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300块钱的充换电费用，150元的意外保险费，有辆电动车就能干外卖了。”
出生于1991年的高虎，来北京前曾在老家辽宁的某品牌饮料厂上班，曾经每个月拿着四千元的收入。
“这里可比老家收入高，门槛也低，我还看过聋哑人等残障人士也来送外卖，谁都行，就是挣多挣少的问题。”外卖骑手高虎说道。
不仅高虎，根据国家统计局方面最新披露数字，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者已有2亿人，其中约有1300万名外卖骑手，已经占到全国人口基数的近1%。
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形式，扩大了就业容量，发挥了蓄水池作用。同时，相关人群社会保障的话题也讨论不断，没有“五险一金”，缺乏保险保障，重复无成长性劳动，后续职业发展路径不明，没有晋升通道……在专家看来，灵活就业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形式，比如有劳动派遣、承包、代理等。劳动关系具有复杂性，平台企业承担社会保障责任也不同，所以目前新就业人群权益保障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重视相关人群劳动权益保护，明确提出规范用工，明确劳动者权益保障责任；健全制度，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提升效能，优化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等指导意见。不过，维护灵活就业人群劳动权益事宜纷繁复杂，必须与时俱进，还需要平台与相关部门共同推进。
骑手等是平台经济的“手和脚”，“蓄水池”或导致不正当竞争
2021年7月，高虎成为“外卖骑手”，在高虎看来跑美团专送，工作时间灵活自由，工资也比老家工资高。“10:00-14:00、17:00-21:00，必须在线，其他时间段自己掌控，每天跑40多单，一个月收入9000多元，之前在老家一个月就4000多元。干外卖比工厂多挣点。”
工作灵活自由是许多人从事外卖骑手的一大原因。1981年出生的刘花是北京密云人，刘花之前在家居卖场当销售，半年前选择跑外卖，也是看中这个行业简单、自由。“商场的各种会议、规矩太多了，还要选边站队，最后来美团外卖跑团队单。”
收入比老家高也吸引了不少人来北京加入外卖骑手的大军。出生于2001年刘毅，在跑饿了么专送之前，曾在河北老家从事KTV夜场服务工作。“主要是老家的工资太低了，一个月才4000多元；所以来北京跑外卖，毕竟这份工作灵活自由。”
这份工作也让不少人有了短期过渡生活的机会，出生于2003年的许航来自重庆，今年即将高职毕业，正处于实习期的他觉得学校安排的实习岗位生活成本太高，加之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听说外卖行业赚钱多，于是想体验一下外卖骑手的工作。
相较于专送，众包更加自由。李建介绍，众包的好处在于可以更加灵活工作，“比如附近哪些小区没电梯，那高楼的订单我就直接不接，这样一天下来根本不用爬楼”。他还说，干习惯众包骑手，受不了约束，刮风下雨我可以随时休息，专送骑手可能就得上班，午晚高峰必须在线。
职业的包容性，让外卖骑手的规模不断扩大。单从美团财报等数据可知，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从2017年的220余万增长至2021年的527万。而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人群在内的人群远不止于此，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
灵活就业已随处可见，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认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群是平台经济直接从业者，是平台经济最重要的一线执行人员，是平台经济手和脚，如果没有他们，作为大脑的平台运行不起来，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58同城招聘研究院院长李妍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灵活就业属于新型弹性用工模式，不管是劳动者时间和数量的灵活、雇佣形式或管理方式的灵活，都降低了“就业”概念的门槛，扩宽了就业范畴，能够吸纳更多劳动者从业。灵活就业为进一步深化大众就业创业提供更多选择。
脉脉《人才流动与迁徙2022》报告显示，过半职场人，想要利用专业技能“赚外快”。脉脉联合创始人王倩表示，就灵活就业来说，自由职业不隶属于任何组织、工作时间地点灵活性高，有利于保障工作生活平衡、进行多方面的职业发展和生活体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范围从更多角度谈道，从就业角度来讲，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形式，扩大了就业容量，发挥了蓄水池作用。从劳动力市场来讲，这部分就业也产生了不正当竞争效应，因为平台经营者等所承担的税负和社保费用成本较低，间接导致了与正规就业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也导致了正规就业领域出现招工难、招工贵的问题。
灵工的“自由陷阱”：仅缴纳工伤保险，薪资纠纷频现
灵活就业只有工作自由的优点？其实不然，刘花发现虽然外卖行业简单自由，但也面临不被尊重的情况。“接到平台的单后，顾客会打电话给我顺便再买点其他商品，你不带就会被投诉，投诉了就得罚钱。还有一些小区会给外卖骑手开设一个专门通道，感觉被歧视。”
除了职业认同感低外，劳动权益并不完善。“五险一金应该是必须的，全国现在像外卖骑手这种职业的人特别多，干几年后，这些人40-50岁以后怎么办？如果家里人生重病，连钱都掏不起。而且，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很高。”刘花认为，平台确实方便了老百姓，解决了不少就业问题。但跑外卖的人员，大部分学历低、家庭条件差。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目前外卖骑手主要分为专送和众包，基本上不与平台直接签合同，多为第三方公司派遣，且无论专送和众包的外卖骑手都没有五险一金等，普遍仅缴纳工伤保险。
去年一月，众包骑手韩某在给外卖配送途中猝死，因未与平台直接签署劳工合同，平台只愿给家属提供人道主义赔偿2000元，引发社会热议。后平台将猝死保障额提升至60万元，该事件虽早已画上句号，但外卖骑手的命运及背后；灵活就业人员的安全保障已成为社会大众颇为关注的议题之一。
灵活用工招聘服务平台青团社创始人兼CEO邓建波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灵活用工人员由于工作周期较短，普遍不签订劳务合同，更加容易出现薪资纠纷，且出现纠纷后较难被支持处理。同时在保险上无论是个人购买还是企业购买的流程都较为繁琐，导致购买比例也较低。整体来说灵活就业人员的薪资保障和人身保险保障情况都较为一般。
一位灵活用工中介平台的业内人士也在反思中介模式，“类似美团、顺丰等平台能增加就业，让一些人可以接到活，有收入。但类似用工中介平台是为（美团、顺丰）平台服务，其用个体户模式来解决（降低）上游平台的人员用工成本，损害劳动者（骑手）权益的方式是有待探讨的。所谓没有创造任何就业岗位，是指这些财税解决方案平台，而不是指美团和顺丰等。”
不过，王峰想要社保，因为之前上班系统交过社保，很多骑手“不需要”其实是“不知道”，比如刘毅刚接触这份工作才半个多月，对于单价与工作的社会保障并不清楚。“刚做不久，早上9点的站点例会也没有参加，具体保障不太清楚。”
“很多骑手会认为，辛辛苦苦干这么长时间，结果一个月扣这么多进了社保账户，如果不干了也找不到地方去要这个钱，他们心里肯定是不乐意，不如所有钱直接到手，心里踏实。”骑手方段新表示，很多骑手需要见到现金，平台基本都能即时提现。
高虎也对这部分关注不多，更看重实实在在的收入。“外卖不可能干一辈子，长的三五年，短的一两年，就是过渡。比如说我现在挣1万，交完五险一金可能就剩8千了，但我缴纳五险一金也就这几年，并不会连贯。”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范围认为，“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大部分没有被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所以他们与从业平台之间的关系都是按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从实践来看，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在劳动报酬等方面不存在太大问题，但工作时间普遍超长；外卖骑手长时间使用交通工具，安全保障成问题；社会保险中，工伤保险不足，未来在医疗和养老方面也会存在问题。”
新就业人群权益保障最难解决，劳动关系不明个体承压
就如前述所说，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讨论由来已久。“这些从业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形式，比如有劳动派遣、承包、代理等。劳动关系具有复杂性，平台企业承担社会保障责任也不同，所以目前新就业人群权益保障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李志起提到。
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对于灵活用工的定义，广义上其系以标准雇佣之外的方式进行人力资源配置的用工安排，主要分为劳务派遣、业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互联网平台用工、 传统零工 (非全日制用工、 兼职、 日结、 自雇合作)、 实习。
该报告还提到在传统零工中，兼职、日结多建立劳务关系，依附性自雇多是合作关系，只有非全日制用工被界定为劳动关系，但在这种用工场景下企业只需要为非全日制用工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在终止用工关系时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用工的灵活度较高。
互联网平台用工包含的用工形式相对比较复杂，部分平台(及第三方机构)由于较多介入到生产管理中，劳动者对平台(及第三方机构)的从属性较强，存在实质性的劳动关系，但多数平台用工属于劳务/业务承揽关系或“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情形。
58同城招聘研究院院长李妍也表示，“我国灵活就业尚处在起步阶段，在劳动关系不分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灵活用工中的社会个体需要承受的压力和风险是多方面的，比如外卖员可能需要同时面对平台、商家和顾客三方面的劳动争议，此外在就业安全性和满意度上尚有不足、甚至在就业技能提升上也不能完全自主。”
好在目前这些关系正在厘清，2021年7月，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等8部门下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提到，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 动合同。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以下简称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按照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
近年来，相关部门也不断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维护，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加强灵活就业服务，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各地也加强相关工作，北京等城市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较为集中的区域，也上线了许多服务。北京市总工会相关人员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2021年9月，北京市总工会就发布了《北京市总工会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工会工作实施方案》，推出10项措施，充分发挥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切实维护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
近日，北京市总工会相关人员介绍，去年6月份以来，市总工会推动京东、美团、滴滴等17家互联网平台头部企业和顺丰、“三通一达”等14家品牌快递企业全部建立工会组织，累计发展27.4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员；累计建成9000余家户外劳动者暖心驿站；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提供重大疾病、意外伤害等五项免费保障。
灵活就业需与时俱进，应适当平衡与正规就业的用工成本
就如人社部所言，近年来，平台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维护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面临新情况新问题。
处理这些事项必须与时俱进。李志起认为，灵活就业因为劳动关系结构不一样，所以不能简单将社保全部由平台方来解决，不过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角度出发，平台方应该引导合作伙伴一同规范就业人群劳动权益。与此同时，新业态具有新特点，需要各方共同来完善相关制度与法律，保障各类就业人群的合法劳动权益。
范围表示，从完善相关就业人群社会保障角度来看，要解决外卖骑手和快递小哥等灵活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的问题。当然职业伤害保障有前置性条件，要强化平台方在经营管理中安全生产、职业安全和卫生方面的防护责任，包括提供相应的职业伤害保障。
“从依法治国角度来讲，要适当平衡灵活就业与正规就业的用工成本，不应该因为制度性的原因，导致两种就业形式的用工成本存在太大差别。目前，就业市场出现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有部分就业人群因为考虑到眼前经济利益，放弃正规就业，从事灵活就业。未来在社会保障领域，灵活就业也要适度分担责任。”范围提到。
“闪送单价高，路程远，比外卖挣得多。”高虎透露，他已提出离职，打算去跑闪送，“我每个月能攒个6000元，在北京再干几年，就可以回二三线城市付首付买个房子，娶妻生子；我还会开货车，也能生活。这个职业只是短期没有归属感。”
对于很多人来说，成为骑手只是过渡一下的职业，这背后也折射了，灵活就业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即后续职业发展路径不明，没有晋升通道。
李妍表示，要确保劳动者权益保护，首先是进一步优化劳动法三层调整模式，重构劳动法与民法的功能分工，为灵活用工的健康发展创造更良性和法治的环境；其次，建立灵活用工的职业培训体系，为灵活就业人员开拓更多的职业通道路径；最后是完善灵活就业者的职业社会保险制度，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更多就业保障。
在各地人社部门的指导下，据饿了么副总裁刘歆杨介绍，平台正在全国推广“网约配送员”新业态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课程包含配送异常处理、餐箱清洁消毒等，既有线上教学，又有带教实操课，培训通过后还可以领取政府专项补贴。
2021年下半年，美团宣布推出助力骑手职业发展的“四大举措”，包括美团骑手职业培训与学历深造计划、站长培养计划、骑手转岗计划、骑手线上学习平台等职业发展措施。将为骑手提供全周期、多层次的职业发展路径，主动打破骑手群体既有的职业发展模式，不断拓宽骑手就业和择业半径。
此外，邓建波认为，应推动科技力量保障“零工”权益，通过HR SAAS系统，B端企业即可在线上使用排班考勤、算薪发薪、电子合同、用工保险、人才库运营、供应商管理等模块，C端用户即可考勤打卡，结薪资，得到电子合同与保险保障。
近期，北京市总工会发布了《北京市总工会2022年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作要点》，其中提到，要织密建强组织体系，确保经营地在京的2021年互联网百强企业全部实现建会；坚持维权“向前一步”，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稳定。包括全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密切关注职工诉求等措施。
（高虎、刘花、刘毅、许航、李建、王峰、方段新均为化名）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陈维城 程子姣
编辑 宋钰婷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