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专业媒体普遍感到焦虑：当新闻报道变成内容创业，一些自媒体人坐在家中编稿子就能不断引爆热点。那么，职业记者、深度报道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作为业界公认的优秀调查记者，涂重航感受到孤独与不安——在当下很多重要节点与现场，一起发声、呐喊的媒体太少了，更不用说身边不断有调查记者离开。

但这一切并没有动摇他对新闻的信念。事实上，近年来，他所恪守的传统媒体的新闻理念、操作方法，正是令他的报道在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的力量。

涂重航温和、斯文，讲话慢条斯理，逻辑清晰、用词准确，沉静持重的个性与其作品形成强烈互文。反思“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揭秘周永康之子敛财之道、起底天津爆炸案涉事公司、透视长江沉船违规改造……那些几乎没有形容词，全部由名词、动词、数据和直接引语构成的长篇报道，因恪守专业规范凸显冷静、克制，但却一次次强烈冲击读者的认知与情感。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环境下，职业记者的定位应该是什么？

在全国两会上，西服革履、胸前挂着记者证的涂重航，在甘肃代表团开放日连续三次追问武威抓记者事件。他大胆执着的形象，在华丽的会议大厅衬托下，显得风光、高端，十分符合大众对记者的职业想象。

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这个平日喜欢穿牛仔裤、背双肩包的都市青年，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在乡镇旅馆换上随身携带的拖鞋、短裤，拎上手包，悄然融入茫茫人海，小心翼翼地打听被掩盖的秘密；在偏远的山村一住十几天，倾听村民诉说愤怒与期待；在爆炸、失火、沉船的突发事件现场，逆向逃跑的人流往里冲，挨家挨户敲门寻找真相。

涂重航不喜欢对职业行为拔高、煽情。他说，喜欢到现场是缘于个人的好奇心，大事发生总想离得近一点；在重重封锁下努力突破，是因为不想办法就没法采到东西；对采访被拒绝、驱赶淡然处之，称之为正常的工作构成。

那些用脚力跑出来的新闻，靠脑力挖掘出来的新闻，维护着专业媒体与职业记者的尊严。透过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独家故事，读者发现平静之下涌动的暗流，堂皇背后隐匿的“黑洞”。随之，不断有人在惊诧之余深思，在批判之后建构。

怎样挖掘独家深度报道？

震动全国的“新圈地运动”调查是如何出笼的？

刘 江：做记者十几年，如果列举代表作，你会推哪篇？

涂重航：其实每一篇稿子的采写都很艰难、难忘。我在《新京报》得过三次年度新闻奖——这是报社每年最重要的大奖。其中有一个获奖报道值得说一下，就是农民上楼运动调查。

2010年11月2日至5日，《新京报》以“新圈地运动”系列专题推出这组报道，连续四天对全国各地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名，变相掠夺农民土地的行为进行了披露。

报道的缘起是这样的：对于我这个社会新闻记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很生僻的字眼。有一次，江苏徐州邳州市一名老百姓爆料，说村支书帮企业征地，带着200多个“黑社会”的与村民发生冲突，一名村民被捅死在地头。这件事在当时很轰动，我们采写了报道，但是并没有太多的延展。就在那次，我听说背后的原因是当地推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让农民上楼，征地搞房地产。后来，我又去了邳州，做了一篇批判评征地乱象的报道。由此发现大规模拆迁的问题很严重。

大概半年后，我去山东诸城采访。因为有个杂志做了个山东诸城市改革样本的报道，全县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改为社区。我觉得这事挺有意思，想做一个观察稿。

结果到农村去调查，发现到处都是工地，拆旧村建新社区。老百姓怨声载道，各村都有村民上访。只要去村里采访，他们都会倾诉拆村劳民伤财，对农民利益的掠夺等等。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事可能真的有点问题。于是就住下来，待了十多天，算是把这个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了解清楚了。

2006年，国家在山东、湖北、江苏、天津、四川等省试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山东诸城市也是试点。所谓“增减挂钩”，简言之，是将农村的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挂钩，若农村通过整理复垦增加了耕地，城市可获得相应面积的建设用地指标。

这个背景是2004年前后，房地产特别发达，全国各地城市扩张冲动特别大，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但是城市的建设用地是有限的，18亿亩耕地红线都是登记造册的，只有打农村建设用地的主意，其中最多的是村庄里老百姓的宅基地。于是，有的地方政府就把整个村子拆了，让农民住上高楼。

我调查发现，各地非常有动力做这个事：因为一个村至少占地1000亩，如果盖一个高楼的话，可能要200亩地就够了，剩下800亩就可以复垦为耕地，作为置换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把位于城市周边的土地进行商业开发。把村子拆了复垦为耕地，大概每亩地的成本是20万元，把城市旁边这个地卖给开发商，一亩地至少是十倍的差价。

然后，我了解了一下这5个试点，发现都有扩大化的情况，不经过国务院批准，擅自拆掉村庄盖成高楼，把建设用地盘活。河北提出“三年大变样”的口号，也是基于这个政策。我去河北秦皇岛一个很偏远的山村采访，连那里都在盖二十七八层的高楼。在全国，很多几百年形成的自然村落就这样迅速消失了。

我一开始感觉找不准方向，因为不少研究农业的专家们也认为这是个好事。而后，通过大量查阅资料，特别是读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此的言论，颇受启发。陈锡文指出，应该警惕“让农民上楼”的做法，一些地方政府实质上是看中了土地财政的利益。

本来想在发稿前采访陈锡文，但未能成功。不过我们的报道刊发第一天，便引起他的注意，当天接受了我的专访。当年11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国土资源部也表态，要对“增减挂钩”政策进行修改。说这个事情不能够扩大化，要尊重老百姓的意愿，不能大拆大建。据当天在会议现场的人士介绍，刊有“新圈地运动”报道的新京报，在会议上被讨论。

现在这个政策还在提，但不是大规模地推行，严格限定条件。中央后来提出美丽乡村计划，农村的发展方向转变了，不再大肆拆村。

回顾这个调查，我们当时报道了运动式的拆迁冲动。作为记者，能够对一个问题钻进去，很全面地披露重要事实，对国家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很有成就感。

刘 江：你讲了这么多关于这篇报道的情况，我挺惊讶的。因为我问代表作，以为你会提天津爆炸案、长江沉船什么的。

涂重航：我觉得这个报道除了本身的社会效果，其采写过程对我影响很大，让我找到了做深度报道的路径，学会对制度性问题深入研究，并形成自己的认识。

刘 江：你的答案很有意思，我想不少记者对代表作的评判标准，可能会更强调对实际的推动、改变，包括得到领导批示。

涂重航：报道得到领导重视当然很好、很重要，但不应该作为记者的第一诉求。因为领导的批示有偶然性，也许他正比较关注某项工作，恰巧看到我们的报道，就批示了。我做新闻报道最重要的想法，是把事情披露出来。虽然肯定也希望通过报道影响更多的人，推动问题的解决、制度的完善，但是不能把这个愿望作为报道的终极目的。如果报道能推动一个村、一个县甚至全国的改变最好，但如果不能，那么起码解决一个个体或者家庭的问题，也体现了新闻的力量。

刘 江：这个报道让你找到了做深度报道的路径，具体怎么讲？

涂重航：原来我做的是社会新闻，常常报道某个具体事件，但是并不了解深度报道到底该怎么做。经过这个报道的锻炼，我能够持续关注这个问题，而且还了解了“三农”领域很多基本知识和深层次制度问题，比如农村宅基地、土地承包制等，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成为这个领域的半个专家，感觉很有成就感。

刘 江：你说的关于这个稿子的经验和操作方法，特别像我们新华社的调研报道，就是给记者充分的时间，投入大量物力，针对一个宏观或中观的选题在全国进行调查。在这个过程中，记者能够对基层实际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产生原创性的深度报道。不过，这种方式也相当考验记者的功力，因为大量点上的采访是碎片化的，如果缺乏系统、独立的思考能力，有时候成果也并不理想。你的经验是什么？

涂重航：这个报道坚定了我的一个认识：深度报道首先还是要跑现场。我做这个报道之前，首先经过了两个具体事件性选题的积累，在现场发现了问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确定重大选题，之后又去现场。仅在诸城采访的乡就有四五个，跑了十几个村子，还到河北很偏僻的村子里采访。

刘 江：涉及农村土地的问题非常庞杂，你是如何筛选采访对象的？

涂重航：在这种矛盾中，每个人的诉求都不同。比如，有些村民希望得到补偿，有些村民比较有见识，会思考政策对农村前途的影响。如果仅仅只是采访那些想多要补偿、讲述政府怎么强拆的村民，对报道没有太多帮助。你要去找能够把事情说清楚、理解得比较深的人，但是这种人比较难找。我个人有点经验，就是去矛盾比较突出的村庄采访，找村里有点名望的人或者知识分子型的人物去聊。这里腿上的功夫比较重要，我是只要能走到的地方都尽量去采访。

刘 江：记者采访形成的观点需要与专业人员沟通、筛选，才能保证合理、平衡，你后来找专家采访了吗？

涂重航：找了很多啊，发现专家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开始我对这个问题也不太了解，因为我是城市长大的，从小没在农村生活过。到网上去查，发现论坛里到处都是反映问题的。根据比较集中的话题和诉求，再去看研究农村的专家怎么说。前前后后采访了很多农业专家，包括陈锡文、温铁军、李昌平、于建嵘、郑风田等等。

2015年3月10日，梅地亚中心，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图为新京报记者涂重航提问。新京报记者  薛珺/摄

怎样钻进封闭的腐败“黑洞”？

刘 江：你的深度报道中，有几篇反腐的报道影响很大，特点是内容特别扎实，有大量事实和数据作为支撑。我们做这类报道发现难点也很多，比如重要的信源——纪委往往是不向记者提供材料的。你是如何突破的？

涂重航：2014年前后是媒体报道落马贪官比较密集的时段。腐败官员我觉得是最难报道的，因为他们的圈子特别封闭，根本查不到。其中非常艰难的一篇是关于周永康儿子周滨的调查——《周姓商人被指牵线陕北煤田“私有化”/三民企套利上百亿》。

当时财新报了周永康的贪腐，报社说咱们也不能落后，要求我们寻找线索做这方面的调查。后来就接到一位陕西煤老板的爆料，说周滨在陕北靖边有三个煤田。就根据这么一句话，领导说你去吧，我就坐飞机跑到西安，又从西安到了靖边。

事先我在网上搜索，发现靖边的煤田很少，事实上，如果是煤田很多的地方我们可能也查不到。我们发现靖边只有三块煤田，并卖给了民营企业。煤田的审批门槛很高，我们就怀疑其中有猫腻，于是顺着从这个线索查工商资料，越查越觉得有问题。

前后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主要的工作是寻找知情人。但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认识的线人。到了陕西靖边县委办公室找了个人，联系了当时油田争夺战时候他认识的一个老板，他还给我提供了靖边县的一个通讯录，我们就按照那个通讯录不停地打电话，问这个煤田的事情。

再一个就是到县政府大楼“扫楼”，从最上一层走到一楼，只要开着门的办公室，每个都进去打听。后来打听到了靖边县原政协主席落马，他当年负责这三块煤田的审批。后来在一个县政府办公室里，有人就透露说，前一段时间，中央审计署来了一个调查组专门审计这个事情。审计之后，县政协主席和他儿子都落马了。

后来自己在网上搜资料，再与到现场采访到的人核对，否则仅仅靠别人讲，只言片语形成不了逻辑。

刘 江：现在很多自媒体通过公开数据梳理出一个逻辑，然后找落点，这种大数据挖掘的运用变得越来越普遍，像你那样跑到一个地方“扫楼”还有意义吗？

涂重航：有意义啊！因为基础的材料往往是碎片化、难辨真假的。仅靠梳理，稿子往往站不住脚，需要有人证。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向读者交待关键节点上的因果关系。后来，我们把网上的数据都了解清楚后，从头到尾所有的环节全部采访了一遍。另外，我采访到西勘院当时的院长、工程师、国土厅副厅长、矿产资源处处长以及村民等等，如此，稿子才能立体丰满，有血有肉。

刘 江：作为资深的调查记者，你是如何维护与采访对象的关系的？

涂重航：其实我的人脉很多是在现场建立的，一个记者不可能在全国各地都有人脉。一些经验丰富的老记者去一个地方，通常先跟当地媒体记者吃个饭、聊个天，对接一下。但这种方式节奏太慢了，动辄一天时间就过去了。

怎么能最快地找到合适、愿意帮我的人？一个是找那些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公益人士，他们愿意跟记者接触。另外就是在网上找举报人。这些举报者有自身的诉求，一般都愿意接近记者，那么到了当地就有了帮手，能了解大概的情况。当然他仅仅是其中一个信源，需要多个信源交叉印证。

刘 江：现在一些热点报道中，有些仅仅以举报人的主诉为内容，这是否不够规范？

涂重航：这的确有问题。我们现在有些记者盲目相信举报者，没有独立搜集的信息。对于每一个接受采访的人，都要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完全站在他的立场上，说他冤啊、惨啊，存在失实风险。我们采访一个人物，都会和同行们一起分析：采访对象说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他为什么这么说？那些隐藏不说的事情可能是什么？

刘 江：有些举报经济行为腐败的报道难以推进，我觉得跟记者的专业知识结构有关，你如何进行积累？

涂重航：问题性报道，比较重要的是对标相关的法律法规。这类报道的确考验记者的驾驭能力。我的办法就是通过个案不断了解。其实，现在很多一般性知识通过网络就能查到，记者前期的学习、研究必不可少。比如，对于工程质量问题，你提问工程监理单位是如何操作的？别人一听就知道你是个懂行的人，会有针对性地跟你讲，然后顺着往下讲监理形同虚设什么的。而如果你不提这事，即便有个最了解内情的人坐在那儿，他也不会主动说。

刘 江：所以，采访不应该是单向地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应该是信息交换，这种情况下往往采访更有质量。采访之余，你平时会读哪些书？

涂重航：读那些与新闻采访相关的书籍。比如，普利策获奖作品、华尔街日报怎么讲故事，其他方面的也会读。此外，记者很重要的素质是快速学习的能力。做记者，文笔好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要对逻辑充分掌握，多学习对文章架构的设置。包括特稿，其实不是靠华丽的语言堆砌起来的，是靠一个个实打实的细节。我发现一些年轻记者会用力过猛，把稿子写得特别花哨，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多。

涂重航工作照    受访者提供

突发事件如何做到独家发布？

刘 江：除了主动设置议题的深度报道，你觉得还有哪些是你的代表作？长江沉船、天津爆炸案算吗？你在这几次重大突发事件中采写的重磅独家报道，给业界留下深刻印象。

涂重航：这两个都算正常发稿吧。

刘 江：突发事件是体现媒体专业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节点。我在处理这类报道中，最头痛的事，莫过于进入现场的记者很茫然，不知从何下手，收集不到真正有新闻含量的事实。你有哪些技巧可以分享？

涂重航：我从王家岭矿难得出一个经验，报道这类突发事件必须要去现场指挥部。当时山西省副省长在现场指挥，就坐在帐篷板房里。井下信息没法知道，只能通过指挥部。很多记者在周围不断去打探一些信息，但其实现场指挥部才是信息的中枢，是第一时间应该去的地方。

现场指挥部是临时机构，墙上贴着事故图、协调人的手机号码，拍下来回去慢慢打电话也是个办法。所以我在天津大爆炸时也是去现场指挥部，看到一个办公楼楼下有警戒线、有武警站岗，就去“扫楼”，但空空如也。转了一圈没有，正纳闷时，看到车队过来，军车开道，就跟过去，找到了一个特别简陋的帐篷，里面有公安部的消防局副局长，还看到公安部副部长李伟在旁边消防指挥车上坐着，从此了解到很多核心事实。

刘 江：长江沉船事件你播发了独家长篇报道，讲讲过程吧。

涂重航：我比较喜欢做这种突发事件，可能因为天然的好奇心，发生大事就想去现场看看。长江沉船这个事情，现场突破并不理想，封锁很严。指挥部设在江中的两个船上，记者根本上不去。后来我就跟后方说，干脆我不管动态了，去重庆万州了解船为什么会沉。

刘 江：你在万州有认识的人吗？怎么开展调查？

涂重航：根本不认识什么人，我是第一次去万州，去了就找码头上的工人开始打听，这个船是什么样子、平时停靠在哪儿。慢慢摸清楚这个船的来龙去脉。

刘 江：对于种种突发事件后续的深入报道，前方记者常常对我说：敏感时间没人肯说实情。你是怎么做的？

涂重航：对当地工作人员采访时一般要亮出记者身份，这是第一圈层的采访对象。第二个圈层就靠暗访。

我在万州第一天，打听到了沉船经理住的家属院，发现停着好多警车，拉着警戒线，船老板的家已经被封了。公安在那儿设了接待站，接待前来索赔的死者家属。我在这里当时也没问出什么，于是奔去那个码头，发现同一家公司的许多船停在那里。后来悄悄上船，看到墙上的排班表，了解到这个船可以承载的人数。只要撞见人就装作是过路的，根本不敢问，一旦问就暴露了，引来很多的麻烦。

接着再一次去公司的家属院，在万州依山坡而建的一个楼上，挨个敲门询问。

刘 江：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管控都挺严的，稍微知点儿情的人都被控制了，这种情况下你一般会用什么方式去了解情况？你是一个特别容易让别人感到信任，放松戒备的人吗？

涂重航：遇到这种情况，到当地不能暴露身份，全部都要暗访。在乡镇采访，有好多人一看到陌生人都会问一句：你是干嘛的？即便他不是当地涉事单位、部门的人，但也会产生很多麻烦。为了避免这些麻烦，我都要装扮一下，让自己更融入当地。不能像平常一样背着双肩包、穿着牛仔裤。我出差肯定要把包啊什么的全部放在宾馆里，如果是夏天，一般会换上拖鞋或者穿个短裤，拎个包或者拎个塑料袋，就像普通乡镇里人们的打扮，绝不能特别显眼，让人一眼看出是大都市来的，给采访增加麻烦。

刘 江：当你到家属楼挨个敲门，很多人会拒绝你吧？看到稿子里有那么多人接受，我感到很神奇，你是怎么找到这些愿意开口的人？

涂重航：绝大部分都拒绝我。接受采访的很多是一些退休的干部或者是普通的老年人，他们有的会愿意跟记者谈谈。不过往往只要敲开了一扇门，后边就有更多的门为我敞开了。我记得大概是在二层，有一个退休干部给我介绍了当年这个船是在谁的手上改造的。他告诉了我电话，然后我就找到了原来的公司经理。通过这个关系又找到了两个当年的见证人，了解这艘船是如何改造的。接着，查一些相关资料，比如公开报道以及工商资料。

我记得，为了核对一个重要人物，我大海捞针似的在百度上搜，发现了他跟公司的关系。但这个人又调到重庆某个公司了，打这个公司的办公电话，然后几经曲折，最后真的找到了他。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当年的情况。

其实做记者最主要的就是找人的过程。通过这些人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这个船属于重庆市交通委，改造审批也是交通委，等于自己的船自己审批，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典型的违规改造。

刘 江：天津爆炸案的时候我在后方做编辑，深感现场情况十分混乱。我看到你的回顾，一直很明确地盯着各等权威人物。你怎么做到的？你此前就认识公安部以及天津市的官员？

涂重航：都并不认识。主要靠在网上搜索，看看天津市以及开发区的主要负责人介绍，对着他们的头像辨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写到稿子里，只是让自己在现场具有判断力，知道该听谁的。

刘 江：我当记者时出过突发事件现场，外人总是要被驱赶。你遭遇过这样的情况吗？

涂重航：这是经常遇到的。做天津爆炸案，有个官员指着我质问“你是谁”，还让人追过来，态度很严厉。我顶了他一句，扭头就开车走了，跟追我的人玩躲猫猫。

刘 江：在突发事件现场，职业记者很重要的能力是形成逻辑判断，明确下一步调查方向。这种判断力你是怎么炼成的？

涂重航：突发事件不是说有个固定格式，随时都会变，各种事件背后的问题都不同。比如化工厂爆炸，可能记者要关注化工厂位置与居民区的距离、环评的问题等等。总之，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大概应由哪个部门审批、监管，有哪些规定，心里要有谱。这是职业积累——每一个参与的案例，都会让你了解此类问题的核心要点和方向。

刘 江：我记得天津爆炸案的时候，当时天津分社的领导跟我说特别心疼记者。那么惨烈、危险的现场，大家都在往外跑，包括你在内的记者却是往里冲，你当时怎么想的？

涂重航：我觉得这很正常，职业需要嘛。我在天津爆炸采访的记者手记中提到“记者的使命就是面对危险，跟高尚及敬佩都沾不上边”，工作的时候往往不会考虑那么多。

采访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个同事说要回去了，我当时很不能理解，心想地震刚发生几天不正是要采访的时间吗？你怎么就要回去了？他说这里特别危险，我有老婆孩子。我当时觉得怎么能这样想呢？后来我结婚、有孩子之后，也能够理解他的想法了。不过，遇到这种突发事件，我的第一反应肯定还是要去最前线。当然保护自己也是第一位的。但是，作为一个记者，不去现场，或者到了现场也离得很远，根本采不到东西。

现场很多同行比我强，比如摄影记者。我到了现场后，看一眼是个什么情况，了解后就会撤到安全的地方。但是他们不一样，需要扛着设备而且是连续的工作，我觉得他们比我强得多。

新媒体时代深度调查记者如何体现价值？

刘 江：你曾经说，对于专业媒体的深度调查报道来说，自媒体带节奏引导舆论热点是个强烈冲击。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涂重航：我觉得现在好多自媒体，坐在家里不出门、不调研，编发一些别人的报道，再下判断带节奏，这样很不好，扰乱了新闻行业的风气。因为有观点的文章特别能够迎合一些读者，一篇很严谨的调查往往没有粗暴谩骂的文章点击量高。

刘 江：不过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自媒体梳理公开数据资料，如果有逻辑，有深度分析，并且标注了引用的出处，也是有含金量的劳动。你怎么看？

涂重航：当然，自媒体有值得专业媒体学习的地方。但他们说话的方式与专业媒体不同。我们每一句话都必须有出处，有消息源。我有录音了才敢去说话，还不敢敞开地说。但是自媒体呢，转载一下我们的报道，然后就直接下判断。那种酣畅淋漓的方式，至少我现在还是接受不了。我们长时间受到的新闻专业训练，就是要求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有录音、有依据。我知道一个人杀了人，但不能直接写，还要加上“涉嫌”“据警方通报”的字眼。

虽然自媒体的报道传播力确实比较强，但是其中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比如，一些自媒体放大某一个群体的焦虑，会得到很多共鸣，但这样片面放大某些群体的焦虑，宣泄情绪，却不去采访主管部门，听听管理者的说法，我称之为带节奏，就是他们只报其一，不报其二，对受众影响有偏差。

刘 江：这种困惑我也有过。比如，我们做的洞庭湖私家湖泊的稿子，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后来看到网上有的媒体跟进，抓住涉事者是“人大代表”大做文章。其实，这个人的代表身份我们是掌握的，但觉得首先他不是现任代表；其次，我们当时没有拿到证据证明他的肆意妄为与代表身份是正相关关系，所以删去了这个细节。虽然我们明知道这个身份可能更容易点燃读者的愤怒，吸引眼球，但是，对事实保持审慎的原则还是战胜了赢得点击量的企图心。

涂重航：我对于记者放得太开的稿子会让他收一点。比如，嫌疑人不能说是罪犯，起码的规范不能突破。还有，有的记者为增加稿子可读性，直接把信息源删掉，让报道仿佛是记者在现场看到的一样，甚至像写小说一样地写。

现在面对点击量、粉丝量的考核，我们从上到下都很纠结。或许未来我们应进一步研究新形势，不断适应、学习，采取更加合理的方式——该直抒胸臆、明确立场的就大胆去做，该严谨的还是保持严谨。

刘 江：当前，你们做的深度报道在自己平台上的表现好吗？受众点击量高吗？

涂重航：还是可以的。我们的深度调查报道，是除了视频之外最受欢迎的产品。

刘 江：这跟我想得不大一样啊。有人说现在读者的阅读是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你们的报道篇幅通常蛮长的，内容又严肃，居然读者还不少？

涂重航：当人们的阅读方式从纸媒、电视转移到手机终端，最开始，大家都说深度报道根本没时间读，但是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对于真正好的深度报道，会有人愿意停留十几分钟读，真正把稿子看完的读者大有人在。

刘 江：好像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我们理解读者喜欢读短稿子，就拼命压缩调查报道字数，从3000字压缩到2000字，但是，现在运营公号的同行就提出来，其实好的文章可以4000字。

涂重航：最开始，有些同事觉得手机客户端没人有耐心读这么多文字，觉得深度报道或者长文没有价值了，但是后来发现，手机上的快讯、消息偏多，推送就是一个标题，达到90%，反而真正的原创深度报道非常稀缺。越是稀缺的东西越有价值，市场是非常识货的。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还是要坚持原创新闻的生产。

刘 江：专业媒体人流失不少，调查记者队伍更是堪忧，你怎么看呢？

涂重航：没有办法。原来记者可能一直都在神坛上，有一些社会地位的光环，收入起码说是中上。但现在记者的收入比起互联网企业慢慢滑到中下。我想应该接受这个现实。新闻是一个奢侈品，我们现在就招一些真正对新闻感兴趣的人，那些对自己生活有更高要求和期许的，不愿意坐冷板凳的，可能就离开了。

刘 江：你对严肃新闻的未来是如何判断的？对于未来深度报道的样态你有什么想象？

涂重航：我觉得未来是乐观的，这个领域一定会存在下去的，是刚性需求。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会关心身边事的深层原因。

通过手机客户端，深度报道的形态会发生变化。比如，更加方便读者阅读，要么更轻松一点，要么就是更多地插入视频、数据、图表。我们现在暗访也做短视频，产品已经卖得不错。

刘 江：你在全国两会上曾连续三次追问武威抓记者的事情，引起网络和新闻界的高度关注。具体情形是怎样的？

涂重航：那年跑全国两会已经四五次了，每天从早忙到晚，但一直觉得没什么有料的，很郁闷。就想着如果约到权威人物做专访，把他的意见表达充分就好了。

发布会提问很偶然。当时在甘肃省开放日，现场出现了突发状况，前排坐着一排女记者，突然有人对主持人喊“给我们陕西孩子一个机会”，要求提问。我于是也喊了一句：请书记回应一下武威抓记者这个事情。我第一次站起来，可能都觉这个问题挺尖锐的，也没人回答我。但主持人也没有制止。中间有个记者接着问了一个问题。其后，现场不光是我在喊，还有其他记者也要求提问。第二次问完，发话筒的主持人就站在我后面，说你一会儿提问就大声喊吧，给你提问机会。第三次我就又大声喊。不仅我，还有财新的一个女记者也在喊，不过她的声音小。时任省委书记王三运却摆摆手走了，主持人随即宣布开放日到此结束。其实，如果他回答了，或者让现场检察长回应一句，说此案正在调查，正在按照司法程序进行中，都可以，也不会形成当时那样的舆情。

后来，大家收拾东西都要走了，甘肃省人大新闻处长过来对我说，你先别走，等了三两分钟后，加上财新还有另外一个媒体的记者，甘肃省检察长当面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回应了这个事情，内容还挺多。

刘 江：为什么这么执着问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你好有勇气。

涂重航：真的不是勇气，这就是我们新京报跑两会的传统：找到比较重磅级的官员，问一下真正老百姓想知道的热点话题。为什么后来人大会设部长通道，目的也是要回应百姓记者提问、百姓关切啊。

刘 江：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斯文、有礼貌甚至可能敏感的人，但是你怎么老是想着突破啊？做深度报道这么艰难，你为什么依然坚守？

涂重航：我做新闻非常忐忑。面对每一个新闻现场都是陌生的，一半靠运气，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年采访中总有两三次流产的情况，花费再多的功夫也没法突破。也曾经特别焦虑，一头雾水，打不开局面。但是，当盖子揭开的一瞬间，就体会到新闻调查的魅力——揭开事情的本质和真相，这支持我一直走下去。

涂重航

1978年2月出生，河南邓州市人。自从2001年6月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分别就职于《中国建设报》《郑州晚报》、上海《青年报》，2005年加入新京报社，历任记者、编辑、副主编、主编、编委。

原文刊发于《中国记者》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