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至13日，《宝岛一村》经典版15周年巡演在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连演4场，累计吸引6000多名观众观看。这部由著名华人剧作家、导演赖声川和出身眷村的电视节目制作人王伟忠联合编导的戏剧，通过台湾眷村三代住民、四个家庭的故事，刻画了大时代下一个族群的人生困境和超过半个世纪在海峡两岸萦绕不去的乡愁。
《宝岛一村》经典版15年来已上演超过300场。 王开 摄
《宝岛一村》2008年12月在台北首演，并于2010年开启了首次大陆巡演。15年来，《宝岛一村》经典版上演超过300场，覆盖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地区，不断有年轻一代成为新的观众；15年的时间里，台湾眷村逐渐从地理位置上消失了，却又以《宝岛一村》的戏剧形式留在了舞台上、留在了观众的心里。一部创作于15年前的戏剧，为何还能保有蓬勃的生命力？赖声川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初创作到一半时他就感到了这部戏的特别，它是大过创作者本身的。眷村虽然消失了，《宝岛一村》的意义却更大了，它已经不只是历史中某一个小时代的故事，而是关于人类分离的情感都可以投射到里面。
“未来有人想要了解眷村，可能还得看我们的戏”
新京报：15年后再回看这部戏，作为创作者，你的心态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赖声川：我们最开始做这个戏是在2008年，那时候台湾眷村还剩一些。第一代的眷村人，也就是1949年搬过来的，当时十七八岁。现在15年过去了，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都已经九十多岁、一百岁了。当年演给第一代眷村人看，我觉得那是最特殊、最感人的一种体验。我这么多戏里面很少有是为一个族群做的。当然，这个族群有它的延伸性和代表性，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看了会有共鸣。创作的时候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就是不能辜负他们，不能让眷村人看了之后说这不是他们的生活。首演得到了眷村人的认同，大家起立鼓掌10分钟，那时候是一种骄傲的心情——我们给正在发生的历史做了一部戏。
现在15年过去了，这次我听到最感动的一句话来自《宝岛一村》的演员。他说眷村都拆光了，全世界只剩下了一个眷村就是“宝岛一村”，它不是一个活在地理位置上的地方，而是活在剧场里的眷村。听完就觉得，我们真的是记录了历史。未来有人想要了解眷村是怎么回事，可能还得看我们的戏才行。我觉得台湾眷村没有了，《宝岛一村》的意义却变大了。一群人被放在一个地方，回不了家，这样的命运故事是谁都能听懂的、能有共鸣的。现在《宝岛一村》已经不只是在讲历史中某一个小时代的故事，而是关于全世界人类分离的情感都可以投射到里面、聚焦到这部戏里。
《宝岛一村》演了15年，已经不只是在讲历史中某一个小时代的故事。 王开 摄
新京报：观众也是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宝岛一村》演了15年，不断有年轻一代成为新的观众，你观察到他们对这部戏的观感和之前的观众有什么变化吗？
赖声川：经过了15年，现在应该是新一代的观众在看这个戏了，目前我还没有观察到任何的变化。比如说什么地方更看不懂，什么地方更看得懂，都还没有察觉到。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随着时间的变化，这部戏好像有一些更普适性的东西慢慢溢了出来，所以观众会来看。我这次也听到了一种声音说，《宝岛一村》很适合看戏的初体验——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舞台剧，就应该看《宝岛一村》。这个话就表示，这个戏没什么看不懂的，它会是一个很浓郁的观戏体验。
“做舞台剧就像盖房子，《宝岛一村》大过创作者”
新京报：《宝岛一村》演了15年还能不断吸引新的观众，怎么看待一个戏剧作品的生命力？
赖声川：一个戏为什么会演那么久，我真的不知道。创作一个舞台剧，就像盖一座房子一样，地基、结构等各个方面都要很结实才行。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到现在检查来检查去，发现它没有毛病，一场一场的戏之间都是有逻辑的。如果要抽掉一层放到别的地方都没有办法，想要删掉一场戏也没有办法。比如《暗恋桃花源》快40年的一个戏，应该也比较老了，如同房子一样需要重新装修一下了。当然我们有重新做布景，但它的内容、它的核是没有变的。那个东西好像不需要变，也不能变，变了就不对了。《宝岛一村》也一样。
新京报：回想创作之初，一开始你就预想到了《宝岛一村》会有这样的生命力吗？
赖声川：《宝岛一村》需要的演员多，成本高，当时找不到人投资，是差点没有演成的一部戏。最后是新加坡的滨海艺术中心大力支持赞助了我们，才让这个构想能够成立。我太太，也是这部戏的制作人一直很担心（预算），创作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这部戏蛮特别的，会很好。因为它是大过创作者的，不是我在控制它，而是它在控制我。
记得第一天首演的剧场里，1500个观众里大概有100多人是眷村第一代，还有几百人是眷村第二代，结束后他们起立鼓掌。我跟演员开会说：“你们演得很好，但不要过于得意，那10分钟的起立鼓掌不是对你们，而是对角色、对那个时代。”我用这种方式削减一下他们的锐气，但这也是我说这个戏大过我的原因。如果一个戏小过我，是我虚构了一些人的生命在写，是一种感受；当一个戏大过我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赖声川表示，《宝岛一村》这样的戏大过创作者。 王开 摄
新京报：《宝岛一村》每一场演完都会给观众发包子，这样暖心的“彩蛋”最开始怎么设想的？这15年里有什么跟包子有关的难忘记忆？
赖声川：当初在创作过程中我跟团队提出了一个他们很不能接受的要求，就是我希望演出完给每个观众发一个包子。他们就当我没说过，不处理。过了一阵我问：“包子在哪里？”团队就专门开了个会，跟我讲，要完成这个构想有困难。因为这部戏比较长，演完是晚上11点多了，台北晚上11点多到哪里去找1500个热包子，还要符合各种卫生要求的。但他们也很少看到我那么坚持，就想了各种办法克服困难。后来第一轮台北演出的十几场结束后发的包子是商店里的那种冷冻包子，完全符合相关卫生标准，观众可以带回家热了吃。前一阵还遇到一个观众跑来跟我说，当年那个冷冻包子现在还冻在他的冰箱里呢。
感动和兴趣驱动创作，筹备“艾迪亚曾经在此”
新京报：你一直在不断推出作品，创作的内在驱动力来自于哪里？
赖声川：我觉得就是活在世界上，你看到什么会感动，或者看到什么会有兴趣。如果到了我这个年龄，看什么都没兴趣，看什么都没感动，那就有点惨了。我觉得人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更多事情有兴趣，对更多事物会有所感动。敏感吗？也许吧。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那从这个不容易中就能看到一些故事，再把这些故事说出来。我常常说自己是幸运的，还有平台，人家还会想买票来看戏。那我的责任就更大了，会想，要给大家看什么？可能就是这个力量在驱使我做得更好。
新京报：注意到你跟演员排戏的时候都很温和，好奇你在工作中有发脾气的时候吗？
赖声川：我真的很少（发脾气），上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20年前吧。以前每个戏都会发一次飙，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没办法控制的。“故意”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很轻松就过关，所以还是要骂一下的。到这几年都不骂了，我觉得道理很简单，如果发飙能够让事情更好，那就应该每天发飙。但是我发现发飙其实没有用。如果我看到一个演员没演对，吼有什么用呢？你要找到那个症结，他就开始通了，这不需要用喊的嘛。发脾气只是让自己发泄，没有意义。所以我排戏永远都是比较温和的。
无法控制的（发脾气）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了。有次在台北的一个剧场，下午五点就关灯。当时我正在做事情，啪一下熄灯了，所有人都不见了。那次发飙是没有人看到的，我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狂吼，噼里啪啦乱骂。骂完了，觉得自己很荒谬，因为人都走光了，在骂谁啊。这就是后来创作《暗恋桃花源》的力量，讲一个剧场租给两家人，然后找不到管理人，很真实的，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会有这种事发生。
新京报：除了我们已知的作品巡演，今年还会有哪些计划？
赖声川：我在忙很多事情，《宝岛一村》的巡演只是其中之一。今年10月6日至8日，我们要在台北做一个“艾迪亚曾经在此”的演出（注：艾迪亚咖啡馆是上世纪80年代台北重要的文化据点，当年赖声川、胡德夫、胡因梦、蔡琴、吴楚楚、李立群、庾澄庆等人都曾在这里表演或聚会）。我19岁就在艾迪亚驻唱，那是50年前的事了，今年我们想把当年所有的人，台上的和台下的，能够都邀请回来，一起做一个演出。表演工作坊的演员也会参与演出，讲艾迪亚的故事，会有一些当年的人物，比如里边会有一个年轻的赖声川。
此外，今年的乌镇戏剧节上，我有一个小惊喜给到大家。更忙的是明年1月初在我父亲的家乡江西会昌县举办的戏剧季，我会有一出新的戏上演，《暗恋桃花源》也在排当地的客家采茶戏版本，将来会常态化在小镇里有戏剧演出。这件事我觉得特别重要。会昌是一个刚脱贫的小地方，我想做一个社会实验，看文化有没有可能给当地的年轻人带来不一样的改变。这是我的一个小小愿望，下了很多的心血，希望它能成功。
新京报记者 杨莲洁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