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诗与存在的关系时，海德格尔曾引用荷尔德林的两句诗，用来概括他自己的生存论思想：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栖居在这块大地之上。

这两句诗的重心是“诗意”一词，它与“劳绩”和“大地”构成完整的语境。在海德格尔看来，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们讨论的都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存在被遗忘了。在一个诸神隐遁的时代，海德格尔试图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哲学，揭示何为存在，如何存在。因而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两行诗的上一行，这里的“劳绩”意味着生存的本质“烦”，而“大地”则意味着人的日常栖居。

然而，栖居在这块大地上的不仅有人，还有动植物，二者的不同在于，人的眼里有世界，动植物的眼里没有世界。这个世界是被日常栖居的大地所遮蔽的，只有去蔽，世界才能向人敞开。换句话说，世界植根于大地，又超越大地。海德格尔在另一处引用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的合唱诗：“苍茫万景，而无苍劲如人者。”表明唯有人能独立于“苍茫万景”，进入精神性的世界。

海德格尔的思维是理性主义，其方法又是浪漫主义的。在他看来，诗歌是人的栖居的源始形式，人通过诗性的语言，从而感受到自我“在世界之中”。此时，人尽管仍然劳烦于大地之上，但已超越了“常人”的状态，不再是单纯地活着，而是本真地栖居。也就是说，诗意是去蔽的方式，它使我们亲近大地，同时又使世界向我们敞开。就人的存在而言，世界只对每一个“去存在”的个体敞开。

诗歌是通往本真存在（世界）的最真实的路，海德格尔这一诗学深深地吸引了诗人保罗·策兰。这两个人，一个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一个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他们之间的精神交流构成了那个时代最复杂、深刻的关系。

“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与策兰诗学的相同点

策兰出生于现属乌克兰的切尔诺维茨的一个犹太家庭，父母都死于纳粹集中营，海德格尔则一度服膺纳粹，并在战后对此一直保持沉默。作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策兰一生都无法治愈内心的创伤，他摆脱不了幼年时隔着铁丝网从父亲身边跑开的情景，因而他无法原谅海德格尔的行为，同时他又深深感到海德格尔是自己诗学上的同道，为这位哲学家的深睿思想所吸引，相信诗歌能道出本质和终极的东西。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策兰就开始研读海德格尔，并在每本书中都做了标记，他把自己的诗寄给海德格尔，后者对此深为赞赏，并回赠给他书。在此之前，策兰已写出他最著名的那首《死亡赋格》，用歌谣般的韵律表现集中营的残酷，在欧洲诗坛声名鹊起，诗中的“黑牛奶”“空中的坟”就如同“方的圆”，揭示了人性完全可以突破物理世界的法则。不过自那以后，策兰放弃了超现实主义的隐喻和矛盾修辞法，越来越多地借鉴海德格尔的术语，追求词语缺损和减缩的效果。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二战后影响最大的德语诗人。1960年获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作品备受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推重。

在哪些方面策兰与海德格尔的诗学完全相同呢？那就是，人是尺度，以及世界是由语言构建的。对于世人赞赏的《死亡赋格》，策兰本人后来并不十分看重，他跟海德格尔一样，认为现代人已失去词义上对应的世界，他采用词语的瓦解和重塑，如词性转换、拆字重组，甚至生造词，写出一种反美化的诗，同时也回应了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而一般认为，阿多诺这句名言就是针对《死亡赋格》的。

策兰赞同海德格尔的话：“语言是存在的家”。他在精神上始终感到无家可归，而他一生的努力便是要找到这个家。他明白，诗歌应当回应当代哲学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海德格尔提出来的，所以他的宗旨即是将诗歌与真理结合起来，表达存在之真理。一方面，他的许多诗都是在表现死亡与集中营，拒绝宽恕；另一方面，他的诗似乎又都是在与海德格尔隔空对话，呼应对方。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德国著名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为《存在与时间》。

“对话”还是“独白”？策兰与海德格尔诗学的根本区别

1967年7月25日，策兰离开精神病疗养院，前往弗莱堡参加一次诗歌朗诵会，隐居在附近黑森林的海德格尔也来了，端坐在第一排。这是诗人与哲学家的第一次见面。朗诵会结束后，海德格尔邀请策兰去他的林中小屋，他们沿着黑森林的山路来到托特瑙贝格，在小屋外的井里汲水喝，海德格尔同策兰谈到周围的植物，讲述附近农民的服饰和习俗，策兰在来宾簿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写道：“进入小屋之书，看着井之星，/期盼着一句向我而来的心中的话。”后来他们试图去附近的沼泽地，但因小路湿滑，就没有再继续散步。

这次访问之后，策兰写了一首诗《托特瑙贝格》，寄给海德格尔。诗歌记叙了当时见面的情景，描写了屋外的花草、井上的星形物、自己的留言、圆木的小径、潮湿的高沼。他俩此前在小屋中单独谈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关于这首诗的寓意，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见面，包括费尔斯坦纳的《策兰传》和埃梅里希的《策兰传》都指出，策兰在诗中用星形物暗喻了集中营的情景，他期待海德格尔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做出解释和道歉，但最终却感到失望。质言之，这是一首谴责的诗。

他们的猜想不无根据，当时在场的诺依曼回忆，谈话大部分是“痛苦的沉默”，海德格尔后来在给策兰的回信中也称：“从那时起，我们交换了许许多多的沉默。”（显然，诺依曼和海德格尔的“沉默”有着不同的含义）有一点埃梅里希是对的，他在传记中指出：“海德格尔无意构建某种伦理，他的哲学探索真正建立在‘善与恶的彼岸’。”但埃梅里希说策兰从未完全明白这一点，则又忽视了策兰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刻认识，正如人们常常忽视“沉默”一词在两人诗学中的特殊含义一样。

事实上，如果这首诗仅仅是谴责，那就不是策兰了。

《策兰与海德格尔》，作者：[美]詹姆斯·K.林恩，译者：李春，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6月。

在众多研究者之中，詹姆斯·K.林恩的《策兰与海德格尔》中的解释特别值得注意，他通过大量资料指出，策兰对此次谈话是感到满意的，海德格尔本人对于这首诗也非常重视，并喜欢向来客展示这首诗的珍藏版，甚至还写了一首诗《<托特瑙贝格>序言》，在诗中他回忆自己的家庭、到托特瑙贝格拜访过他的那些朋友、他自己的思想，以及黑森林为他写作所提供的孤独等。

林恩还进一步指出，策兰诗中那个井上的星形物是四角，不是大卫星的六角，没有集中营的含义，至于“即将到来的词语”，或是暗指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即将到来的东西”，亦即行将到来的启示。当然，最重要的证据是，林恩指出，打这次见面以后，策兰与海德格尔一直都保持着文字联系，就在策兰自杀前的一个多月，他们还在弗莱堡见了最后一面。

因此，林恩认为这首诗仅仅是记述一次会面，或者是表达一种希望，希望他们之间开始的文学对话能够“结出具体的果实”。这可能是最接近《托特瑙贝格》含义的一个解读，策兰追求的当然不仅是控诉，而且更是文学，评论家们对他诗歌的无知一直使他感到恼怒，他后期的诗是多义、复杂和难解的，因而当人们用类比和隐喻来解读《托特瑙贝格》时，往往会造成极大的误读。

可是话又说回来，这首诗仍然不只是记述一次会面，或者表达一种希望，而是一种“呼应”，用诗歌语言来表达此在的存在，换句话说，表达策兰本人的“在世界之中”。

海德格尔在表述存在时，引进了“时间性”的概念，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浑然一体，构成整全的“此在”（自我的存在）。策兰在《托特瑙贝格》中先是记述了小屋外的金车花和小米草，水井上方的星形物，然后写道（策兰诗有许多中译本，下文调和了不同版本的文字）：

在留言本里

——谁的名字

在我前面？——

写入这个本子中的字句

源自一种希望，今天，

为了一个思想家的

心里面

即将到来的词语

其中似包含了海德格尔的本真时间：重演（过去）、眼下（现在）和先行（将来）。接下来,策兰在诗中描述他们前往沼泽地的情景，“后来/在车上/粗鲁”。这两个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诗人，走在黑森林的伐木小径上，他们一边散步，一边谈话，诗末两行是“在高沼地里/非常潮湿”。然后，结束了。

我觉得，这里的“粗鲁”其实是海德格尔和策兰追求的源始语言的特征，试图通过词语的去蔽，让世界在面前敞开。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的“此在”是“极端个人化”，策兰的“此在”却是与他人共在，与人类共在，这首诗中就隐含了我（策兰）、你（海德格尔）、他（此前来访者）三者。正如瓦尔泽对荷尔德林的评价，策兰内心同样缺乏一个坚实的自我，需要在别人眼里感受到自己。

这里也许表明了策兰与海德格尔在诗学上的根本区别，策兰认为诗歌是对话，需要他者与自己发生共鸣，人们读不懂他的诗使他深感挫败，而海德格尔却主张诗歌是独白，他始终关心的是“人”的生存而不是“人类”的生存。

策兰妻子吉赛尔·策兰-莱特朗奇画作《焦土》。

面对终极虚无，海德格尔的态度是决断，策兰却选择了自杀。他在1970年4月的一个夜晚失踪，10天后，人们在巴黎下游的塞纳河里发现了他的尸首。他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房间书桌上放着一本摊开的荷尔德林传记。他已经坠入心灵的深渊，看不到任何生存的意义。一个存在主义者能在无意义的世界活下去，策兰不行，埃梅里希说得对，策兰“缺少求生所必需的冷漠”。

归根到底，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是探询人怎么存在，而不是回答人为什么存在，后者或许才是策兰希望等来的“即将到来的词语”？诗歌最终也没能拯救策兰，因为他仍然相信尘世的善恶与正义。在他眼中，大地上充满了晦暗不明的人类，充满了罪恶，这就是人类生存的真相。尽管两人都栖居在大地之上，海德格尔一直都活在世界时间，策兰却始终没能超越历史时间。

就这样，在诗歌打开的世界中，海德格尔看到是“澄明之境”，人的此在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策兰看到的却是“非常潮湿”，此在毫无希望和美。

撰文/景凯旋

编辑/张进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