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王”也很脆弱，更需要保护。“我们的项目呼吁更多人了解猛禽。更多人关注它们，才会有更多人保护它们。”

抹匀防晒霜，戴上遮阳帽、太阳镜、防晒套袖和手套，张鹏背着望远镜和单反相机开始登山。不到30分钟，他在百望山一处山头站定，仰望天空，等待猛禽的身影。

平日里，张鹏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本职工作之外，他是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的协调负责人。12年来，曾参与项目的近百位调查员已监测到35种、16.5万余只猛禽。

专业的培训和常年的观测让张鹏对猛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坦言，“天空之王”也很脆弱，更需要保护。“我们的项目呼吁更多人了解猛禽。更多人关注它们，才会有更多人保护它们。”

2024年春季，调查员在工作中。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供图

曾经一天发现了3758只猛禽

百望山森林公园位于北京西山最东端，是西山地区距市区最近的森林公园。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每年春秋两季，包括猛禽在内的大量候鸟经此飞过或停留觅食。借助百望山迎风坡的上升气流，候鸟可以节省长距离飞行的体能消耗。

食肉的猛禽处于食物链的顶层，对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在大众的印象中，鹰击长空的画面大多在纪录片中出现，其实，猛禽正盘旋在我们生活的城市上空。

有多少猛禽每年迁徙时途经西山？是否有规律可循？带着观鸟爱好者的好奇，2012年春季，北京鹞之飞羽生态监测工作室负责人宋晔和自然之友野鸟会时任会长李强发起了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彼时，张鹏还是观鸟时间不长的新手，他还清楚记得12年前第一次上山看猛禽时的激动。

那是在百望山一个荒凉的山头，数只体形庞大的普通鵟在低空中翱翔，有的几乎贴着他的头皮飞过。“没想到在北京能看到这么多猛禽，场面很震撼，汗毛都立起来了”。那次经历非常过瘾，他一下子就被猛禽迷住了。此后每年春风拂面时，他都会想起猛禽的英姿。在山桃盛开的百望山，等到从南方飞回的猛禽，让他觉得踏实又幸福，“老朋友回来了。”

中学生物老师叶航也是项目最初的参与者，当年他还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看猛禽自由翱翔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当猛禽迎面向自己飞过来时，那种震撼无与伦比。”

运行一年后，项目得到了更多鸟友的关注和支持。调查人员有了保障，项目监测在2013年实现了猛禽迁徙季的全周期覆盖。春季3月底到6月初、秋季8月底到11月初，每天白天都有调查员进行长达8小时的监测记录，以小时为单位记录出现的猛禽种类和数量。

除了夜间活动的鸮（猫头鹰）不在监测范围内，鹰、隼、雕、鹫、鸢、鵟（kuáng）、鹞（yào）等日行性猛禽都是监测对象。其中小型猛禽如日本松雀鹰，只有矿泉水瓶大，大型猛禽如秃鹫，体长可达一米，翼展更是接近三米。在光线和高度合适的情况下，调查员可以通过细节特征肉眼辨别猛禽种类，比如松雀鹰和日本松雀鹰相比，喉部会有更显著的深色颈中线；红脚隼雄性成鸟羽毛是非常明显的黑白红配色。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仍需要使用望远镜和照相机进行确认。

日本松雀鹰。张鹏摄

燕隼。张鹏摄

去年5月13日，调查员们监测到了3758只猛禽，这是项目开展12年来记录到猛禽数量最多的一天。张鹏说，群鹰迁徙时先在某处绕转盘旋形成“鹰柱”，以提升飞行高度，此时计数难度高。当它们飞到一定高度以后，会列队滑翔，像一条河流在天空中缓缓流淌，这一壮观的景象被形象地称为“鹰河”，也是调查员计数的好时机。

监测风雨无阻

起初，调查员对猛禽监测都很“上头”，但他们很快发现，在享受精神愉悦的同时，也要承受身体的“痛苦”。

由于经常反弓着身体仰望天空，调查员需要弯腰来放松腰椎和腰背部肌肉。长时间盯着天空，为防止太阳灼伤眼睛和皮肤，他们也要做好万全的防晒措施。监测时间长达8小时，午餐经常是在山头啃面包。

项目启动初期，公园尚无完善的道路可以攀至山顶，观测猛禽的山头几乎没有游客到达。每天猛禽过境的常态数量是几十只到数百只，有时是零星几只甚至“零记录”。最初每天排班只有一位调查员，在山顶既看不到人，也看不到鸟，熬上8个小时非常孤独。但“零记录”也同样重要，有助于反映猛禽的活动规律。

恶劣的天气里，调查员也从不缺席。雾霾天，他们佩戴N95口罩爬山，比在平地活动更加憋闷。遇上刮风下雨天，山上没地方躲雨，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冷得牙齿打颤也是常事。“如果雨下得不大，大多数调查员会坚持在调查点位上。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经验，猛禽在小雨时仍可能迁飞。”

调查员们经常打趣说大风沙尘天气出“妖怪”，因为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确实可以记录到短趾雕、乌雕等罕见的大型猛禽。大风和沙尘可能使猛禽偏离正常的飞行路线，飞入调查员的视野。“坚持一下，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被大风吹得满身是土的日子里，调查员们往往这样安慰自己。

叶航记得，2013年5月12日那天阴沉沉的，还下着毛毛细雨，当班的他对猛禽监测并没抱希望。但随着天气逐渐好转，猛禽数量突然多了起来。一上午，他就记录到四五百只凤头蜂鹰以“鹰柱”“鹰河”的形式集群过境，场面震撼。

遵循观鸟伦理，调查员观测猛禽时不会穿鲜艳的衣服，以降低对它们的干扰。“猛禽本身处于生态系统中的顶端，对地面的人未必会敏感和害怕。但如果远远看到一个人穿着鲜红的衣服，还咋咋呼呼、连喊带叫的，它可能会选择离你远一点儿，改变飞行路线。”张鹏说，鸟的福祉永远位于监测活动之上。

2023年秋季，冒雨调查的志愿者。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供图

层层选拔调查员

监测猛禽辛苦，但想当上调查员，也得“挤破头”。

“项目一开始，我们就希望做严谨、科学的工作，而不是一群鸟友乐呵乐呵。”张鹏说，为了得到有质量保障的数据，观鸟爱好者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和筛选才能进入调查员队伍。

北京市处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每年都有大量候鸟迁徙途经。《北京市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4）》显示，北京鸟类达到519种，超过了全国总数的1/3。得益于这一优势，近年来，北京观鸟护鸟团体也日益壮大。猛禽监测项目正是从这些有观鸟基础的爱好者中“挑人”。

爱好者的淘汰率不低。以去年为例，项目在公众号上发布招募信息后，只有45人获得了初试机会。猛禽监测需要较强的野外辨识能力，初试时淘汰2/3后，晋级的15人会参加长达4个月的学习。除了上课学习猛禽的类型、迁徙时间、相貌和飞行姿态等辨识要点，他们还会被老师带往百望山进行实地观测。最终，爱好者们需要通过笔试，在试卷上通过图片识别猛禽。过了最后一关的6人需要实习一年，才能正式上岗。

12年来，有些调查员志愿者一直在参加监测工作，但也有很多志愿者因为种种原因退出核心调查队伍。与此同时，通过培训的新生力量正不断加入。

让张鹏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对调查员老夫妻，他们监测热情高，不但记录认真，每次完成任务后，还会顺手把游客丢弃的废瓶子等垃圾带到山下。“他们给年轻人带来了榜样的力量。即便是暂时离开监测团队的‘老调查员’，也对项目充满感情。”他说，最近，项目尝试走出百望山，在北京的城市公园、西山外围地区开展了同步调查，一些老调查员踊跃回归，继续为项目做贡献。

靴隼雕。张鹏摄

科学调查中的公众力量

经年累月的监测，使调查员得以观察到难得一见的猛禽生活场景：鹗只吃活鱼，在颐和园昆明湖中捕鱼后，它用锋利的爪子一直抓着猎物迁徙，飞跃百望山；威猛的猛禽偶尔也“吃瘪”，在接近喜鹊或乌鸦的巢穴时会被驱赶……这些并非调查员的监测记录内容，但生动的场景使监测变得饶有趣味。

带鱼飞行的鹗。张鹏摄

经常有人问张鹏，12年来，你们的记录得出了什么样的迁徙规律？猛禽有增多的趋势还是减少的趋势？

这也是项目最初想回答的问题。但实际做下来，大家发现大自然是非常复杂的系统，猛禽的变化情况经常绕开调查员的预期，用12年得出规律性的总结似乎很难。调查员们有了一些基本推论，比如相对于平原地区和城市公园，猛禽更喜欢沿着山脉迁徙；猛禽可能会在百望山集群后迁徙。但要形成结论，还需要更多观测数据进一步验证。

叶航说，猛禽是食物链中的顶级消费者，通过捕食鱼类、啮齿类和昆虫等获得自身能量，对于控制生态系统中动物的类群和数量起着重要作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近年来，北京平原区记录到对食物可获取性敏感的猛禽长耳鸮和雀鹰等。作为区域生态稳定性的天然指示种，猛禽维持一定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该地区的食物链相对完整，生态质量相对稳定。

北京猛禽种类约为50种，占全国的一半，在百望山上，项目监测记录到的有35种。可以确定的是，长周期的数据积累有助于人们了解猛禽的数量变化，并结合气候环境变化因素，更深入地研究猛禽。普通公众参与的科学调查，将为鸟类保护打下基础。目前，该项目正在和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单位联系开展合作，为科研院所开展后续研究提供支持。

公众自然教育活动也伴随项目开展起来。在5月12日的监测中，百望山公园邀请了20组家庭参与。小朋友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观察猛禽，这在张鹏的意料之中，但青少年参加监测活动仍然意义非凡。孩子看到猛禽很威武漂亮，会想更多地了解它们，看到被救助的猛禽重返蓝天，会认真思考如何保护野生动物，并和它们更和谐地相处。“为了不干扰猛禽，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没有吵闹和跑来跑去，做得非常好。”

监测猛禽的过程中，调查员还曾制止违法行为。“有只漂亮的猛禽往你那里飞了，可以注意观察。”2013年，几位鸟友和张鹏在百望山不同的山头用手台“互通有无”。此时一位鸟友发现山上有人偷偷地用粘网捕鸟。几个人合围过去，被捕鸟人当成了森林公安，吓得当即把粘网上的鸟都放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