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论坛于9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办。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传承优秀文化 促进交流合作”为年度主题，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和行业领军人物，以及国际政要和文化领域国际机构负责人等600多名中外嘉宾出席。
近年来，AI、VR等新技术的兴起，给文化消费方式带来了新的可能，也带了一些新的思考和问题。科技赋能给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哪些新变化？文化产业数字化未来的想象空间在哪里？今年北京文化论坛期间，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从“创意者经济”走向“认同者经济”时代
新京报：今年的论坛你比较关注哪些领域的话题？
向勇：北京文化论坛是北京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一件大事，我非常荣幸有机会参会，聆听各位专家的观点。我比较关注艺术、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板块，比如，哪些技术在文创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技术的发展能够给文化创意、文化消费带来哪些新形式、新业态等。
新京报：据你观察，科技赋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向勇：我经常谈，文化产业不是现在才依赖技术的，“文化产业”这个行业、甚至其概念出现的时候，背后已有技术的逻辑。只要一个产品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就需要技术。
文化产业的技术逻辑最早从印刷技术时代开始，到后来的电子技术时代，我们有了摄影、唱片、电视等，文化产业的技术逻辑得到了更多发展。上世纪90年代，进入数字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后，新的数字化产品给我们带来了更多便利。十几年来，我们看到了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中的广泛应用。
我第一次接触“数字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是在2008年、2009年，原文化部产业司委托我们做一个课题，围绕数字文化产业，在概念内涵、范围、机制、发展趋势以及推动数字化产业发展的着力点等方面做一些前期研究。当时没想到，经过了十几年，数字文化产业能够实现如此快速的发展。
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掘具有天然优势，数字资源、数字资产、数字平台，对传统文化可以实现很好的赋能。从消费端来说，随着数字终端、各种智能设备的普及，我们已经从之前的“互联网+生活服务”时代进入到“互联网+生产方式”时代，每个人都可以用智能终端，比如智能手机，触达各种数字化消费平台，包括数字文化消费平台，它的便捷性和低成本性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消费场景。
以前我们在消费文化产品时，总体来说是静态的，大部分依赖于视觉和听觉，现在更多是一种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方式。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可以接受既有数字化产品中规定的内容，也可以进行创造，“产销一体”在数字文化产业中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UP主，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既是玩家又是创作者，消费形态有了很大改变。
另外，数字平台还重新定义了当下数字文创经济的本质。几年前，我与一些同行对腾讯等数字文化大型平台的商业模式做研究，曾提出过“从互娱到泛娱乐到新文创，再到创意者经济”的模式，现在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要从“创意者经济”走向“认同者经济”时代。简单来说，数字文创的销售本质是基于文化审美价值的认同。基于这种认同，形成一些社群、亚文化部落，然后在互联网上进行集体性认同分享，构成了文化产品消费的重要场景。
数字技术影响生产、制作、流通、消费全过程
新京报：可否举几个具体例子，说明数字技术对文化发展的赋能？
向勇：比如，直播、演唱会的线下和线上相结合，北京民乐团进行的竖屏直播，高品质的画面和即时的互动性，实现了非常好的效果。国家京剧院也在做线上京剧展演，中国歌剧舞剧院把他们的业务考核搬到了互联网上。再比如，国风网络游戏、动漫、电视剧、网剧等，影响都非常大。
创作方式也和之前很不一样，创作过程中会依赖消费者画像，通过大数据对消费者的口味、消费趋势进行实时动态测评。营销也不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针对性的营销，全面铺开、实时互动。可以说，数字技术影响着整个文化产业的产品生产、制作、流通传播以及消费体验。
新京报：数字技术介入文化产业，使得文化消费的主力人群逐渐年轻化。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如何帮助老年人参与到文化消费中，激活其消费潜力？
向勇：新技术出现以后，一部分人是敏感者、引领者，是非常熟练的使用者；另一部分人可能被动成为跟随者，甚至会被淘汰。
数字技术的迭代太快了。一部分老人的学习能力、对技术的敏感度以及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度，阻隔了其对数字终端的接受。我们能非常明显地体会到，数字技术造成的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差异。当然，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智能终端越来越便捷，操作更加人性化，很多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能力也在提升。
实际上，数字文化消费领域还好，它的操作、进入方式没有那么难。但在整个数字社会推进过程中，很多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的内容，如旅游订票、乘车支付、办理银行业务等，老年人及技术接触不便者需要更多公益性帮助。
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讲，要有更多社会力量，包括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企业等建立更多平台，对老年人进行线上、线下辅导。高校也要发挥人才优势及资源优势，组织更多公益讲座、志愿者活动，帮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数字生活。
新京报：演出的数字化呈现恐怕无法取代现场观看的感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文化产业数字化未来的想象空间在哪里？
向勇：的确如此。我们将文化产品大体分成三类，一类是传统型文化产品，这种文化产品主要呈现文化价值中的“膜拜价值”，如手工艺品、艺术品，必须走进现场，亲临文化遗址，而且必须接触原作、原物，这种膜拜性才能得到满足。对这部分文化产品来说，数字技术主要是作为辅助手段，可以采取增强现实的方式，在阐释、讲解等方面，给受众提供更深度的体验。
第二类文化产品体现的是展示价值，如会展、电影等，跟技术有关。数字技术可以起到和现场一样的作用，可能会替代部分现场。借助技术，可以通过音画、动态方式呈现展示价值。
还有一类是与数字技术有关的新兴文化产品。比如部分网络文化产品、直播等，大部分可以借助数字终端直接去体验，甚至它们在创作、生产、流通、消费整个过程中全部都是数字化形式。需要提示的是，数字终端的设备，如VR、可穿戴设备，国内还是存在短板，包括一些大的柔性显示屏，甚至未来可能有气态显示，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三种不同文化产品面临的问题、数字技术应参与的程度、扮演的角色以及达到的效果都是不同的，要进行细分、分别解决。
人与技术的关系值得反思，双方应实现更好协作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技术带来的风险？
向勇：任何事物都有双面性。总体上，我是一个技术的乐观主义者，认为基于技术进步才实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是任何技术都要反思其弊端。
进入数字时代以后，尤其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各个领域，大家一直关心的隐私、信息安全、伦理及道德问题，都在重新质疑人的主动性。人是有创造性的动物，是社会性的动物，也是文化性的动物。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最开始的资源密集型社会，到资金密集型社会或知识密集型社会，再到创意密集型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创意，不论是文字、声音还是动态图像，都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
人的创造力如何体现？人会思考，会从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提出问题，然后提出解决方式。人类社会早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后来各种外部技术慢慢介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无可厚非，但它带来的关于人的存在价值的讨论，是根本性问题。我们反思，是为了人和机器能够更好地协作，让机器成为人类实现美好生活的工具。当然，我们不应该、也不希望人类被机器、被人工智能所主宰。
我们要为通用人工智能设定什么样的边界？有怎样的规范和技术保障及相关措施？我想这是人作为主体应该做的，当然这也是以人类为中心，考虑整个社会发展、地球演进的前提下，需要作出的思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也都在讨论人工智能伦理及应用边界问题，我们不能单一地归结为技术带来的问题，还要反思人类自身，甚至有的是个别人的问题。
新京报：很多人担心数智人未来会取代一些职业，你怎么看？
向勇：现在一些自动播报、自动语音处理技术很成熟。但是，新闻主播或其他信息发布者，如果需要表达情感、情绪以及即时性反馈，这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
哪些岗位在何时、将如何被取代，肯定是个过程，新的领域会不断被开发出来，但现在很多技术还有待提升。比如，很多虚拟主播的声音系统还没有那么自然，需要进一步提高。另外，一些需要创意性表达的工种，比如设计，现在很多公司都不需要人工设计师了，只需要一些UI设计师、交互设计师，一些平面设计师的作用已经可以通过AI来实现。
新京报：建立在这样一个认知基础上，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风险？
向勇：中外政府以及国内的各级政府、部门都在积极应对。刚刚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里，就在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伦理法规道德等方面做出约定，这本身就是政府传递的一种积极、乐观的声音。我们要做好新技术的“守夜人”，同时需要不断为它们创造市场机会、创造使用这项技术的平台。
应对这种风险，是一个系统性工作，需要政府、机构、高校、企业、行业协会，甚至每个个体的参与，要扮演不同的角色，真正构建协同治理的生态环境。
新京报：高校目前对于数字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方向是什么？
向勇：以北京大学为例，我们在艺术学院开设了文化产业管理和数字艺术与设计两个本科专业；硕士阶段，在戏剧影视专业下面开设了数字文创与管理方向；博士阶段，在艺术学下面开设了创意设计与文化产业艺术管理方向。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搭建了一个数字文化人才培养体系。
在教育部和文旅部的指导下，全国11所高校共同成立了关于数字产业专硕培养的专家委员会，帮助11所高校在各自的学科领域、特色专业下推动数字化产业专业建设。专家委员会的联络处设在北大，将围绕核心课程、招生标准、培养标准、毕业标准、校企协作标准等进行探索。这些需要高校共同发力，为数字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搭建一个好的标准。
我们希望将人文、艺术、技术、商业等知识体系相结合，共同构建出新的人才培养体系，重新塑造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研究创作方式。
老师或者研究机构扮演的角色是搭建平台，不进行定义，也不设置边界，而是通过一些任务体系，把不同学科的老师和同学组织在一起，在完成任务和研究的过程中，把他们所需的知识体系、方法论整合在一起，每个学生通过几年的学习，得到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兴趣任务导向可能都不一样。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