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新科学:揭秘喜好和品味的力量》,[加]保罗·布卢姆 著,光子 译,湛庐文化丨中国纺织出版社2023年8月版。


为什么人们会享受故事带来的快乐?人们明知道故事中的情节与角色都是虚构的,却仍然会被感动,这是不是很奇怪呢?例如,人们为什么会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触动呢?


被小说触动是司空见惯的事。例如,19世纪40年代,当人们读到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小耐尔死去时,会纷纷落泪。如今,人们在看到J.K.罗琳写的“哈利·波特”系列中自己心爱的角色死去,应该也会潸然泪下。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出版后,罗琳在一个电视采访中透露,她在写作期间接到过很多读者的来信,他们希望她千万不要把某个角色写“死”,比如海格、赫敏、罗恩以及哈利·波特。来信的读者不仅有孩子,还有不少成年人。


再比如,有一个朋友曾跟我说,他最恨的人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是电影《猜火车》中的一个角色。有人不敢看某一类小说,因为这类小说的情节会让他神经紧绷;有人则不喜欢看喜剧,因为喜剧的笑点让他感到尴尬。我不喜欢看太过写实地描述主角悲惨遭遇的电影,因为这种电影会让我产生身临其境的不适感。


电影《猜火车》(1996)剧照。


虚拟体验带来的感受自然无法像现实感受那样强烈,如看一部讲鲨鱼吃人的电影肯定不如亲眼看见鲨鱼吃人恐怖,但无论从生理角度还是从神经系统和心理角度来看,前者引起的紧张刺激情绪同样是真实的。


心理学家往往会利用这一点,通过虚拟体验研究人类的真实情绪反应。如果一位实验心理学家想搞清楚悲伤的情绪是否有利于人类进行逻辑推理,那么他需要让被试进入悲伤的情绪中。而要营造悲伤的氛围,不需要对被试进行真实的打击或伤害,只要给被试看悲剧电影即可。例如,在电影《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中,母亲临死前躺在病床上见孩子们最后一眼的片段足够催泪。如果一位患者想让临床心理学家治疗自己对蛇的恐惧,那么临床心理学家肯定不会把一条真蛇扔到患者面前。他通常会先让患者想象蛇的样子,然后再慢慢过渡到让患者接触真蛇。当然,只有当患者面对虚拟的蛇与真蛇都感觉恐惧时,这种疗法才会奏效。


既然虚拟体验带来的情绪反应是真实的,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人们会将虚拟体验本身也视为真实的?人们会不会认为虚拟的角色确有其人,虚拟的故事情节也真的发生过?实际上,有时候人们的确会被虚拟的事物弄糊涂,如家长告诉孩子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牙仙以及复活节兔子时,孩子会信以为真。有的成年人甚至也会犯糊涂,如在看电影时可能会将故事片当作纪录片,或将纪录片误以为是故事片。更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即使人们知道某个事物是虚拟的,其内心深处仍然会固执地认为它是真的。


通常,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完全区分清楚异常困难。很多研究显示,当一个事实出现在一个故事中时,即使人们知道整个故事是虚构的,仍然倾向于相信这个事实是真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很多故事中出现的细节与事实大部分是真的。例如,一本以20世纪80年代末的伦敦为背景的小说,其中涉及的当时伦敦人的饮食起居、口音以及穿衣打扮等,大体上应该是准确的,因为只要是有敬业精神的作家,他们都会在事实与细节上下功夫,使整个故事显得真实可信。


事实上,大多数人对律师事务所、急诊室、警察局、监狱、潜水艇以及黑帮斗殴的认识,都不是从现实经历或调研报告中得来的,而是从小说或影视剧中获得的。比如,通过看警匪片,人们可以了解警察是如何办案的,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你有权保持沉默……”;通过看《十二宫杀手》这样的写实类电影,人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很多人会希望通过阅读小说了解现实世界,如选择阅读历史小说等。


有时候,人们会混淆现实与虚拟。《达·芬奇密码》的出版大大地刺激了苏格兰的旅游业,因为读者都相信小说里所说的,即圣杯就藏在苏格兰。更有甚者,连演员本人也会被人们混淆成其扮演的角色。


电影《达·芬奇密码》(2006)剧照。


演员莱纳德·尼莫伊(Leonard Nimoy)出生于波士顿,他在电影《星际旅行》中扮演了半瓦肯人半人类的斯波克,此后,有些人常常将他本人与斯波克混淆。他对此非常无奈,便出了本自传《我不是斯波克》(I am not Spock)。然而,20年之后,他又出了第二本自传:《我就是斯波克》(I am Spock)。


演员罗伯特·杨(Robert Young)在参演了医疗类电视剧的“开山鼻祖”《维尔比医生》而走红后,收到了成千上万封信,人们都想请他给自己看病。他后来干脆因势利导,穿上他的医生行头(一身白大褂),为阿司匹林和无咖啡因咖啡做起了广告。


那些为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流泪的人其实都非常清楚,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小说中的人物罢了;为“哈利·波特”系列中的家养小精灵多比牺牲而悲伤不已的人,也知道多比根本不存在。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即使是孩子也能清楚地分辨现实与虚拟,当被问到某样东西或某件事是现实还是虚拟的,他们总能做出正确判断。


人类为什么会被虚拟的故事感动


那么,人类为什么会被虚拟的故事感动呢?


大卫·休谟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被装进挂在高塔外面的铁笼子里,他知道自己非常安全,但仍然会“无法克制地颤抖”。蒙田也讲过类似的例子:“如果让圣人站在悬崖边上,那么他也会像孩子一样发抖。”我的同事、哲学家塔马·亨德勒(Tamar Gendler)提到了美国大峡谷的空中走廊,这条走廊由玻璃制成,离地1200多米,从大峡谷悬崖向外延伸20多米,人走在上面相当惊险刺激。很多人来到空中走廊想一探究竟,却由于太害怕而不敢走上去。总之,这几个例子都存在一个共性:人们在明知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仍然会忍不住恐惧、发抖。


亨德勒在一份重要的学术报告中论述了这种现象,她新造了一个英文单词来解释这种精神状态:alief(隐念)。alief不是对事物实际情况的看法,而是对事物表象的看法。在上述几个例子中,人们都明白事实上自己是安全的,但从表面上看,似乎存在危险。罗津的实验发现人们不愿意拿崭新的便盆盛汤,不愿意吃粪便状的软糖,也不愿意将没有子弹的空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扳机。对此,亨德勒认为,尽管人们知道便盆是崭新的、软糖不是粪便、枪里没有子弹,但由于alief的存在——它在不断地对人们大吼:“便盆真脏!软糖很臭!枪支危险!赶快扔了!”因此还是会让人们不由自主地对它们产生抗拒情绪。


人的大脑并不怎么关心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看起来真实的,哪些是虚拟的,这使人的快乐从现实世界延伸到了虚拟世界。例如,如果一个人喜欢在现实生活中结交智力非凡的人,那么他也会对电视节目中的天才类角色很有好感。想象是现实生活的精简版,当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快乐需要冒巨大风险、付出极大的努力或获得快乐的概率极低时,人们会转而求助于想象。


电影《照明商店》(2023)剧照。


人们利用这一点创造出了很多虚拟体验来替代现实经历,如利用虚拟的故事或模拟游戏获得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快乐,就像孩子们在荡秋千时往往会体会到“飞”的快乐。又如,观众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刺激自己的想象力,从而缩小现实经历与虚拟体验的差异。甚至做白日梦也能给人带来快乐:如果你想赢得世界扑克牌大赛,或在城市周围飞一圈,抑或是与心仪的对象缠绵一番,那么你只要闭上眼睛,尽情想象,就能体会到非常真实的快乐。


那么,其他动物会做白日梦吗?比如狗会做梦,但它们会做白日梦吗?在我写下这两行字的时候,我的狗就在我身边,安安静静地待着,两眼放空。人们在独处时会规划未来、做做白日梦、东想西想,狗是否也会这样呢?它们在发呆时脑中是否会一片空白?同样,这个问题也可以放在猴子身上,毕竟它们在进化程度上和人类是最接近的,猴子也会像人一样有性幻想吗?还是说像林语堂在《论梦想》中说的那样,“人类和猴子的差异点,也许是猴子仅仅觉得讨厌无聊,而人类除讨厌无聊外,还有着想象力”?


在幻想时,人们往往会把自己当作虚拟经历的主角:人们在想象时“穿越”了。这也正是白日梦与想象的运作方式,就像人会想象自己得奖了,而不是看着自己得奖。有些电子游戏正是利用这种原理进行角色设计,如在很多游戏中,是玩家自己跑来跑去打怪兽,做高技巧的滑板动作。通过这些设计,玩家会有身临其境的快乐。有研究显示,在读小说时,读者会感觉自己经历着书中的情节,就好像栖身于主角的大脑中一样。


看电影时,观众往往会比剧中角色掌握更多的信息。哲学家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分析了电影《大白鲨》的开头一幕,他说观众无法完全像电影中的女孩角色那样思考,因为女孩在快乐地游泳,不知道鲨鱼就在附近,但观众知道。观众掌握了女孩自身不了解的信息,听到了她不可能听到的预示鲨鱼出现的紧张配乐。观众知道她身处一部鲨鱼吃人的电影中,而对她来说,她只是在过自己的日子。


电影《大白鲨》(1975)剧照。


观众看到女孩在快乐地游泳时,鲨鱼突然出现,此时,对于女孩感受到的恐惧与不安,观众感同身受。也就是说,观众是从角色与自己、现实与虚拟这样的双重视角来获得快乐的。


对人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很多奇特的快乐


身临其境的快乐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喜欢听故事、讲故事。大多数故事都是描写人的,而人们对人以及人的行为都很感兴趣。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是人类交流社会信息的工具,而推动语言进化发展的动力就在于,人类需要借助语言相互交流,尤其需要借助语言来拉家常、聊八卦。


大多数图书或纪录片,即使以科学为主题,也或多或少会涉及科学家本人以及科学家的个人经历、与他人的相互关系等。詹赛恩也发现,很少有小说只描写自然而不涉及人,即使是以描写自然环境而出名的小说,也或多或少对人进行了描写。


这种对人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很多奇特的快乐。纵观人类历史,重要人物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人心。这些重要人物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打探他们的消息、讨他们欢心、尽量不遭到他们的厌恶。即使地球上的人口数量与日俱增,从几万涨到了几十亿,这种对重要人物的狂热也不会退去。人类对小说的热爱也折射出了这种奇特的快乐。一般人都乐于听听八卦、聊聊是非、看看小说,因为这些行为能极大地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即使故事的主角与人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根本不存在,也不会影响人们从中获得快乐。这种奇特的快乐就如同在即将饿死时仍然拼命吃无热量的代糖一样。


事实真是如此吗?小说带来的快乐真的毫无进化意义吗?这种快乐是人类无法区分,或根本不在乎是真实还是虚拟这一特质的副产品吗?


很多学者为小说带来的快乐找到了进化的依据。詹赛恩认为,人类喜欢看小说,是因为小说可以帮助人们提高社会生存能力。读者在看小说时,其实是站在主人公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这很好地训练了读者的换位思考能力。有心理学家认为,小说的作用是训练人们的社交技能。达顿和平克都认为,小说有助于训练人们应对现实生活里的困境,平克说:“生活确实是在模仿艺术,因为有些艺术确实提供了现实生活所需。”


我完全同意这些人的看法,也赞同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所说的,即小说还能给读者灌输某些道德观念,从而改变读者的固有观念。在我看来,小说能让社会变得更好,能将“奴隶制是万恶的”这样的正确导向放在故事中并传达给读者,最终促进社会进步。此外,小说还有助于人们交朋友、谈恋爱,因为故事能手总能在社交中无往不利。接下来,我会探讨小说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即训练人们为各种困境和窘境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尽管小说有很多用途,但这些用途都不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从进化角度来看,这些用途都是多余的:虽然小说能训练人们应对现实生活,但它无法训练人们将虚拟与现实完全分开,更不用说培养想象力了。我认为,从小说中获得快乐的能力是进化的意外,而非必然。


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

悲剧和负面事件往往更感兴趣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他的《莎士比亚全集序》(Introduction to Shakespeare)中写道:“读者在读悲剧时会产生愉悦感,是因为读者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读的故事是虚构的。如果读者将书中的谋杀与阴谋当作真实存在的,那么他们就体会不到读悲剧的愉悦感了。”


约翰逊毫无疑问是位伟大的作家,但如果他知道了辛普森案,就会知道人类也能从真实的悲剧中获得愉悦感。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热点事件,包含了紧张复杂的社会关系,内容涵盖爱情、家庭、财富以及地位等,因此人们会守在电视机前津津乐道。


与小说比起来,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和负面事件往往更感兴趣。如果一本名人回忆录被证实是虚构的,那么它的销量将会直线下降。在美国,一旦有悲剧发生,如华盛顿街头出现的连环杀人案,马上就会有人以这些悲剧为题材拍摄电影出来赚钱。可见,在故事中添加真实事件会增加人们从中获得的快乐。


前文提到过,大脑不太关心带来快乐的故事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真实事件无动于衷。一般来说,真实事件更能触动人心。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真实事件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就像虚拟故事中的杀人狙击手不会射杀我们爱的人,但真实事件中的杀人狙击手会让我们为爱人的出行担忧;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倾向于反复思考真实事件的影响与意义。在虚拟故事中,一旦电影放完或演出结束,演员的工作就完成了。如果一个人在看完《哈姆雷特》后仍然对哈姆雷特的朋友们如何应对他的死讯耿耿于怀,就会显得奇怪,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哈姆雷特的朋友们”,这些角色都是虚拟的。如果一定要深究,那就是观众自己在写故事的续集了。真实事件不是这样的,每个真实事件都有前因后果,这正是其触动人心之处,比如,当我们听到辛普森案时,会很自然地为死者家属难过。


《哈姆雷特》(2015)剧照。


当然,就像人工制造的糖精比天然的糖更甜一样,虚拟故事有时候也可能比真实事件更能触动人心,主要有以下3种原因。


第一,虚拟角色可能比我们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更机智、更有智慧,所以他们的冒险故事更有趣。以我自己为例,我接触的人都是教授、学生以及邻居等普通人,我的生活圈也只是人类社会很小的一部分,接触不到那些有趣的人和事。在我的社交圈中,没有发生过脾气暴躁、负过伤的警察只身抓住连环杀人魔的事件,没有身陷风尘却心地善良的娼妓,没有幽默风趣的吸血鬼,也没有像俄狄浦斯一样杀父娶母的人。不过,我可以在虚拟故事中接触到类似的奇人怪事,并体会其中的乐趣。


第二,很多时候,现实生活都很无聊,也很平淡无奇。即使是辛普森案这样的大案,枯燥乏味的审判过程也持续了几个月。虚拟故事并不存在这种问题,就像评论家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说的那样:“所谓‘小说’,就是去掉枯燥乏味部分的精简版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友记》中的角色比你身边的朋友看起来有趣。


第三,虚拟故事所用的表现手法能给人带来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获得的愉悦感。比如,小说可以将主角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都呈现出来,也可以展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遇到的奇遇。再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你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而在小说中,你可以读到主角每一次的心理活动。


这种技巧并不是小说独有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存在类似的表现手法。例如,戏剧演员会在上台后先来一段声情并茂的独白,告诉观众此时此刻剧中角色的心理状态如何;在音乐剧中,角色的心理活动会被表演者唱出来;在电视或电影中,角色的心理活动有时会通过旁白告诉观众。这样的表现手法非常常见,那么,第一次应用这种表现手法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孩子在第一次接触这种表现手法时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触?也许,孩子在第一次听到其他人的内心活动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时,一定会觉得非常好玩。


电视与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也能给观众带来类似的快乐。纵观电影史,“偷窥”这一主题历久不衰,有关偷窥的经典影片如《后窗》(Rear Window),电影本身的技术特性能很好地满足人类的偷窥欲。在看电影时,你可以肆无忌惮地盯着影片中的角色,不用担心会被角色瞪一眼。哲学家科林·麦金(Colin Mc Ginn)认为:“有偷窥癖的人会对进入别人的卧室或盥洗室很感兴趣,电影不仅能展现剧中角色的卧室和盥洗室,还能带观众去看更私密的东西——角色的灵魂。”


总的来说,真实事件很容易触动人心,而小说、戏剧、影视剧中的虚拟故事也有其自身独特的魅力。所幸人类可以二者兼得,人们可以从真实事件中汲取灵感,创造更有趣、更有吸引力、更能引发无限遐想的故事,让读者或观众从虚拟故事中体会在现实生活中体会不到的快乐。火爆一时的电视真人秀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兼顾了虚拟和现实,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本文节选自《欲望的新科学:揭秘喜好和品味的力量》,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加]保罗·布卢姆

摘编/何也

编辑/王铭博

导语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