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人口红利问题，一些学者表现出较为悲观的态度。根据有关统计，2022年，中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新出生人口仅956万，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生育率不到1.1，低于同期发达国家的1.6。有专家担心2023年可能出现第二次人口负增长，预测全年新出生人口低至800万左右，以后每年出生人口还可能持续下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很多人开始担心人口负增长会对我国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但笔者认为，尽管人口数量可能呈现减少的态势，但是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潜力巨大。今年新生儿出生人数预计将跌破800万，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未来我国需要塑造新型人口红利，借助人力资本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增长做贡献。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年轻人观念变化等导致新出生人口数量减少
我国人口数量下降，不仅是我国已经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这种一般性原因导致，也与年轻人婚育观念变化等特殊原因有关。
我国曾经是一个田园牧歌的农业社会，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基本上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从高人口密度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低人口密度的工业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变化引起了我国新出生人口数量的下降。
在农业社会，有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说法，因为经济多以家庭经济为主，多一个人就可多提供一个生产力，人们生孩子更多考虑的是能不能养活，养育孩子数量更多地考虑家庭从土地中能获取多少食物。而在当前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人们生育孩子更重视质量、注重未来在社会中的竞争能力，生育孩子的数量更多的取决于自己能为孩子提供多少参与竞争的资源。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年轻人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而现在很多年轻人认为，活在当下最重要，国家不断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也可以解决养老问题，使得年轻人选择更加多姿多彩的生活，更注重自己的职业和个人发展，较少考虑家庭和生育问题，甚至选择不婚不育、或者丁克。
人口红利消失了吗
生育率降低，新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如果长期积累会导致劳动力下降，影响生产和经济增长。最直接是增加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限制相关企业和产业的发展。部分地区的政府原本依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税收，也会受到影响。
新出生人口减少还会影响消费和投资。尤其是作为消费主力的年轻人数量减少，会降低国内市场需求，从而影响供应端、生产端的企业活动。这会导致企业利润减少，新建厂房等投资收缩，进一步影响经济稳定性，甚至导致经济持续疲软。
社会福利和医疗支出压力加大。劳动力人口减少，也可能会导致养老金缴纳的缺口变大。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愈加突出，未来养老金发放压力不断增加，医疗和护理服务的需求增加，完善养老制度迫在眉睫，政府的财政压力随之而来。
根据早期的人口数量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貌似人口红利消失了。
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口数量是经济增长水平的决定因素之一，强调人口增长率。根据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提出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函数：y=F（k，l），其中，y为产量；k为投入的资本；l为投入的劳动力。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人口增长率有正向的相关性。
不过，后来的经济学理论更加强调人口质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并对经济发展动力做出过全新解释。所谓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指的是劳动者投入到企业中的知识、技术、创新概念和管理方法的一种资源总称。舒尔茨强调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得多。
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我国人口质量不断提高的现实，我国的传统人口数量红利有所减弱，但新型人口质量红利的潜力巨大。当前我国正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具备实现人才红利的坚实基础。目前，我国8.75亿劳动年龄人口中，绝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2022年，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3年，比2021年提高0.11年，比2020年提高0.18年。未来劳动力数量虽然会逐渐减少，但劳动力整体素质在迅速提高，人才队伍在扩大。庞大的接受过良好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劳动人口是中国实现人才红利的重要基础。
出路：塑造新型人口红利
如上文所述，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口红利”已不单指向人口规模，而指劳动者素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形成的“人才红利”，以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高质量增长。未来不仅要充分释放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更要塑造和释放新型人口质量红利。在普及高等教育的同时，也要不断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激发人口质量红利，提升创新能力。
特别是要充分释放数字经济领域的人口红利。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消费端，我国拥有庞大的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在供给端，我国劳动力结构有着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工程师红利”。我国拥有大量理工科背景人口，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这些人才不仅可能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在推动新技术和新服务的创新上也起着关键作用。即便不是所有的工程师都精通计算机与数字技术，人才的数字素养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由于人口的消费行为变化和人才结构优势，产生了新的潜在经济增长动力：注意力资源和工程师资源，二者共同构成了数字经济下的新型人口红利。这种红利不再依赖于人口的数量增长，而是依赖于人口的行为变化和技能提升。这些新型人口红利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未来我国应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发展从劳动力驱动和资源驱动向人才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型。
作者/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王勇
编辑/岳彩周
校对/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