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日本知名中国史学者渡辺信一郎先生的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论》的中文版。渡辺先生1949年生于京都，1976年京都大学博士课程学分修满退学。曾任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校长，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理事、日本传统音乐研究中心所长，现为京都府立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论著有《中国古代社会論》（1986年，中译本2023年）、《中国古代国家の思想構造：専制国家とイデオロギー》（1994年）、《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1996年）、《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2003年，中译本2008、2021年）、《中国古代の財政と国家》（2010年，中译本2023年）、《中国古代の楽制と国家:日本雅楽の源流》（2013年）、《中華の成立：唐代まで》（2019年）、《中国古代国家論》（2023年）等。
渡边信一郎，日本东洋史学者，1949年生于京都。
渡辺先生的研究领域极为宏阔，在先秦至唐宋时期的农村社会、国家财政、社会编成、意识形态、礼仪乐制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贡献。就治学的时代跨度与领域综合而言，在当世的中国古代史史家中罕有其匹。他的研究兼具史学理论思辨与精细史料考据之长，台湾政治大学王德权先生以“在东京与京都之间”评之，可谓精准。他尤其擅长在中国、西欧与日本文明的比较视野中发展问题意识，提炼关键概念，诸如“分田农民”“财政性物流”“政治性社会编成”“第二次君臣关系”“天下型国家”“古典国制”等，自提出后均在相关研究领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论》（日本版）出版于1986年，是渡辺先生学术大厦的奠基之作。在批判性继承二战后日本学界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揭櫫“小经营生产方式论”，以“所有”和“经营”为两大基本线索，对先秦至唐宋中国农村的社会构成及其发展轨迹进行了系统研究。从秦汉时期的阡陌制和分田农民，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土地所有和唐宋时期的富豪层，再到唐宋变革之际的下级官人和新型农民，全书以层次分明又脉络清晰的时代三部曲，构筑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社会论”，堪称日本二战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之殿军。
为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思路和渡辺先生的学术特色，译者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教授以书面形式对渡辺先生进行了访谈。他也是《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一书的译者。
《中国古代社会论》，渡辺信一郎著，徐冲 刘艺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
写作《中国古代社会论》的心路历程
徐冲：《中国古代社会论》以“小经营生产方式”为核心概念，深入考察了先秦至唐宋时期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的发展。你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到本书的基础是您提交给京都大学的硕士论文。可否谈谈您当时是如何确定这一选题的？
渡辺信一郎（下称渡辺）：我进入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专业读书，是在1971年4月。当时，日本历史学界的主流仍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史领域同样如此。从古代史到近代史，围绕应该如何看待大土地所有以及其中劳作的直接生产者的历史性格，成果丰富，论争激烈。诸如六朝时代大土地所有下的生产者究竟是以奴隶为中心，还是以佃客/农奴为中心，在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都有很多讨论。
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深思熟虑，就很自然地选择了以两汉六朝时期的大土地所有作为研究对象。不过在当时的先行研究中，关于直接生产者是通过怎样的劳动过程进行农业经营的，却几乎还没有什么成果。此外，关于农村支配的意识形态研究，换言之即使农村和农民能够接受土地所有者和国家的政治支配的意识形态研究、思想史研究，也是完全付之阙如。社会形态包括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但社会经济史研究和政治思想史研究却没有被作为具有相互关系的两个领域进行统一研究。就如同研究重要的建筑，仅仅将地基作为考察对象，却没有把设计方案也作为问题考虑在内。似乎认为只要看准地基，就能自动理解整栋建筑。
我的硕士论文题为《两汉六朝时期的大土地所有和乡村规制》，希望能将土地所有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现在回看当然是相当惭愧的青涩之作，但也成了此后研究的基础。前半部分的大土地所有研究后来发展为这次翻译的《中国古代社会论》，后半部分的乡村规制研究后来发展为我的第二部专著《中国古代国家的思想构造——专制国家与意识形态》。其中的第六章《仁孝——六朝隋唐时期的社会救济论与国家》（初出1978年），以硕士论文的后半为基础，成了我之后意识形态研究和国家研究的出发点。我的研究方法是从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中对二者进行把握，此文是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个人代表作。
徐冲：在你的求学经历中，有哪些对您影响较大的学者？
渡辺：从博士阶段开始直到现在，在经济史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我尤其受到了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中村哲先生（1931—）的影响。中村先生当时通过对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研究，出版了以小经营生产方式论为基础的《奴隶制与农奴制的理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中文版为冻国栋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提倡与欧洲相异的亚洲社会形态的历史理论。
我未选修过中村先生的正式课程，没有从先生那里拿过学分，因此不算是受业学生。不过，在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中村研究室，1979年10月开始的韦伯研究会，1982年6月开始的《资本论》研究会（持续到1986年），1989年4月开始的葛兰西研究会，1991年开始的阿尔都塞、调节（régulation）等现代社会理论的研究会，我一直都有参加并学习社会形态理论。宮澤知之君也参加了上述研究会。特别是在《资本论》研究会，用四年多的时间通读了全三卷。为此，还通过見田石介（1906—1975）的作品（《見田石介著作集》6卷，大月书店，1976—1977年，《黑格尔逻辑学研究》3卷，大月书店，1979—1980年）学习了黑格尔逻辑学。这些经历都成了推进我的研究工作向前发展的巨大财富。
遗憾的是，作为经济史家的中村先生，并没有提示关于上层建筑论和意识形态研究的具体研究方针。我的社会思想和国制史研究，是从中村《资本论》那里学到的历史唯物论方法的应用和展开。
为开展作为上层建筑的中国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研究，在历史唯物论方法之外，以经学、史学、诸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研究及其方法的掌握也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一意义上，对我最早的影响来自中国文学的小川環樹先生（1910—1993）。硕士一年级的时候，经友人介绍，参加了小川先生退休前最后的《文献学》课程。课程内容是用实例讲解书志学（目录学）、文章校订、考证方法等，以培养古典文献的研读能力。不仅是中国，也介绍了日本江户汉学的高度成就，展现了完全不同于中国史学的广阔世界。
在这一课程的影响下，我开始了两个方面的基础学习。其一是阅读先于小川《文献学》的武内義雄（1886—1966）《支那学研究法》（1949年），后来又通读了随即刊行的《武内義雄全集》十卷（角川书店，1977—1979年）。我的社会思想研究，就是以这一武内全集为基础而进行的，从中所获甚多。还由此发现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著《经义述闻》和《读书杂志》的价值，二书所展现的音韵学和校订、考证的精彩无与伦比。又以浙江书局本《二十二子》为文本，对《读书杂志》所涉史书和诸子进行再度阅读，总算模糊明白了王念孙的校订和考证方法，可以勉强做一点东施效颦的工作。我对《魏书·食货志》《隋书·食货志》《旧唐书·食货志》的校订、译注，《天圣令》之《田令》《赋役令》《仓库令》的译注等工作，都是这种实践的例子。虽然对王念孙来说不免有些失礼。
因此，我的意识形态研究和社会思想研究，从中国文献学的小川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武内義雄和王念孙三位学者这里所受影响最大。
徐冲：你在《后记》中提到，构成本书的各章研究，基本都诞生于京都民科历史分会与中国史研究会的研究活动中。这两个学会对中国读者来说都不太熟悉，可否请你略做介绍？
渡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立了作为科学家全国组织的“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京都民科历史分会是以这一协会的京都支部为母体而诞生的。京都支部下设若干分会进行活动，历史分会即为其一。民科的历史，与战后日本的政治动向关联甚深，在此难以详述。
“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自身已经解散了。历经反复曲折现在仍在活动的，只有民科法律分会和京都支部的历史分会。1960年代后半，历史分会也曾经一度休会。后来在大学纷争终于平息的1972年，以现在的形态再次成立，不久即以略称的“京都民科历史分会”作为正式会名。历史分会以例会为中心进行活动，作为会志刊行《为了新的历史学》（第1号，1951年6月），现在已经出到第301号（2022年11月）。
我从1976年开始，担任了京都民科历史分会20多年的委员。在此期间京都民科的方针，是立足于对日本及世界的政治性社会性现状认识，基于现状认识，在世界史的视野中形成理论和历史认识；并以小经营生产方式论的具体化为基础，运用比较史的方法，追求世界史的再构成。这是相当高标准的方针，实践起来很难，不过小经营生产方式的具体研究由此成了我的研究基础。
“中国史研究会”是1978年以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的研究生为中心成立的。当时在研究室开展的农书研究会等活动也有奠基之效。会长、会规之类的一概没有，组织松散，来去自由，是自然诞生的研究会。基本成员除我以外，还有島居一康（大阪府立大学名誉教授）、吉田浤一（静冈大学名誉教授）、大澤正昭（上智大学名誉教授）、足立啓二（熊本大学名誉教授）、宮澤知之（佛教大学名誉教授），加上后来加入的伊藤正彦（现熊本大学教授），共七人。之前的活动形式是每年举行夏冬两次合宿研究会，2020年新冠疫情后改以ZOOM视频会议的形式每年举行三次研究会。
研究会成员多是京都民科历史分会的委员，也参加了经济学部中村哲先生的研究生课程，研究重心从一开始就放在了以农业史研究为基础的小经营生产方式研究上。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出版了共同编集的三册论文集，即《中国史像的再构成——国家与农民》（文理阁，1983年）、《中国专制国家と社会统合――中国史像的再构成Ⅱ》（文理阁，1990年）和《东亚专制国家与社会、经济――从比较史的视角出发》（青木书店，1993年）。其后各人设定了各自的课题，继续深化研究。中心课题仍然是农业史、村落史研究、货币史、财政史研究、国家论、国家形成史。
关于中国史研究会，拙著《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增订本）》（徐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的《自序》中也有涉及，敬请参考。
《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增订本）》，渡辺信一郎著，徐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战后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潮流
徐冲：《中国古代社会论》日文版出版于1986年。您在中译本《自序》中提到，本书可以视为曾是战后日本中国古代史研究主流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收尾之作。可否请你更为具体地谈谈《中国古代社会论》与战后日本中国古代史研究潮流间的关系？
渡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论》出版当时日本的古代史研究动向，本书绪论《中国社会论的现状与课题》中已有论述，这里没有另外补充的。而在本书出版前后，云梦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等的整理就在进行之中，此后又出现了更多的简牍材料，关于律令和法文化的研究成了古代史研究的主流，取得了很大进步。
作为其中的一环，徭役、田租征收等社会经济史相关的研究也有进展。不过，利用简牍进行的研究，即使能够具体揭示细节，但因为太过具体，由细节出发对整体进行定位就相当困难。这样的局限是很难避免的。伴随着研究对象的细分化，对整体的观察变得愈加困难。这区别于之前意欲通过对作为整体史叙述的《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文献批判来对社会经济进行整体史性把握的研究。在这一意义上，拙著可以视为此类研究的收尾之作（成功与否另当别论）。这就是我在《自序》中提到的自我认识。
徐冲：“唐宋变革”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论》的一个基本历史分期。你近年也一直在主持《唐宋变革研究通讯》的编辑工作。可否谈谈你对“唐宋变革”的认识？
渡辺：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为起点的唐宋变革论，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曾有“定论”之称，被认为是一种确定不移的变革期。1990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退潮的同时，时代分期论争也渐趋沉寂。与此相伴，唐宋变革论也开始动摇，出现了诸如两宋变革论（相较于唐宋变革，更为重视北宋到南宋间的变化）等新分期论。
确实，那种坚持包罗万象、同步变化的唐宋变革论，可以说是缺乏反省的顽固之论了。不过，对于8世纪前半的开元年间至11世纪中叶的熙宁、元丰改革为止这三个多世纪的时代，我认为仍然有必要作为中国史上划时代的变革期来进行把握。我最为重视的，是780年两税法成立所代表的对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承认，向国家缴纳地租的体制由是成立，并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在上层建筑论方面，内藤湖南提到存在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发展的权力构造的转换。关于这一点，确实还有很多值得再思的余地。与两税法的成立相伴，国家结构和户籍制度等农民支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支配体制的成立有赖于将唐末五代分裂时期的军事支配体制内在化。我现在也在推进构筑如此问题关心的支配体制论和权力编成论。
另外《唐宋变革研究通讯》的编辑工作，从第5辑（2014年）至第11辑（2022年）为宮澤知之君负责，第12辑以后由伊藤正彦君负责。
东洋史学者内藤湖南。
徐冲：《中国古代社会论》多次使用了“专制国家”的概念。中国学界近年也有围绕中国古代国家是否“专制”展开的学术论争。可否请你就《中国古代社会论》使用的“专制国家”概念略做解说？
渡辺：关于“专制国家”和“专制”的概念，包括是否应该使用，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也是意见纷纭。我个人所使用的“专制国家”概念，指的是排除了领主制和法共同体等中间诸权力，主权集中于皇帝/天子一人的权力形态，以及通过户籍制度对小农社会进行直接支配的国家样态。其特质表现在：维系皇帝之主权行使的官僚制和军队极为发达；维系皇帝之政治意志决定的官僚会议以多种类和多层次的形式存在；与主权集中相应，土地所有也呈现为国家性土地所有。
徐冲：《中国古代社会论》出版后，您在继续推进汉唐财政史研究的同时，也围绕中国古代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空间、礼乐制度等议题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硕果累累，影响深远。可否请你谈谈自1980年代至今整体的研究思路进展以及近年的学术规划？
渡辺：《中国古代社会论》出版后，我和中国史研究会的同道一起，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整体来把握，在这一领域有意识地开展了以专制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为主题的财政史研究。历经二十余年，我尝试从财政史的贯通视角出发，对汉代至宋初的社会与国家之关系进行追踪，2010年结集为《中国古代的财政与国家》一书出版（中文版为吴承翰、吴明浩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财政史的领域是很广阔的，对于两税法以后的财政史研究并未能充分展开。目前仍在继续推进两税法及其时代的财政史研究。如若可能，包括大幅调整观点的“均田制”论在内，也计划将唐代财政史的研究结集出版。
由专制国家论发展而来的是国制史研究。我真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是在1990年前后。当时有一批来自日本近代史、日本法制史、西洋中世史、法制史、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者集结起来，成立了比较国制史研究会。战后日本历史学的国家论带有向经济基础还原的倾向。研究会同仁不满于此，提倡对国家本身的成立进行考察，包括了国家的结构以及成为其基础的意识形态或者世界观在内。这方面的成果结集为鈴木正幸、水林彪、渡辺信一郎、小路田泰直编《比较国制史研究序说》（柏书房，1992年）。其中我撰写了《中国古代专制国家论》一节，后来又作为终章收入拙著《中国古代国家的思想构造——专制国家与意识形态》。
从比较国制史研究会的讨论中产生的另一成果是《天空的宝座——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柏书房，1996年）。与法制史的研究者进行讨论，在考察国制史的时候，受到很多有益的教示，这是十分荣幸的。不过也有地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就其原因左思右想，我注意到在思考中国古代国家的秩序形成之际，法制史研究者的讨论偏重法制和法文化，但对中国特有的以礼乐进行的秩序形成缺乏问题意识。
其后围绕国家与礼乐的关系撰写了《天空的宝座》，以音乐为中心结集的则是《中国古代的乐制与国家》（2013年）。在《天空的宝座》之帝国论上又加入了天下概念，进一步展开的是《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2003年，中文版为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年，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音乐、乐制研究，相较礼制研究更甚，存在中国音乐学这一独立研究领域。一方面要理解这一研究领域，一方面还要完成国家论，耗费了非常多的时间。我的音乐、乐制史研究，现在仍然以《唐宋变革研究通讯》为舞台继续进行。
综上所述，我今后的研究课题有二。一为展开新的“唐宋变革论”叙述。二为结集唐代财政史研究。
《中国古代的财政与国家》，渡边信一郎 著，吴明浩 吴承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4月。
徐冲：近年你先后撰写了两种通史性质的作品，即《中华的成立：唐代之前》（岩波书店，2019年）和《多样的历史世界：十七世纪之前的世界史Ⅰ》（かもがわ出版，2023年）。可否谈谈您写作这两部作品的缘起和收获？
渡辺：近年，岩波书店出版了《系列中国近现代史》（6卷）等多种新版历史系列丛书。5卷本的《中国通史系列》也是其中之一。《中华的成立》为第1卷，以中国核心部分的中原为中心，叙述了先秦至8世纪中叶为止的中国古代通史。
京都府立大学教授岡本隆司先生担任这一丛书的策划和主持，他也是第5卷《中国的形成：向现代的展望》的执笔者。丛书将中国史分为中原核心部分、北方草原游牧史和南方海域史三大区域，尝试在三者的相互关系中对中国史进行整体把握。这一编辑思路相当具有挑战性。出版后在日本国内外都颇有反响，已有繁体中文版和韩文版翻译出版，据说简体中文版也在推进之中。
日本近年修订了针对高中生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自2022年度开始，重新设置了以《历史综合》为代表的历史教学科目。《历史综合》以近代世界史为对象，也包括了日本史的全部内容，是所有高中生的必修科目。其特点在于相较于历史事实的记忆，更加重视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以此为指导，各出版社也策划了新的世界史系列图书。
应かもがわ出版的邀请，包括我在内的六位研究者一起合作，经过多场研究会和编辑会议，策划编辑了6卷本的讲座《我们的历史综合》。《多样的历史世界》是第1卷。我将17世纪之前的亚洲分为四个世界和三个过渡地带，它们基于不同时代的情势形成相互交流圈，共同创造了历史。
优秀的亚洲史通史作品，可以举出宮崎市定（1901—1995）《亚洲史概说》（中公文库，1987年）、松田壽男（1903—1982）《亚洲历史》（岩波书店，1992年）。虽然不无鲁莽，我也尽可能地向前辈《中国古代社会论》看齐。这也是将我的中国史研究置于亚洲整体历史中进行定位的尝试，期待今后的评价。
京都学派“重实证不重理论”
是一种刻板印象
徐冲：你是京都人，也一直在京都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同时你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左翼理论色彩，似乎又与流行于中国史学界的“重实证不重理论”的“京都学派”形象不合。可否请你谈谈切身感受和理解的“京都”？
渡辺：“京都学派重实证不重理论”这一中国历史学界的印象，在日本也有许多研究者持类似看法。但这只是一种肤浅的印象论，在学术上犹有再思余地。
我认为所谓理论认识，指的是对复杂构成的具体现象进行分析，将其还原为单纯的概念，再将种种单纯化的概念由单纯向复杂发展，整理排布至恰当的位置，由此揭示井然有序的整体。在历史学的场合，即为整体史的揭示。不仅限于历史学，无论是何种分野，优秀的研究都需要经过分析和综合的过程方能实现。即使存在完成度的差别，也都能成为理论认识。
因此，理论认识必定具有特定的概念构成。如内藤湖南（1866—1934）《概括的唐宋时代观》（1922年）即提出了贵族政治、君主独裁政治等概念构成和时代区分。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最早出现的真正的理论认识——用湖南的表现就是“概括的时代观”。在此基础上，宮崎市定又巧妙引入了古代都市国家、中世庄园制（农奴制）、近世文艺复兴等西洋史概念，推动湖南的理论认识更上一层楼。
其后，谷川道雄（1925—2013）引入共同体论、士大夫伦理等独特概念，在中世六朝隋唐史领域将湖南的理论（概括的时代观）推向新的高度。谷川熟悉社会形态理论，在与其对峙的过程中，以湖南的概括的时代观为基础，创造了自己的理论认识。尽管只是限于中世史，谷川的研究在京都学派中可以说是最重视理论的。名古屋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受业诸生以其理论为依据，发展出了种种有益的实证研究。
战后不久，东京大学出身的前田直典（1915—1949）创造了“京都学派”这一称呼。这是因为以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的毕业生为中心，学者辈出，在共有湖南、宮崎创造的理论认识的同时，推进了具体实证研究。正是因为以二人概括的时代观为依据，后辈学者方才在个别实证研究上做出了成绩。
人们提到“（京都学派）不重视理论”的时候，所谓“理论”或许是特指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论和历史唯物论。这是一种将理论认识极其狭隘化的理解方式。理论认识——完成度另当别论，是学问作为学问得以成立的必须前提。只有将自己的概念构成、理论框架与其他理论框架、概念构成进行比较和验证，才能引发讨论，在相互关系之中得以提升认识。谷川道雄的研究对历史学研究会的“世界史基本规律”尤其是封建制进行了批判性检讨，正是典型表现，也是显示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发展的佳例。
我在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中村哲研究室学习了社会形态论的方法，在小川環樹先生的引导下见识了中国文献学的手法，在东洋史研究室受教于甚至可以说过多的湖南、宮崎的理论认识，在与他们的对峙中形成了自己的学问。此前也曾经使用过贵族制和独裁君主的概念，但近年对于这样的做法是愈发踌躇了。因为理论认识和概念构成都已经不一样了，分歧逐渐扩大。但我仍然是在京都学派的周边形成自己学问的学者。与京都学派一样，对理论和实证给予同等重视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徐冲：你曾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可否谈谈其中较有印象的经历？
渡辺：我到中国访问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97年1月至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君建先生接受我的访问申请，以北京为中心在中国停留了九个月。其中8月去了济南、郑州、洛阳和西安旅行，访问了各地的遗址和博物馆。
在这九个月中，切身感受了北京的四季转换，拜访了北京尚存的以故宫和天坛为代表的宫殿和礼制建筑，充分体验了本来意义上的上层建筑，成为催生此后研究的原体验。与经君建先生、李伯重先生、历史研究所的黄正建先生、李锦绣先生等的相识和交流，也收获很大。若没有这一经验，《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也就写不出来了。
徐冲：最后，作为与新中国同龄的研究大家，可否请你对有志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青年学子寄语一二？
渡辺：我自己是否做到了另当别论。我认为历史研究最终还是应该揭示理论性和概括性的整体史。为此，需要学习对中国史有更多理论性概括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论。个人经验而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卡尔·波兰尼的经济学，埃尔曼·塞维斯的文化人类学，在思考中国历史的时候都很有帮助。
作者/徐冲、渡辺信一郎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