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接受完博士教育,恰好三十出头,积累几年工作经验,刚好逼近三十五。这本是知识沉淀与技能精进的黄金交汇点,却在许多行业的招聘简章中,成为一道难以跨越的“红线”。有大龄人才不禁产生疑问,当人生经验最长时,为何职业道路最窄?“35岁门槛”并非新鲜话题,如何为大龄人才创造更公平的就业环境,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在全国两会上,来自文化艺术、科研等不同领域的委员们,从各自行业出发,为破解“年龄歧视”这一系统性难题带来了多维度的思考。
从“年龄划线”转向“能力本位”,设大龄人才友好岗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歌舞团一级演员刘媛媛。受访者供图
过去一年,多地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相继取消或放宽“35周岁以下”的报考限制,为打破不合理的年龄门槛、畅通人才晋升渠道提供了政策导向。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歌舞团一级演员刘媛媛看来,可进一步扩大示范效应,推动国有企业乃至民营企业跟进。
刘媛媛认为,当前就业市场面临的不仅是简单的年龄限制问题,更是“年龄门槛”固化与青年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双重叠加。随着公众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硕博等高学历人才入职年龄显著推后,刚性的年龄要求正在压缩人才的职业发展空间。与此同时,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技能与岗位不匹配”导致青年“择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
为此,刘媛媛建议建立以“能力素质、业绩贡献、发展潜力”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将项目经验、职业资格、实操能力作为核心指标,逐步弱化年龄在人才选拔中的权重。对于生产管理、技术研发、经验依赖型岗位,可发布行业指引,鼓励设立“大龄友好型岗位”清单,并将相关用工成本纳入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范围。在人才培养端,应强化校企对接,围绕产业升级增设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紧缺专业,推动毕业生技能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
引入“学术年龄”,为大器晚成者“留门”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戚益军。受访者供图
在科研领域,年龄的“硬杠杠”更为严格。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戚益军指出,当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C类(原青年基金)、B类(原优青)、A类(原杰青),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技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各类人才项目,均以生理年龄作为核心申报门槛,如国家优青要求男性不超过38周岁、女性不超过40周岁。这种“一刀切”的标准,正在将一批大器晚成者排除在青年人才支持体系之外。
戚益军分析,单一生理年龄标准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忽视人才成长路径的差异性,大量“大龄博士”因家庭责任、经济压力或跨领域深造等原因延迟学术起步,博士毕业时已接近或超过年龄限制;二是违背学术创新规律,学术突破与生理年龄并无必然关联;三是加剧科研评价的功利化倾向,催生“短平快”的急功近利行为。
为此,戚益军建议在青年人才基金评价中引入“学术年龄”概念,构建生理年龄与学术年龄并行的双轨制评价体系。“学术年龄”可以“取得博士学位时间”或“首次从事全职科研工作时间”为起点计算,更能客观反映人才的学术积累周期。申请人可自主选择以生理年龄或学术年龄作为申报依据,两者满足其一即可。评审环节则将两类通道的申报者纳入同一评审池,以创新能力、研究质量为核心指标进行公平竞争。这一改变将为“大龄博士”、跨领域深造者提供平等机会,引导人才评价回归学术质量本身,为我国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提供更广泛的人才支撑。
经验“后置”的行业,呼唤系统性破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受访者供图
与科研领域的“年龄焦虑”不同,在艺术行业,35岁甚至被视作“年轻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坦言,如齐白石,这样画中国画的画家有时60岁才起步、70岁成熟、80岁成名是常态,艺术创作的核心竞争力除了青春的迸发力,还有经验的积累,因此艺术行业对年龄的敏感度远低于其他领域。
但吴洪亮同时指出,破除年龄限制绝非简单的“放开”二字,而是一项涉及岗位创造、新老交替、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工程。他以单位招人的亲身经历举例,一个本科就能胜任的岗位,可是来应聘的博士众多,最后胜出的是一名博士后。当然从机构角度看,这很好。但学历“内卷”的背后,是就业压力向上传导的缩影。一个人读书读到博士、博士后,还未真正进入社会,却已年过三十五,如果这时再遭遇“年龄门槛”,无疑是对人才的巨大浪费。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岗位总量的有限性。吴洪亮认为,如果工作岗位不足,单纯放开年龄限制只会激化老人与年轻人的内部矛盾。大龄人才有经验、有资源,发声也响亮;但年轻人同样需要奋斗的动力和上升的通道。当全球经济形势、AI技术替代人工、全球化壁垒等多重因素交织,就业问题已构成一个庞大的交叉系统。因此,对“35岁门槛”的讨论,必须置于国家层面对经济形势、人口结构、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比例的全局性考量之中。
在吴洪亮看来,更具建设性的方向是创造新的就业。他分享了北京画院正在推进的探索,利用齐白石这一巨大文化IP,通过与非遗传承、新媒体传播的深度融合,创造新的文化产品和就业机会。在北京副中心已经开工建设的近12万平方米的北京艺术博物馆,正是这一探索的重要载体。
新京报记者 耿子叶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