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关于人文学科的无用之论都无处不在。在我们熟悉的网络社会中，连“学文科，自作孽”这一说法也曾受过追捧。

如果我们往前追溯，或许会发现，在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崛起过程中就已经孕育着人文学科将必然衰落的知识结构，而在过去十几年，包括哲学、语言等专业在内的人文学科逐步遭遇了全球性危机。这在美国知识界和高校尤其突出。当然，人们往往将这一现象归因于经费的削减。在此情况下，即便人文学科的支持者、同情者为其辩护，说它是“无用之用”“自由而无用”，其实也无奈地接受了无用之说，只不过是以自嘲的口吻。

而在对人文学科的诸多否定中，无用之论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还有观点认为人文学科不仅无用，而且总是说风凉话，在制造一堆又一堆的麻烦，这在美国社会表现为一种反智主义。比如，曾经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的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解释自己就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时成绩为何那么差，原因是老师们都是人文学科左翼人士，基于政治观点而给了他可怜的分数作为惩罚。反智主义观点并不在乎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无关于左翼或右翼、激进或保守，它只是无法接受带有挑战性、怀疑性的思考。

当然，更激进的科学主义同样在否定人文学科的价值。数据和技术使他们傲慢地以为，高科技、新技术才是人类知识的创新，并且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人文学科则是阻碍他们创新的因素，是一种麻烦，譬如人文学科对人的隐私、尊严和意义的强调在他们看来就是不合时宜的。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生于195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身体之重》《性别麻烦》等著作已出版中译本。

人文学科的捍卫者从不同角度反驳着以上观点，在他们之中就包括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她被认为是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当然其晦涩的文字也受到不少争议。巴特勒认为人文学科及其教育是向我们指出“如何去思考，去对待语言和形象，去阅读，去制造意义，去干预，去抽离，去设置评价标准，甚而使世界焕然一新”，这在她看来都是一些自明之物，是人们不必挑明就彼此理解的，所以也无需被捍卫。她巧妙地以卡夫卡的小说、日记来解释何为自明之物，并在此基础上重估人文学科的价值。

巴特勒受邀在一场关于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的论坛上表达了这一观点，后收录在《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在该书中译本出版之际，我们摘编其主要内容，思考人文学科究竟能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带去什么。

以下内容经译林出版社授权节选自《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一书，内容为巴特勒论人文学科，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原文作者｜[美]朱迪斯·巴特勒

摘编｜罗东

《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美]彼得·布鲁克斯、希拉里·杰维特 编著，余婉卉 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5月。

我曾反复思索，如何最好地开启这篇关于公共领域中的人文学科的文章，因为这些术语太宽泛：人文学科、公共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公共生活。不过，这桩任务的意旨相当明确：我们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或者就如何展现这种联系提供一些指导。

我们之所以被要求这么做，原因之一是这种联系已变得不确定。对此邀请，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直接宣布这种联系是清晰无疑的。然而，我们还是应该辨析清楚，这个所谓的公共领域里正在发生什么，以便建构事件及其意义，估量我们思想的动向，甚而在必要的时候勾画出参与模式（modes of engagement）。如果没有解读文本和图像的能力，如果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不能思考我们希望我们的世界呈现什么样的形式，并为我们所选择的那些形式提供理由，那么上述构想能够实现吗？

似乎，所有这些公共参与的基本形式都需要一种能贯通阅读、历史、文化、传媒、哲学和辩论的教育。当然，批判性思考是思想的进一步操作，包括不把何为公共领域视为理所当然。但无论如何，这个领域没有永久不变的边界，而它确实具有的边界巧妙地部分排除了那些应该保持非公共、受遮掩或私人化的东西。我们还应该有能力估量我们所踏入的这片公共领域有何变化。

电影《马丁·伊登》（Martin Eden2019）剧照。

如果我们不仅要将自己理解为既有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还自视为“公共”概念的积极建构者，那么关乎意义之理解的教育就是必要的。我们得既包容又批判性地看待那些在公共生活的各种习语中应该被了解、听闻、看见和辩论的东西，不论它们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视觉的还是听觉的，实体的还是触觉的、演示性的。

当关乎何者可被谈论（可听可说的）、何者可被展现（视觉和演示性的）、何者可被触及或接近（流动的前提）的领域被诸多约束性的权力所局限时，这种削弱就产生了。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有完全的自由去听、说，去展示一切，或去任意迁移，而更多地是可以自由评估施加于感官的那些微妙的限制，去追溯它们的来龙去脉和空间结构，批判性地评价世界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以及如何可以被组织得更好。

而展示对于公共生活的投入，从一开始就密切关乎人文教育，它向我们指出如何去思考，去对待语言和形象，去阅读，去制造意义，去干预，去抽离，去设置评价标准，甚而使世界焕然一新。对教育者来说，这些问题如此根本，以至于我发现自己在其中裹足不前。不得不问，是什么情况让言说和被倾听变得日益困难？我认为的自明之物，与新的价值评估机制之间出现了代沟，这种新机制竟要一再强调那些自明之物。的确，有时我发现自己很是疑心，因为我误以为这些活动的公共价值是如此自明，以至于它们几乎不需要被捍卫。

电视剧《围城》（1990）剧照。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危机的基本指征，尽管我们可能对其具体表现和产生情态各有己见。投向人文和艺术学科的公共资金正遭到削减，法文、意大利文、俄文、戏剧、古典学、哲学等专业已被收缩，在英国和美国甚至出现整个语言系被骤然并入另一个系的情形，毫不顾及学术层面。嘲讽有时还直接地公开指向整个知识领域，包括民族研究和种族批判（这两者在亚利桑那州都被宣布为非法），而且这些活动的公共价值迅速变得不太顺理成章。

我甚至不想逐一列出那些我们需要担忧的事物，因为我假定你们都已知晓。但是，不只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分校的法文系、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的哲学系被高调关闭，美国有诸多大学已裁掉了德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法文系。据估计，2010年有54个语言项目处于绝境。许多以前每年招收10至12名学生的研究生项目，如今已压缩到每年2名甚至为零。历史系也举步维艰，这一点从研究生教育和就业情况中一目了然。《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告诉我们，非洲史教职需求2010年下降了62%。拉丁美洲史也大幅下跌了43%。往年需求最大的方向是欧洲和美国史，可即便是它们，也分别下降了34%和28%。

有人也许会说，“这不过是因为预算危机”，要么斥之以“愚蠢”，要么暗地里任其发展。这种情况仍在延续。不过，如我们所知，削减预算或增加开支都需要决策过程，而决策必然取决于更宽广的价值理念。它要提供解释，说明哪些项目疑点丛生，哪些项目缺乏有说服力的立项依据，需要削减。因此，如果人文和艺术学科的损毁是巨大的，正如目前所见，那么问题来了：是何种价值观使得管理者倾向于决策哪里要削减以及削减什么？如果对人文学科的怀疑（它往往不是一种单纯的怀疑）造成了这类决策，那么人们该如何辩驳？

电影《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剧照。

就此话题，我读过一篇文章，它问道：“我们如何拯救已死之物？”在它的作者看来，人文学科的命运受制于大学的命运，我们不如把精力转向拯救大学。确实，我无法否认这项任务会紧随一系列重大改观，但我们仍要聚焦于人文学科的关键使命，借此才能开始重新思索大学自身的任务。迫在眉睫的是，要理解关于生死存亡的话题是如何发生的，理解对于一个世界已然消逝的宣告。为此，我们必须思索新的价值衡量标准，也必须考量目前文化之战的具体形式。

虽然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早在2012年就宣布退出总统竞选，但其言论显然萦绕不散，引起持续共鸣。它们取悦并陶醉于欣欣向荣的反智主义。他解释自己就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时成绩为何那么差，原因是老师们都是左翼人士，基于他的政治观点而给了他可怜的分数作为惩罚。桑托勒姆和那些被敏感心煽动的人，往往将智识的追求与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性混为一谈，意识形态在此指涉一种固执而强制性的政治目标、观点或框架，而非经过反复思索、充分验证的论题。他把文理学院和大学比作使学生从信仰转向世俗主义的“教义碾碎机”，就是一个明证。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Anti-Intellectualism American Life》是研究反智主义的经典之作。图为2021年国内出版的多个中译版。

因为我们正在简单地列出清单，所以我打算引入亚利桑那州出于教育目的而颁布的对80多部小说和其他书籍的禁令，包括马特·德拉培尼亚（Matt de la Peña）的《墨西哥白人男孩》（Mexican White Boy），因为它含有“种族批判理论”，不免会被读解为“宣扬种族仇恨”。这种论见将文学作品（包括桑德拉·希斯内罗丝所写的）贬低为政治观点的想象性叙事，表明持论者并不真正了解叙事的声音或角色，他们不想费心于文类和形式等基本问题，他们以为文学叙事就是教条的转录。意识形态在这些案例中的主导地位，再次伴随着一种恶意的反智主义。

实际上，令人困惑的事情之一是那些无视人文学科价值的人常显得像创新者，趋时而进，与大学里的顽固和封闭势力斗争。在高等教育的公共机构中引入新衡量标准的人，往往拥戴新的增收计划，假定它会拯救大学；他们还捍卫在线教育，坚称诗歌课在网上教和在现场讨论没什么区别。在座有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反对在线教育，指出集体阅读和直接面向文本、共同研读字里行间以及引导讨论的重要性，这时我们发现自己被贴上了保守派和“感伤主义”的标签。

结果，我时而觉得自己像个疯狂的左翼，时而觉得像保守派，我发现自己抗拒这种“新”，我看到这种提法正在慢慢垄断一些话语，诸如“创新性的方案”中的“创新性”，甚至“未来”等词。我发现自己想要避开一种损失，它对我来说如此沉重，无法承受。我有时甚至想，也许我足够幸运，能够在见到人文学科被彻底毁灭之前便离开人世。我担忧地注意到，有人想要放弃给艺术的资助，因为它们如同“奢侈品”，或放弃人文科学，因为它们是左翼的避风港，或者是明显无用的。

我以为是共识的东西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自明之物应该是，我们只用指向它就会想起它的地位。那么，当我们观念中的自明之物变得费解时，或者当那些曾被认为过于费解的想法慢慢被视作显而易见时，发生了什么？震惊或愤怒是不够的，因为它们不会转化为一种方法来重建不同的现实感，来对自明之物提出不同的宣示。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年10月16日-1990年10月23日），哲学家。

路易·阿尔都塞曾致力于解释某些事物，比如“自明”的意识形态化的表层，并花时间力求洞悉自明如何得以建构等问题。对阿尔都塞而言，自明性即我们“不会认不出来”之物。他告诉我们，我们有朋友，朋友敲门，而当我们问“谁在那儿”，他们答复“是我”，在这一交流的时刻，我们就将此人认作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朋友。经过思考，我们明白，当有人问“谁在那儿”，所有的“我”都会说“是我”，因此当时呼叫或敲门的人所说的“我”可能是任何人。虽然我的回应具有非单一性，这个特有的我有时却是可识别的：“哦，是你。”这发生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也发生在言者和听者之间。

且以卡夫卡的小说《记一次战斗》为例。他1904年开始写这个故事，五年后写完。可以说，在他写作时所处的世界或气候中，某种自明的现实正在消逝，或者说它们插曲式的再临已足以令人诧异。

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作家，被称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本职为保险业职员。

此则故事中有个场景，两个人在教堂里相遇，但他俩都无法站好或轻松地保持平衡。一个人动脚形同移动假肢，而他并没有装假肢。另一个人力图保持平衡，而他的方式只会产生不平衡。他们笨拙地扑向对方，试图交流却徒劳。一个人难以置信地向后倾斜，另一个在旁边弓着腰往前倒，其姿态既有着隐约的性感，又显出彻底的不适。

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解说道，他已无法挺直身子走路，那种正常的步态逃离了他。他问，“如同影子，我沿房子边缘跳跃，有时还消失在陈列橱窗的玻璃中，我难道不该对此表示极端不满吗？”他接着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为什么所有房子都盖得这么糟，以致有时高楼大厦也会倒塌，而人们从房子的外表却找不出一条倒塌的原因。于是我爬到瓦砾堆上问每一个我见到的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在我们的城市——这还是一所新房子——这已经是今天第几所倒塌的房子了——您想想。’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的问题”。所以，应该被竖立和建造的东西正以惊人的速度消解，随之而来的世界不具备时间和空间上的协调感，或者说不再具有，抑或从未具有。

接下来描述的是日常生活开始跑偏，其中最自明之物似乎变得最为隐晦。叙述者继续说，“街上常有人一倒不起，就那么死了。这时所有的商铺就会打开他们挂满了货品的店门，敏捷地跑过来，把死者拖到一所房子里，然后嘴上眼里带着笑意走出来，扯开了闲话：‘您好——天真是灰暗——我卖出去很多方巾——是呀，打仗了。’我快步走进楼房，好几次我胆怯地抬起手，弯曲着一个指头，最后敲了敲住房勤杂工的小窗户：‘亲爱的，’我友好地说，‘有个死人被拖到这儿来了。’”作为叙述者的“我”企图冒充秘密警察，却没能打动勤杂工，过了一会儿，他答道：“‘这里没有死人。可能在隔壁。’我戴上帽子走了。”

在此之后，这副身体开始散架，完全失重。狂风起，叙述者抬头看到教堂，“圆柱上圣母玛利亚的斗篷被吹得鼓鼓的，狂风要把它撕裂。这些难道没人看见吗？本该走在石子路上的女士先生们在风中飘悬。风稍停，他们便站住，彼此说上几句话，点头告辞，可风要是又吹起来，他们也抵挡不住，于是大家便都同时抬起自己的脚”。

电影《卡夫卡》（Kafka1991）剧照。

然后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转场中，听者回应，将我们带回到我们在意的自明之物的消逝感中。他回忆起他俩此前交流的某个时刻，当时叙述者问，“为什么我身边的东西就像落下的雪一样湮没，而对其他人来说即使是桌上的一个小酒杯也稳如雕像？”接着，“所以，您不相信这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您真的不相信？那么，您听着。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次午间小睡后，我睁开眼，还没完全醒过盹来时，听见我的母亲从阳台上用很自然的声调向下边问道：‘您干什么呢，我的亲爱的？真热！’一位妇人从花园那边回答说：‘我，在花园里饮茶。’她们想也没想就这么说了，而且说得也不是很明确，好像那个妇人就等着这个问题，我的母亲就等着这个回答似的”。

“我，在花园里饮茶”——在这个回答中，这个妇人仅仅是指她正在干什么，并向某个听者提供这一信息，这显然造成了一种自明感，无疑类似于“谁在那儿？”“是我。”然而这一交流是在另一番交谈中引入的，在那场新的交谈中，旧的对话引起了惊讶和疑问。后来，描述完建筑物倒塌、商店里的死尸被拖动而店家却否认有尸体之后，这个在花园里饮茶的小故事又被回想起。

电影《卡夫卡》（Kafka 1991）剧照。

整场交流的结尾处，那个叙述母亲和妇人在花园里感到非常惬意的人，突然进入完全日常的话语，谈论起另一个人的领带，说他衣着多么漂亮，仿佛两人正献身于日常。恰似那些人迅速忘记街上有死尸，即刻沉浸在关于天气的寒暄中，这位叙述者投入到闲聊和恭维的日常话语里。尽管这个故事写于1904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早十年，卡夫卡极有预见性地记叙了那些难以言喻的事件。1914年8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上游泳课。”

突然求助于日常和自明，某些问题会因此得到解决吗，抑或某些问题只是被掩饰？那一段故事的最后一行如是说：“当供认被撤销时，这种供认才是最易于理解的。”这一句充满悖谬，但也许并不令人困惑。毕竟，可理解之物不一定就是日常的交流、礼貌用语、日常恭维；它们掩饰、缓和了一种感觉—世界正在丧失稳定性，被迫湮没。将尸体吹到空中、打断谈话、暴尸于街、释放恐惧的风，大概可以理解为卡夫卡笔下人物活动和生活其间的自明之物的特有气候。当行人被吹离人行道，他们紧紧抓住自己的帽子，而“他们却都眉开眼笑，丝毫没有人觉得这天气有什么不对劲儿”。这一段的结尾是，“只有我感到害怕”。

我早前注意到，我们可以指出新兴评价指标与人文学科特有的价值衡量机制之间存在缝隙，但这还不足以纠正我们的行动或改造世界。

卡夫卡作品所揭示的那个自明之物中的裂缝，创造了一种道德的可能性。那些正变得日常的东西与它所掩盖和传达的毁灭性目标之间存在缝隙，暴露它，读者便得以进入道德的反思和警醒。就阿尔都塞而言，意识形态似乎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有效运行，亦即当我敲门，这个“我”便会被识别—也就是说，谁在干什么这一简单的举动，被另一个人接收并理解。是我，在敲门。是的，你，很高兴又见到你。我，在花园里饮茶。此处有个我可以在上面安心休息的平台，有饮茶的简单举动，有能力指涉自身，对你说我正在做什么。重力、世界、食物以及沟通，这种种因素的基础对这些简短的插曲来说是完好无缺的。

动画短片《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992）画面。

卡夫卡的小说也在质询这样一种境况，即世界的牢固性和交流的可能性已经流失或正在溜走。卡夫卡的文本倾向于以中立、观察性的叙述声音来转述事件。当震怒、毁灭和苦难的场景通过这种叙述声音来播放时，呈现模式与被呈现之物间的裂缝就打开了；读者不仅看到了震怒，还感觉到轻松，借此，震怒被规整化和掩饰了。裂缝出现在自明的话语中，显示出这些声音和话语模式以其隐晦的工作方式掩饰了恐慌和难以接受的毁灭和损失。

这种叙述声音实际上既掩饰了这些震怒，同时也让我们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去反思、评价这些事件的情态。通过中立、和悦的话语掩饰灾难，令人难以置信，甚至是不敢相信，它诱导出怀疑，超越了固有的句法：不敢相信的日常（ordinary incredulous）。这样的写作使我们沉浸于制造和撤销世界的过程中，而这并不是说，世界是经由写作而制造的。

可能有人不禁要说，我们必须集结力量去捍卫自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就是这样做的，他引用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人背物》（Man Carrying Thing）：“直到明媚的清晰肃立在冷冻中。”我相信史蒂文斯的这行诗不会没有反讽意味，但我能看出为什么那些希望删减柏拉图的人会像巴迪欧这样来读它。

我的观点是，卡夫卡可以和阿尔都塞一起读，自明及其拆解发生在阅读和写作中，在各种交流模式中，视觉的、口头的、触觉的，我们彼此相系。重新思考卡夫卡语境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问这些问题入手：那些关乎言说和倾听、阅读和写作、展示和看见的基本命题是否已被消解，成为难以压制的惊惧，提醒我们什么已被毁灭，什么快要被毁灭，以及保存和复活最有价值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在本文的最后，让我来考量一些用以捍卫人文学科并阐发我认为我们面临的道德任务的突出形式，在我看来，这一道德任务不可脱离于批判，以及那些或许可以恰切地称为“对抗湮没”的东西。我不是说我们需要锤炼批判、拆解的技艺，而是希求将我们的批判实践与道德思考相连，思考那些迫使我们为之斗争的文化的活力和破坏力，因为它们关系到什么有价值、价值应该是什么等公共问题。

在过去几年里，我听说并阅读了几种关于如何最好地捍卫人文学科的论见。罗列如下：人文学科有其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人文学科无用，这就是其价值；人文学科提供了几种技能的发展，这些技能关乎经济活力；人文学科提供了某些读写技能，身为公民不可或缺；最后，人文学科可以为那些遵循当代价值标准的价值提供批判性的视角，而人文学科自身正被这种价值标准削弱或毁灭。

我有些同事宣称，必须承认人文学科，因其具有“内在价值”。当然，问题在于，其他人并不承认这种内在价值——就此，必须阐明内在价值。如果它必须被阐明，就必须使用那些人所承认的语言和词汇，方能使他们信服此价值。而这种语言，越来越不能承认，或是很难承认人文学科的价值，因为这种语言所承认的那些价值是依附于这种语言的，它们掩饰或无视人文学科价值的湮没。

 

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 1977）剧照。

与捍卫内在价值一脉相承的立场是：人文学科是无用的，而且应当捍卫这种无用。对有些人而言，人文学科自身就立基于对工具性的批判，它们形成制度性的场所，来批判实用性、功能主义，而对工具性的批判性更是普遍。譬如西奥多·阿多诺就此谈到诗歌：“当抒情诗与社会不谐，当它独来独往时，它揭示了其自身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的。”对阿多诺而言，独来独往乃是拒绝社会交流的构架，而这种构架是对社会的认可，因此，在拒绝交流时，抒情诗表现出其最具“批判性”的潜质。对卡夫卡而言，交流的丧失至少是双重的：它的丧失使人哀悼，同时，它使人遗忘生活与死亡问题的能力令人恐惧，听来如同道德警钟。

另一种看法是，我们必须提升学生的技能，因为分析表明，这十分有益于经济生活，或者更具体地说，对于公共生活或公民身份不可或缺。如果我们生产或灌输技能，那么我们可以显示技能是如何得以使用和实施的，这使我们依附于实用性。人文科学强有力的捍卫者采取了此立场的某种版本。例如，杰弗里·哈芬（Geoffrey Harpham）写道：“我们不能止于强调‘为知识而知识’，也不能坚称服从功利性的判断就是在玷辱博雅教育。”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工作适用于工具性的当代衡量指标，或者我们必须寻找某种途径，使我们的工作与这些特定的价值指标可以相互通约。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再继续将我们的职业视作一种纯粹的天职。

我同意，内在价值或无用是不够的（尽管我承认，这两者都颇能打动我的心弦）。然而，我们不得不问：如果人文学科要给公共生活制造新意，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说它们是有益于社会福祉的工具？工具性是否就是我们谈论它有所影响的唯一方式？实际上，我们面对着新的衡量系统和评价标准，其中有一些却令某些一辈子投身人文学科的人迷失了方向。有趣的是，依照这些新的指标，并不是所有“产生影响”的途径都能产生可计量的影响力。

电影《六场危事》（Crisis in Six Scenes2016）剧照。

英国有个同行提出召开一次会议，以从该国的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中筹得资金，用来研究目前欧洲国家中君主政体的诸种含义。这项提议被驳回了，理由是它没有阐明“影响力”。当她质询什么是这种会议所需的“影响力”时，审批者说，所有这类会议都必须展示其研究结果可以运用于当前政策；实际上，他们的网站明确声称这个“影响力”指“卓越的研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可论证的贡献”，并附言可以通过论证其生成的知识能够如何“转化”给学界之外的个人和群体，来评估这一“贡献”。

她的反应是，指出这次会议将有助于推动君主制的倒台，但她潜在的资助者并不动心，于是项目没有通过。而其他的结果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吗？荒谬的是，对她来说，在这种情境下声称具有影响力将立即为她招致其他形式的批评，比如说，学术被意识形态的目的扭曲，尤其是往往与人文学科相连的英美左翼人士的意识形态——我得说，没有理由这么做。

当然，我想说，也确实在说，人文学科事关重大。但一旦我们这样说，我们就不得不展示我们所说的重大是什么意思，于是我们就陷入了既艰难又无价值的分歧。

电影《教授》（The Professor2018）剧照。

如果我们采取哈芬的观点，说我们必须以工具性来衡量价值，那就是将前述的那种衡量体系接纳为最有意义、最恰当的。但是我认为他所阐述的是，我们总体上不能避开对工具性的思考。困境是：我们很可能认为，我们必须遵循这些要求本身所包含的标准，以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来获得我们所需的资助，不论它们来自内部分配、投资收益、政府拨款、私人捐助者慷慨出资，还是来自针对公立研究机构的政府财政预算。如果我们过于服从——也就是，彻底服从——我们就是在冒着弃置人文学科首要职责的风险，此职责即批判性地思考衡量模式和评估方案，以揭示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真正适合其评价对象的，哪些是由学界引进和维护并在人文学科中传授的。

如果我们回到开头的疑问，人文学科的从业者如何免于沦为被毁灭之物，现在我们有了一条略为不同的路径。我们发现自己在价值评估体系的话语中安居又流离，而它们却并不能很好地测量我们的所作所为，而只是垄断价值的领地，以此威胁我们，称它们可将我们所做的一切付诸湮没。那些自身话语有湮没之虞的人能做什么？他们可以重新加入论争，在那个变得自明或自证的语言，与那个已经出现并仍将再现的巨大损失之间，打通一个空间。道德关联在这一裂隙中降临，它不仅涉及过去和将来，当新价值体系的价值仍有待估量时，它还涉及“不敢相信”和惊异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我们在缝隙中行使批判，将隐晦重新加入自明之物，以此强调我们之间剩下的这些东西仍有可能遗失，但也有可能保持并重焕生机。

原文/朱迪斯·巴特勒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张婷

导语部分校对/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