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北京此轮疫情中病情最重的一名患者，从北京地坛医院应急隔离区6病区治愈出院。承担这位86岁老先生治疗任务的，除了地坛医院的医务人员，还有前来支援抗疫的中日友好医院医疗队。

对待重症患者，医疗队要克服患者高龄、基础疾病复杂、给药困难等多重挑战；对待轻症患者，如何缓解其心理焦虑，甚至劝其好好吃饭，也需要医护下一番功夫。

截至6月1日，这支由48人组成的小分队已在“红区”驻守22天。整建制接管6病区至今，32名患者顺利出院。

医疗队医护人员正在查房。受访者供图

5月11日下午，中日友好医院内，42名医务人员集合整车，前往北五环外的北京地坛医院，开始了新冠救治的支援工作。

自4月22日以来，北京新一轮疫情来势凶猛。5月4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宣布，北京此轮疫情确诊病例总数已经超过2020年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病例总数，这也意味着北京的新冠救治定点医院正承受三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新冠病例入院潮。

次日，中日友好医院院感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丽萍接到消息，医院将组队支援地坛医院，由她担任领队。11日，医疗队接令出发，截至当日，北京该轮疫情累报感染者达892人。

为应对这一波入院潮，北京地坛医院开放的病区已达到14个。医疗队进入的是位于医院西区的应急隔离区6病区。17间病房、34张床位，医疗队刚接管时，病区收治患者32人，65岁以上老年人占多数，其中包括2名重症患者——一人为86岁男性，新冠重型，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心肺功能、呼吸功能差；一人为36岁男性，新冠普通型，但肺癌晚期，出现多脏器转移，继发心包积液、胸腔积液，一度呼吸、循环衰竭，曾经地坛医院ICU专家抢救，病情平稳。

在经过一系列院感考核之后，医疗队正式整建制接管6病区，队员由42人增至48人。截至6月1日，支援任务已持续了22天。

“病区一位86岁的老先生，是这批中病情最严重的病例。高龄、基础疾病多，我们刚接手时，患者有呼吸衰竭、严重肺炎，营养不良、体力差，只能卧床，治疗面临很多困难。”医疗队队员、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黄可介绍。

黄可第一次查房时，患者处于嗜睡至浅昏迷状态。新冠病毒的急性感染加重了病情，医疗队为其开具了抗病毒药物，但患者无法自行服药，而根据药品说明书，药物不能碾碎打进药管。为此，医生连夜向后方呼吸病学权威专家及药学专业的同事请教，经后方文献查阅，虽然碾碎后对药效有一定影响，但不会增加不良反应，经过专家组研判，最终通过鼻饲的方式给药。除此之外，还为老先生进行了单克隆抗体的同情用药。

经过十天左右的治疗，患者病情得到控制，肺部炎症逐渐吸收，呼吸衰竭症状好转，其他脏器功能也逐步复原，最后不用再接受氧疗。每次查房时，黄可会呼唤他的名字，询问其身体感受、是否想回家。最初，患者只能动动眼睛，或用“嗯嗯”“啊啊”的语气词反应，有一天，他突然清晰地说出“想回家”。

5月30日，这名病情最重的患者顺利出院。

在隔离病房中，需要医护悉心照顾的不仅是重症患者。

5月15日，朝阳区一名男性病例入院。因年龄大，合并高血压、支气管哮喘、陈旧性脑梗死并左侧肌力弱等后遗症，从其他病区紧急转诊到6病区以加强监护治疗。

该患者病情不重，但情绪却十分焦虑，对医生询问病情也不大配合。刚开始，他不愿说原因，后来才提及，由于爱人患有精神分裂症，两人分开后，他担心对方无人照顾，也不知道爱人现在的具体情况。

医疗队与社区取得联系后，找到了患者爱人所在的隔离酒店，提醒她注意身体情况。几天后，其爱人也检出阳性，将被送往方舱医院，经地坛医院协调，对方转运来院，老两口在同一间病房中团聚。

在黄可的印象里，两人感情甚笃。刚得知这个消息，这名患者十分高兴，爱人还没来，他已经准备好了水果；每次吃饭时，他都会把小餐桌支在床上，两人一个坐床头、一个坐床尾，一起用餐。而且从那之后，患者非常配合诊疗，前几日还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

医疗队队员、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护士任毅则感到，病房中老人偏多，护士们要提供更多生活方面的护理，如辅助翻身、拍背、排痰、保养皮肤、帮助如厕等。老人的病房温度设置较高，护士穿着防护服，一套程序做下来满身是汗，有时患者处于昏迷状态、不能配合，还要两个人合作。

除此之外，老人的心理状态也要格外注意。病区一位80多岁的老人曾抱怨医院伙食清淡、吃不下，也不喜欢喝营养液。

“老人有时候跟孩子一样，我们要握握他的手，哄哄他，再多吃一口、吃完了养好身体才能回家。”任毅说，老人现在吃饭很好，也愿意喝营养液，看到医护进去，就冲他们比大拇指。

还有一次，一位老人意识混乱，突然说自己孙女没了，情绪激动、哭泣，想和家人联系，却没有电话。医务人员赶紧联系了他的儿子，核实到没这回事，便用病房手机拨通了电话，让老人与家人对话。

除常规的医疗与护理之外，医疗队中的呼吸治疗师还为新冠患者提供更精细的呼吸支持。

呼吸治疗师陶程介绍，病房中一位奶奶在家中长期使用无创呼吸机，转运时没有带机器。头一天，值班护士给他打来视频电话，询问医院的两款呼吸机应当用哪一款、面罩要怎么挑选。“其实两款呼吸机都可使用，但由于管路设计原理不同，一款更适合插管患者、一款更适合无创患者。奶奶身体瘦小，体重只有35公斤，面罩需考虑漏气量。我就此给出了建议，并在第二天找了一个更合适的小型面罩。”陶程说。

“如果设备没选好，人机配合度差，治疗效果不好，患者也会感到不舒服。这些工作很烦琐，医生和护士未必知道这么细节的知识，我们在其中能起到一定作用。”陶程介绍，老人和女儿一同入院，女儿告诉他，老人在家用呼吸机不是很好，且晚上不敢用，他也教对方如何分析漏气量，告诉对方监测氧饱和度不要参照正常人的标准，“慢性呼吸衰竭患者，氧饱和度高了反而不好”。

一位患者送锦旗致谢。受访者供图

医疗队支援期间，不断有新患者入院、老患者出院。带动病区运转的48名医疗队队员，既有2020年参与过武汉抗疫的医生，也有第一次走进隔离病房的“90后”。

郭丽萍和黄可都曾作为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队员赶赴武汉，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重症病区度过了72天。两年过去，一线的抗疫图景今非昔比。

郭丽萍仍记得，刚到武汉时，隔离病房还需要临时改造；防护用品匮乏、需要各方支援，有的医务人员穿的是防化服、用医疗垃圾袋当鞋套。164名队员中，只有她一人是院感防护专业，为了培养一支院感“专盯”的队伍，头几日她都待在医院。南方的冬季寒冷刺骨，为降低院感风险，医护休息区关闭了空调，夜里她只能蜷缩在座椅上睡觉，还会一个人偷偷掉眼泪。

黄可感觉救治压力在明显降低。在武汉时，重病患者数量庞大，病区里插管、上ECMO的患者居多，如果按照当时在武汉的情况，北京此轮疫情中病情最重的患者，大概都无法进入重症病区的ICU小组。两年前，没有治疗新冠的药物，医生能做的只是提供支持治疗，辅助患者用自身免疫力扛过危险，当下，抗病毒药物已成为重要的治疗手段，疫苗也成为预防重症的科技屏障。

此外，抗疫经验也让医护人员在直面新冠时更从容。“刚到武汉时是很震撼的，不了解这个病，病人病情又重，物资也缺乏。这次看到基本情况后，就知道难度没那么大，各方面的保障也很好。”黄可说。

对年轻人而言，第一次进入隔离病房的感受，与当年的援鄂医护相似又不同。

任毅和陶程都是“90后”，都认为援助抗疫是职业价值的体现，于是主动报了名。但奥密克戎传染性强、对工作流程不熟悉，也让两人感到紧张，有时早起有点鼻塞，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感染了新冠。不过，成熟的院感培训、同事们的援鄂经历也让这种紧张感很快散去。

目前，北京已连续多日新增病例数显著降低，随着患者减少，医疗支援逐步走向尾声。

22天中，让陶程最高兴的是听到地坛医院ICU专家说，他们也想设置呼吸治疗师的岗位，希望这个新兴职业能发挥好的作用；任毅则期待疫情早日结束，可以去公园遛遛弯、和朋友吃个饭、回一趟已一年多没回过的老家。

黄可感到，与武汉时期相比，此轮疫情明显感觉老年患者数量多，他希望更多老年人能及时接种新冠疫苗。他也相信，随着人类对新冠肺炎研究的深入，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医学应对手段。当某一天新冠肺炎不再引发大规模的住院和死亡，战胜疫情便指日可待。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白爽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