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摄影/袁蓉荪

一方水土一方人，佛与众生千百年来生生不息，佛佑芸芸众生，经年累月地注视着人们耕耘与收获，欢喜和忧愁。然而，还未来得及记录这一切，它们或许就要从我们眼前消失，或是干枯于高墙大院、公园广场中。十年行走，十年拍摄巴山蜀水之间佛与人的故事便由此生成了全部的意义。

发愿：

求真溯源，跋涉天地

平生第一次和石刻亲密接触，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了。表叔骑着当时在成都还不多见的雅马哈125型摩托车，搭着我去看大足石刻。记得我们经过蜿蜒起伏的老成渝路，费时一天才到大足宝顶山，下了摩托车，便拿起我的海欧4B相机拍了起来。

那时拍摄，只为一时兴起，也不知所拍对象为何方神圣，不过走马观花地拍了两卷120黑白胶卷，以示到此一游而已。不曾想，这却为我二十多年后系统地拍摄石窟造像埋下伏笔。石刻造像的精美绝伦，佛菩萨威仪中的慈眉善目，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后来，摄影慢慢开始伴随我的生活。无论风光、风情，抑或古镇、民俗，我皆沉迷于心仪影像寻觅中。偶尔也顺便拍摄一些石刻，只不过浅尝辄止。

2005年一次行走乡间古道的探寻之旅，却使我豁然洞开：荒山草丛中，一龛长满苔藓的古代石刻造像吸引了我，石像虽风化残损，但慈祥的微笑隐约可辨，石板路上积水的马蹄印似乎在诉说佛与众生的千年故事，霎时万籁俱寂，似闻梵音，犹如一阵清新的风吹过，灵动山间，就此萌发探寻拍摄古代石窟的念想。

醉心于石刻上千年风蚀的道道石纹和斑斑石花，摩崖石刻上残存的朱砂、石青等矿物质颜料历经岁月洗礼后的迷人光彩，盘根错节的古树和慈眉善目的菩萨一同呼吸旷野的清新空气；特别是那些石刻造像穿过浩瀚历史风尘的端庄静穆神态，千年不变，使人着迷。

由此，我开始系统研究拍摄巴蜀石窟，经年累月地翻山越岭，行走于巴蜀大地。遍访西南石窟造像后，进而生发求真溯源的愿望，追寻佛教石窟传播的步步佛迹，跋涉天南地北。

追寻：

发轫西域，立足中土，留香巴蜀

自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后，公元1世纪印度逐渐有佛像创作。起先，佛教徒无非以山间的洞窟为禅修、生活之所，尔后人们便开山凿洞成窟，还在洞窟中置佛像、佛塔，描绘壁画，就此产生了石窟寺。

最初石窟造像与壁画是为禅定时的观想之用，其后演变出装饰效果，石窟开凿愈发辉煌壮观，千年石窟艺术也由此而诞生。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有初唐所绘张骞出使西域之图，印证佛教传入中国系始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求取佛法这一说法不诬。至此，石窟造像艺术也随着丝绸之路上往来不绝的商贾驼铃声传入中土，与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建筑相融合，生根发芽，成就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又一朵奇葩。

宗教和艺术都是人类深邃的情感结晶。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高僧在北方大量译经传道，得到皇家王室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一时中土大地上，高僧大德矢志弘法，晨钟暮鼓不绝于耳。随着佛教逐渐中国化、世俗化，石窟开凿造像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寻迹探访后发现，佛教石窟往往与丝路古道上的重镇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凡是离城镇不远的山岳，有河流且岩石易于雕刻，所在之地都有佛窟的存在；所依傍的交通线上的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香客和佛寺的补给，而山野之隐，又营造了绝佳的礼佛修行环境，让人不得不由心赞叹古人的智慧。

开凿石窟，是佛教达到相当程度时的产物，宗教的虔诚使来自各地的工匠、艺术家创造出一窟窟、一龛龛精美绝伦的佛教艺术作品。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开始，沿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再由陕北到中原腹地，一路绽放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这样的朵朵莲花。

然而，北方战乱却中断了石窟开凿的漫漫“花季”，中原大地结束了大规模造像历史。柳暗花明，唐朝皇帝两度入蜀避祸，社会政治活动重心一再南移，石窟艺术的火种随着接踵而至的士绅、商贾、工匠传入巴蜀，由广元千佛崖、皇泽寺，巴中南龛、水宁寺，到邛崃、蒲江、丹棱、夹江至乐山大佛，再到安岳卧佛沟、华严洞，大足宝顶山、北山石窟，巴蜀大地延续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俨然成为中国石窟这部史书的后半卷，石窟造像艺术达到鼎盛辉煌时期。

纵观石刻发展的历史，北魏和唐代是中国石窟开凿的两次高潮，沿着丝绸之路和江河古道，石窟凿造的薪火，渐次在古称西域的新疆、甘肃河西走廊、中原黄河流域和巴蜀大地传播。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中国石窟兼收并蓄，互为影响，不断融合本土文化和儒道思想，形成不同时代的特色模式和内涵。

魏晋时代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早期石窟，因明显受印度犍陀罗等艺术形式的影响，石窟造像多呈现“胡貌梵相”，融汇北魏文化的“云冈模式”和“瘦骨清像”风格影响中原并反哺河西走廊；龙门石窟及其后的隋唐石窟，更具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融合的特点，进入开凿石窟的盛期，形制以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和少量禅窟为主，多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千佛、思维像等，稍晚开七佛、无量寿、倚坐弥勒、观世音和骑象普贤像。

唐宋晚期的石窟代表安岳、大足石刻，汲取前期石窟艺术精华，植根历史悠久的巴蜀文化沃土，形成鲜明的本土化、世俗化特色。此时石窟形制仍盛行大像窟、佛殿窟，摹拟地上佛殿，出现许多道教、儒教，以至儒释道三教合一龛，造像除释迦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和观世音造像等等渐渐复杂，地藏、密教形象风行。

石窟文化融入巴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生活部分依赖于这些传统文化的支撑，使这一文化现象体现地域化、生活化的特点，石刻题材和内容愈加多样而丰富，连同其独特的宗教文化内涵，掀开中国石窟艺术新的篇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石窟艺术宝库。

沉浸：

巴山蜀水，偏安富庶，花开次第

从地缘上来说，巴蜀地处中国西南一隅，西邻青藏高原，南连云贵高原，北接三秦、中原，自古是经金牛道、米仓道联系北方中原和南方的要冲之一，也是由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巴蜀文化有深厚的文明土壤，在中华文明史中具有重要地位，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古蜀青铜铸像与面具，渠县、雅安等地屹立至今的汉阙，巴蜀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汉俑等，在中国雕塑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四川是道教的发祥地，也是佛教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较早的地区，在乐山、绵阳等地出土了不少东汉和三国时期的佛像与具有佛教特征的遗物，成都万佛寺出土了大量南朝佛教石刻造像，都表现出巴蜀地区佛像雕刻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成都在南朝为中国佛教文化中心之一；隋末唐初北方战乱频仍，中原各地的大德高僧纷纷入蜀，玄奘法师也来到成都大慈寺。

时年23岁的玄奘在成都受戒不久便讲经说法，博学广闻后，深感国内佛学经典之不足，几年后，便发愿西行求法，一路艰辛劳顿，到达印度取得佛经。这些因素，都成为佛教石窟造像在巴蜀大地如火如荼开凿的缘由。

更为重要的是，唐代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爆发，玄宗、僖宗二帝都逃到安稳富裕的四川避难，很多达官显贵、文人雅士以及工匠艺人也接踵而至。他们既带来京城长安的粉本窟样，又有开凿佛窟的愿望——祈求国泰民安，尽快平定叛乱好返回家园。

于是，上行下效，巴蜀各地的佛窟开凿就此遍地开花，融合地域文化，形成了巴蜀佛窟有别于北方佛窟的特点：平民化、世俗化、本土化，随情随性——你钱多开一个大窟，我钱少就凿一个小龛。开凿石窟非常耗费财力，贫瘠之地是难以做到的，但四川却不同，唐代即有“天下之富庶扬（州）一益（州）二”的说法，为开凿一个石窟花费十几年、几十年的银钱积蓄，在偏安一隅的天府之国的四川屡见不鲜。

自古人言蜀道难，历代直至近代以来，巴蜀之地堪称中国文化的避难所，天远地偏、战乱较少，使石窟这些历史文化遗迹能够较好地保存下来。过去的岁月中，这里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滞后，交通不便，地处山野地区的石窟造像，虽然也经历过自然风化和一些人为损毁，但总体来说，巴蜀大地这些以唐、宋佛窟造像为代表的石窟艺术，和那里传统的农耕文化一起，得以幸存于世。

留影：

佛即众生，众生即佛

我最初拍摄石窟，皆为石窟造像的艺术之美所感召，每每动情于石刻造像穿越千年的岁月沧桑。因而，刚拍摄石窟的那两年，也像通常拍石窟的人一样，仅仅把镜头对准佛像。

但是，时常在巴山蜀水的乡间看到那些虔诚的人们，他们的劳动生活融入这些古老造像环境之中，与这些石窟佛像可说是生息与共，那些佛与众生自然融洽的生活场景逐渐打动了我。佛窟造像东传中国已逾千年，而之所以在中国大地上薪火相传，连绵不断，离不开一方水土一方人。

然而，这些年的经历，我明白眼前这些延续千百年的人与佛的自然生活状态，正在无情地消逝。事实上，北方的佛教石窟地区已经难以再见到人与佛之间的活态生活场景，巴蜀地区的留存实属幸运。

为此，我在继续拍摄石窟造像本身之余，开始越来越多地把镜头聚焦到生活在石窟附近的人们，更加关注当代的人们与佛窟的关系，追踪拍摄佛窟和百姓众生的悲欢故事。如此，石窟造像渐渐成了我拍摄的背景，百姓生活成了我拍摄的主体。

这十来年的拍摄，我经历了很多，看到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改变被破坏的石窟造像，有惋惜也有愤怒。更多的时候我选择客观如实地记录，以我所能，把历史的东西交给历史。

或许有的人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做这件事，但自觉这十年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段。石窟终究都会有风化入灭的时候，我们的后人，也许不只是要看标本式的石窟造像图片，或者去博物馆的射灯下，看那些幸存的冷冰冰的造像，我想，他们还想知道石窟文化得以延续千百年的文化土壤。

石窟造像艺术，是一部开凿在石头上的史书，是集宗教、建筑、服饰、雕刻艺术和人文历史为一体的恢弘篇章，拍摄佛窟不仅为佛像本身，更是留存这段过往历史以及佛与百姓众生延续千年的悲欢故事。

石窟千年，人生有涯。在互联网时代，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拾取不断消失的活态背景下千年石窟的影像，记录石窟文化的人文环境与这段鲜活的历史，集结对于社会文化研究有意义的影像善本，是冥冥中逐渐了然的夙愿。心灵的崇敬，并非宗教的崇拜，而是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虔诚。在人类文明的衍化进程中，信仰与宗教意味的创造，不仅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