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沃尔科特（1930—2017），诗人、戏剧家，出身于加勒比海岛国圣卢西亚，199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沃尔科特的祖父、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圣卢西亚“本地”的黑人，这在人种混杂的加勒比海地区并非鲜见，但却决定性地影响了沃尔科特的写作。

沃尔科特有一行诗说，“我体内有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的血”。身份意识纠缠了沃尔科特一生，既是令他惶惑不安的焦虑之源，又起到了定其心、静其气的柱石的作用。沃尔科特明确宣示这种分裂的身份，并不是因为简单的政治原因，而是因为它构成了沃尔科特全部诗学的核心。对分裂的确认给了他足够的力量，使他打破了处于后殖民境况下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引以为耻，对出身竭力否定或掩饰，为融入“主流社会”而折腰的精神枷锁。作为诗人，沃尔科特更是从中获得了一个最佳的自省位置。

这种分裂对普通人可能造成精神和现实的双重困扰，却被沃尔科特拓展为广阔的文化空间。血统和文化的混杂对他既不是债务，也不是原罪，而是一笔很多人视而不见、弃之如敝履的巨大财富。身份意识的分裂可以让一个人处于两边都不在场的困境，也可以让一个人获得两边同时在场的游刃有余，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游刃有余绝不像看上去那么轻松。命运在沃尔科特身上，就像在所有伟大的作家身上那样，兑现了其苦难的诺言，在一出有关“运”的喜剧转变中，“命”的苦其心志，理所当然地酿出了“幸”的蜜甜。逼仄的困境被沃尔科特拓展为一个广阔的世界。这种身份意识成就了沃尔科特，也成就了沃尔科特的写作，好像火花四溅、噼里啪啦的涡轮机，推动着他的写作生涯，乘着惰性的气体，从两边全是橡胶林的简陋跑道上起飞。

出版于1987年的《阿肯色证言》，沃尔科特的第八本诗集，就是这种身份意识的进一步的发展。接近六十岁的沃尔科特在《阿肯色证言》中，不光在其一贯的主题上有了认识上的深化，而且作为对此的体认，在形式上表现出更有自觉意识、更有意味的结构安排。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此处”，包括17首诗，背景是“原始的”加勒比海本地生活；第二部分的“别处”，包括22首诗，背景则是遥远的西方“文明世界”。虽然有时候，“此处”和“别处”交相指涉，难分彼此。对一个在悖论的废墟上构建出的地方性来说，此处可以是别处，别处也可以是此处，生活不在此处，也不在别处，而是在两者的张力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在“此处”炽热的沙滩，他躺在躺椅上怀念的却是风雪中的茨维塔耶娃；在加勒比暴风雨后的沙滩上，他想到的却是哈代阴郁的威塞克斯小说。而在“别处”，在美国的阿肯色州一家廉价汽车旅馆里，他却想到家乡的海岸，甚至“踏着小碎步的蟑螂”也被他比喻为倒腾着船桨。这种二分结构法，看似机械，其实体现了作者对自己写作的清醒把握。两种文化并非混沌不清地统一在沃尔科特身上，而是被他用确定的形式清晰化、准确化了，好像一片橡叶那绝不紊乱的丝丝脉络。这样的诗学追求有一种古希腊式的理性。沃尔科特很明智，他并没有把两者强捏在一起，而是搭建了一个认识的框架，让两者同构于一座柱廊林立的大理石神殿中。虽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源流清晰，绝不混淆，兼具从容的美感和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结构上明确了沃尔科特的诗学。

沃尔科特水彩画。

沃尔科特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任教，半年在“此处”的圣卢西亚，半年在“别处”的美国和欧洲。对一个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身份矛盾，并寻求解决之道的作家来说，这种来来回回的既不在此亦不在彼、既在此又在彼的后殖民式“模糊”，与其说加深了这种矛盾，不如说给了他对每种身份一种同等的切近的机会。

沃尔科特在访谈中说，对一个诚实的诗人来说，“方圆二十里就是他的写作的界限”。沃尔科特的“二十里”界限被卷着褶皱花边的海浪包围，也被纽约、波士顿的文化氛围的海浪扩散。地理的鸿沟有待喷气机跨越，文化的鸿沟则有待诗人的意识，最终，一切都将流注于他的笔下。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站在一边，做出拒斥另一边的姿态，内心里却暗暗羡慕被拒斥的那一边。这种浮泛在后殖民社会表面的具有自我表演性的文化意识，正是沃尔科特这样最为敏感的作家主动介入反思的切口，是他绝不会堕入的陷阱。

就是在这种位置上，他的身份意识上的分裂成了他作为诗人的源动力，因为分裂并不意味着一无所有，或者对两方的继承都天生地逊色一筹，而是让他在对两方都有了充足的理解的基础上，找到了自己，厘定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是那个既是实指亦是象征的“二十里”的界限。站在一个夹缝中需要勇气，需要面对来自两方的明枪暗箭。沃尔科特从不掩饰自己的位置，这本《阿肯色证言》的结构安排就是又一个证明。沃尔科特的写作生涯就在这种双重的矛盾中不断深入、不断演化。他在这个分裂中找到了自己生活上以及诗学上的“二十里”界限，牢牢地抵住激流的冲击，掷起高耸的语言的浪花。沃尔科特写作的丰富性和广阔性和他的这个“二十里”界限是因果关系。唯其在此，始能在彼，反之亦然。

沃尔科特水彩画。

在本书出版的前一年，也就是1986年，沃尔科特刚刚出版了五百页之巨的《诗选1948—1984》。他在这本总结性的《诗选》编订完毕、出版在即的一篇访谈中说:“你知道，你已经来到生命的某个阶段。你也明白你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没有完全实现你的想象和野心。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我完完全全吓坏了。”沃尔科特补充道:“我手头确实有一本书差不多好了，希望它能弥补《诗选》的缺陷，对《诗选》来说它会是一个救赎。”

这本救赎之书应该就是《阿肯色证言》。虽然从这些话中，即使最天真的读者，也不会得出《诗选》所选的早期诗是失败之作的结论，但是作者自己的焦虑感，力求在创作上获得新突破的愿望是确定无疑的。在访谈中，沃尔科特透露了当时的努力方向:

这个把艺术和木匠、刨子联系起来的比喻，在本书的第二首诗《科德赛峡谷》中得到了几乎完全的重复，两者的相关性自不待言。四行体短诗在本书中大量应用，都区别于他既有的风格。可以明确地说，《阿肯色证言》一书，是沃尔科特在诗艺上的新尝试。事实上，本书最突出的三首诗《世界之光》《致奥登的悼词》《阿肯色证言》都分别在对既有风格的继承上，有了新的变化。

被广泛称赏的《世界之光》是一首迷你史诗，和本书的很多诗一样，在主题上预示了三年后的八千多行的史诗《奥麦罗斯》，这些主题也是沃尔科特一生所焦虑的问题意识的集中体现。很明显，作者对自己的局外人意识有一种负罪感和亏欠感，因为他可以随时飞出海平面之外，而诗中的老妇，却局促于一座小岛，害怕“被抛弃”。对沃尔科特来说，“被抛弃”反而是主动求来的现实，他们两个在不同的层面有着相同的焦虑。但沃尔科特的这种亏欠感并没有停留在有廉价之嫌的同情上，几乎全因为最后一句:

蕴含在这句话中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上的和解，也是一种诗艺的平衡感，凭借这样的理解，沃尔科特的双脚牢牢站在了自己所创造的诗学大地之上。在那一刻，加勒比海地区对他的指责，如果可以有的话，都失于包容；西方对他的轻视，如果必须在意的话，都显得偏狭，全都在沃尔科特横跨两方的见多识广（metropolitanism）映衬之下，相形失色。

这种见多识广是一种歌德式的世界意识，或者说，包含了一种惠特曼式的宏阔宇宙观，虽然他的出发点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此处”，一个被视为文化的史前时代的地方。沃尔科特多次谈到，在加勒比，拿起斧头，就可以成为“亚当”。因为一切都未说出，一切都在等待被说出；一切都未发明，一切都在等待被发明。在外人看来一无所有的绝对贫瘠之地，对沃尔科特来说，却是一个有待挖掘的富矿，因为所有的行为，所有的言说，都有着“创世纪”的意味。沃尔科特诗学风格的汪洋恣肆也是这种“创世纪”意识的表现，因为他可以为所欲为，放眼望去，海平面上根本没有任何文化的限制。几乎是在电光石火之间，文明的枷锁消失了。但是，顿悟之中的“创世纪”也注定了“失乐园”的危险。

《世界之光》这首诗，已经来到这个“创世纪”的下一阶段，代表了“创世”后的“失去”和“创伤”。因为“叙述者”已经被西方视角的禁果所污染，产生了分辨意识，因此只能从外部关照他的乐园，亦即从“彼”到“此”，虽然满怀乡愁，却永远无法再回去，他唯一能够诉诸的着力点就是“世界之光”这个词语。从这个涵煦而澄澈的词出发，弥合“此处”与“别处”的界限，以“此”楔入西方中心话语的“彼”，让“此处”的经验获得同等的支撑性。这样的认识并非轻而易举，完全来自一个诗人必须具备的自省。“创世”和“失去”，这两个精神状态的对立面，在西方话语中有一个漫长的线性发展的过程，但却在沃尔科特的祭司一般的顿悟中，电光石火般发展成为一种共时的存在，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充满了更大的悖论，更大的痛苦和暴烈。

沃尔科特水彩画。

一方面，沃尔科特拥有一切；另一方面，这种全部的占有却是因为失去。只有通过失去的创伤的考验，才能通往“天真”；只有在“天真”的观照下，创伤才能得到抚慰。用艾略特的话语来说就是，过去时间与未来时间，都处于现在时间。而诗，正好处于这个时间桥梁的中心位置。这就是沃尔科特诗学的政治，是他的立身之本。从这一点来说，沃尔科特的诗学是一朵在后殖民、后结构等各种后学的土壤上开出的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花朵，而且毫不犹豫地摇曳于动荡不安之中，宣示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科特并没有本质化地方性，也不为“此处”找借口，这和他对“别处”的态度一致，甚至对前者更为警惕，因为这是很多人在破除中心主义之后很容易陷入的一种逆反之境。但是，对权利的消解，不能把“此处”作为连带损害一并消解，否则，就是助长了中心主义的双重作恶。也许《世界之光》的美学政治就在于此吧。

《致奥登的悼词》的写作灵感很明显来自奥登本人的哀歌《致叶芝》，句子的干净简洁、一锤定音，风格几乎不像是出自沃尔科特，那种自如、成熟，一下子让他跻身写出《墓园哀歌》的格雷、写出《怀念罗伯特·格里高利少校》的叶芝、写出《致叶芝》的奥登、写出《悼奥登》的布罗茨基、写出《仿奥登》的希尼这些大师之列，在纪念与被纪念的链条中，充当了承前启后、生生不息的一环。本书中很多诗的手法，所关注的主题都可以在两三年后出版的集大成的《奥麦罗斯》中找到影子，但是这首《致奥登的悼词》却是独此一份，沃尔科特以最奥登的方式纪念了奥登，以最布罗茨基的方式纪念了友谊，这让我对沃尔科特诗歌声音的广泛度大为吃惊并充满了敬意。

同题诗《阿肯色证言》是本书的压轴诗，也是译者个人最偏爱、最推重的诗，全诗有24节，前23节都是16行（最后一节是17行，有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编辑错误）。这首诗所涉主题大部分都在《奥麦罗斯》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比如关于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问题，还有作者本人失败的婚姻，尤其是加勒比海小人物的命运，等等。但是这首组诗语气的独特性颇为引人注目，在沃尔科特的诗歌中的位置，和上述《致奥登的悼词》几乎一样，可以看到一点布罗茨基的影子。这种四音步、三音步交错的断然、干脆的质地，和荡漾在六音步绵延不绝的海浪之上的《奥麦罗斯》是完全不同的，因而我认为这是本书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作为《奥麦罗斯》的译者，我本来以为自己对沃尔科特的声音和他的诗歌能力已经有相当全面的把握了，这首诗让我对沃尔科特有了新的认识。作为写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大学期间就对这种分节的、沉思性的诗体有着浓厚的兴趣，如今，从他笔下再次印证到这种语气和节奏，带给我一种分外的会于心的愉悦。

本文摘自沃尔科特诗集《阿肯色证言》后记，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杨铁军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