则，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变现的劳动力是难以被认可的；另一方面，她必须要一天打两份工(double day)，父权社会要她回到家去轮第二班(double shift)，扮演好一个为丈夫付出的妻子、为孩子牺牲的母亲、为家庭无所不能的照顾者角色。
《职场妈妈不下班》，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著，肖索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9月。
平衡的假想，既然在现实中很难成立，也无可避免体现在生育率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生育率与妇女劳动参与率呈现明显的负相关：随着越来越多妇女投入职业生涯，她们会生更少孩子或推迟生育。一直到20世纪末，在少数地区（北欧、美国）才出现了两者正相关的趋势。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也有呈现这一趋势：譬如在印度，找到工作的年轻女性更倾向于推迟结婚与生育。当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她们有更多的事情需要考虑，并决定各项事务的优先级。生育率的下降可能是妇女对育儿时机进行策略性安排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妇女不生孩子，而只是选择晚点生：一方面这可能是源于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损失，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一种累积效应——在职场上的投入潜在降低了女性可以承担的育儿时间和精力成本。在育龄时间一定的情况下，推迟生育的一个效果即更少的孩子，生育率也随之降低。前文提到抚育工作需要投入大量、密集的精力和时间，20世纪80年代前后，人口学家提出了“习得假说（learning hypothesis）”：母亲作为一种困难的职业并非先天拥有，而是后天的习得，成为母亲后，女性越来越会体会到母职的艰辛，特别是兼顾职业与家庭抚育工作的困难——两者的难以调和在一胎出生后最为明显。女性渐渐也意识到，维持一个小家庭对于她们的就业与职业发展更有利。美国和瑞典的实证研究中确也观察到，一胎出生后，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的生育二胎的可能性下滑。女性从事的工作类型也会对生育结果有影响，具体来说工作压力的强度以及女性对于工作安排的自主权都会影响她们的生育意愿。在“工作抑制（job strain）”这个模型下，如果女性认为工作要求高而自主权小，她们就会不愿意扩大家庭规模。工作压力也可能会导致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比如各项事务时间安排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加剧，家庭生活中沟通成本、感情摩擦的增加。如果女性所在的婚姻家庭较为强调刻板性别分工与性别角色，女性所遭遇的冲突与困境也就可能更糟糕。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基于长期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与职场中的性别陈规，女性在职场中更难获得有高福利的职位，也更难自由安排工作、协调工作时间。也就是说，职场妈妈们很容易受到两面夹击。如果只关注生育率，仅担心生育率下滑，对于职场女性或是一种不公正的审视。一是正如前文所说，全球范围来看，生育率逐步降低是人口发展大趋势，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妇女参与劳动带来的生育率走低或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发展。就业、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对女性是一种赋权：它允许妇女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减少对家庭的依赖。在讨论第一次人口转型时，人口学家指出，拥有一份工作有助于妇女的独立。职业女性更有可能免受家庭的不公正对待甚至是虐待。她们对被家庭遗弃、切断生存来源的恐惧更小。同时工作也给她们抚育儿童提供了一定保障，让她们在这方面有更少的担心。这样一来，她们在生育这件事上，相对能争取到更多的自由裁决权，更能应对家庭与外界施加的生育期待和压力。在具体的生育实践中，她们也或更能有效掌握和沟通避孕措施。
《坡道上的家》剧照。
生多少孩子、什么时候生、在什么样的婚恋状况下生育，取决于并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掌控程度。女性作为有能力孕育新生儿、承担生育的主体，却可能会发现自己轻易陷入泥潭：她们既有可能被看作是具备生育价值的客体看待，被推进婚育的轨道上；同时她们又被认为是生育、提供抚育、维护育儿道德的主体，被寄予极高的母职期望。异性恋父权主导的社会体系中，母亲这个职业的困境，无可避免的成为了所有女性的困境：无论女性个体是否有意愿成为母亲，她们都被看作是潜在的母亲，并可能被当作潜在的母亲培养与对待。由此一来，在升学、就业、晋升等等角逐中，无论一个女性是单身还是已婚，生育状况如何，都可能被逼迫到不利地位。另一方面，男性似乎从开始就不用面对“平衡家庭与事业”这样的问题。男性在异性恋婚育范式的象征作用或更显著：父亲职位的存在或给异性恋婚恋关系本身，以及其中的妻子角色、新生儿提供了合法性。父亲的角色并没有给男性带来实际上的抚育责任；具体到日常生活中，男性更轻松并不受指摘地不参与繁复琐碎的抚育、看护、安排事项与时间、出席各种场合等等家庭工作。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英] 安·奥克利 著，汪丽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
政府的宏观干预，对于生育率与个人生育实践也会有不同程度影响。欧洲的经验来看，政府的干预政策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政策导向是专注于维护传统家庭单位与性别角色分工，强调家庭作为育儿的主要场所；另一种策略则是将育儿责任由家庭疏导到社会机构。法国人口学家Chesnais分别把这两种模式归纳为“家庭型(nation of families)”与“个人型(nation of individuals)”。具体来说，前者推崇“回归传统”的父权领导的家庭伦理，支持男性作为主要的家庭经济来源，而女性群体回归到刻板母性角色中去，去做妻子、母亲，家庭中的养育者与看护者；这个模式也着眼在惠及多代共处的大家庭。德国和意大利推行的政策大体上遵循这一模型。后者则关注承担生育的个人在抚育中的需求，鼓励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权益，关注儿童的切实生活体验；在对于家庭的考量上，它更倾向于弱化家庭作为抚育单位的作用，不强调或鼓励传统家庭模式。北欧、法国与英国政策基本符合这一模型。就欧洲既往实施效果来看，个人型对于生育或更有鼓励效果。政府出面，通过制度和经济手段，保护育龄女性在就业、职场的权益，保护或支持育儿女性留在公共领域中打拼；同时，直接经济补贴之外，政府或支持社会抚育机构和系统辅助婴幼儿养育工作，等等。它对于生育率有正面作用，同时对于维持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有积极影响。这一类政策的有效性或许还在于它符合第二次人口转型的大方向。千禧年前后，面对人口变化新发展，人口学界再次尝试归纳总结。第二次人口转型特征包括：低出生率基础上，婚姻和生育进一步解绑，多样化的婚育安排与家庭形式并存：比如结婚率走低，离婚、再婚、同居、重组家庭等多种婚恋生活、育儿形式不断发展。
Christen Reighter，TED演讲《我不想要孩子——别再说我会改变主意了》视频截图。
对于第二次人口转型的讨论或许也是反思“家庭”定义和单一婚育轨道的契机。诚然，既往异性恋父权主导的婚育范式仍将存在；但是不可忽视社会中的个体对于自我发展的需求从来不同，对于生育的探讨，也应该最终回归到对个人的关怀上。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个人的人生体验与选择不该只是完成某一种婚育轨道的手段。育儿的单位可以是传统范式的大家庭、核心家庭，也就可以是个人，个人选择的社交网络、个人选择的家庭。同时无论育儿在不在个人的人生规划之中，人也都可以体面的生存，不必承受关于生育道德的职责或者是连带的生活、工作困境。女性不必成为母亲，而母亲不必是唯一指定抚育者。一个支持生育的社会环境，必然也是一个准许、支持人们选择不生育的环境。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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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嘉吟
编辑 | 李永博、罗东
校对 |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