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来，我变老了。我感知到三件事：

1. 要么现在，要么永远不会。

2.我结过婚，生过孩子，也失去过人——我已经足够去写这个故事，只要我有勇气尝试。

3.我不希望未来有人给我刻下这样的墓志铭——“他太害怕尝试他渴望尝试的事情了。”

——专访美国作家 乔治·桑德斯

“个体化也好，个体化的传统转向也好，我们不要把任何一个方向加以浪漫主义的想象。这样，你就会发现，这种痛苦本质上是纠结，纠结在于我们本来是关系性的自我存在，但是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尝试改变这种关系性的存在。

对于许多个体而言，夹在传统回归与个体化之间的复杂感受又岂是‘纠结’一词可以道尽？所以，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放弃浪漫想象，在本体论的层次开展冷静客观的反思，最终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活法或者自我的存在方式。”

——专访文化人类学者 阎云翔

“我一直认为，学科主体性焦虑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我们只要面向真问题，用独特的视角去解决它，给出知识贡献就够了。而且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主体性’经常意味着‘独立’，但传播学中的很多核心的概念本身就是不独立的，比如媒介就意味着‘连接’，是他律的，我们不可能忽视连接两端的那个东西去纯粹地谈论媒介。

所以我一直说，传播学最严格的叫法应该是媒介社会学，或者，传播社会学。”

——专访新闻传播学者 刘海龙

“很多人认为，我研究的性议题或者如身体、情感、性别等议题，无法触及一些大的更为根本的问题，过于私密、日常、琐碎，不够高大上。这背后就有一个对于制度、结构的偏好在。

哪些议题在当下被认为更加重要，这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很现实地讲，哪些人的位置更高、声音更大、资源更多，哪些问题就可能会更重要。学界不是象牙塔，社会上存在的权力关系，学术界也照样存在。”

——专访性社会学研究者 黄盈盈

“今天的史学界或许仍然难以关注到类似个体的故事。但我们别忘了，张行婆的故事可是司马光记下的。在史家先辈看来，这个女仆值得记录。从这一点不难看出，司马光绝对不是一个冬烘先生，他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他能够看得见。

这也是北宋的士大夫，那时的他们依然能够看见。可到了明清，很多士大夫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有人挨饿他看不见，有人受难他看不见，别人的痛苦他也看不见，唯一能看见的就是头上的乌纱。总体而言，北宋的个体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之处。”

——专访历史学者 赵冬梅

“我从来没有把《置身事内》当作一本科普通识书，它就是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我也不喜欢在经济学中使用‘科普’这个词。对于任何一个赚钱养家的成年人来讲，经济是他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事情。经济学家可以把自己的观察分享给公众，但这绝不能叫‘科普’，这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如果用这种心态写书，就不会有人看。”

——专访经济学者 兰小欢

“从女性史角度来看，我们发现，情感、私人和女人，基于理性主义的偏见，是可以画等号的。‘私人的就是公共的’，一句口号背后是女权运动艰苦曲折的过程。

知识理性有时候就这么虚伪，我们思考谈论这个制度那个制度，不要忘记任何制度都汇聚贯穿在个体这里，个体是身体的存在，父权制就是不敢碰触切身的和直接的问题。而女权的行动力大家有目共睹，能勇敢面对自身，有即刻说出好/坏的能力。”

——专访女性主义哲学研究者 张念

“我确实认为，我们再也回不去10年前所看到的那种极端全球化。那时，企业会寻找每一个可以转移到的地方，去获取最后一点利润。但事实证明，适应力与效率一样重要。”

——专访政治学者 弗朗西斯·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