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是生命的共感》
作者：[意]吉奥乔·阿甘本
译者：王立秋
版本：雅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6年5月
前言：“没有友谊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定义爱要比定义友谊更容易，说“我爱你”而不失真诚，要比说“我是你的朋友”而不让欺骗的疑云笼罩我们的话更容易。因此，在我看来，唯一可接受的友谊定义是古代的那个，也就是我们在朋友身上看到另一个我（alter ego），看到使最可憎之事变得可爱又愉快之人：我们自己。这个残忍的房客一天天困扰、折磨着我，可在我感到朋友存在的那一刻，他就动身，迁移到这另一个我身上，并在这另一个我身上奇迹般地变成一个轻巧、亲切的存在。这个好感立刻反映在我身上：我感到他存在是如此美妙，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在片刻前还如此过分的自我身上接受并同意了我此时此地的存在。一个人在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时也赞成（或同意）了他人的存在，友谊就是这样的瞬间。另一个我恰恰更有吸引力、更贴心。他越是不同于我们，他的友谊就越能治疗我们生活的痛苦。这不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朋友身上看不到他的——我们的——恶习和缺陷，而是说，就像友谊与对一种幸福的，可以说是得救的生活的预感分不开那样，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也变得宝贵起来，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希望。因此，没有友谊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也因此，我过去无法、现在也无法不带这种感觉地活着，即感觉在我身上、在我身外有另一个我，我活在他身上，他也活在我身上，我们都快乐，却也不满足。正因为友谊和生命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既彻底又未完成、既准时又容易过去，所以它才要求我们的见证。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意大利当代哲学和政治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当代极具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之一。代表作有《神圣人》《裸体》《渎神》《论友爱》《例外状态》《语言的圣礼》《没有内容的人》。
艾尔莎·莫兰黛：狂野地严肃
我和艾尔莎的友谊始于1963年春天，在从弗拉米尼奥广场穿过罗马乡间开往维泰博的小火车上。艾尔莎是去看她住在维泰博一家疗养院的母亲。我几个月前认识的威尔科克选择在那天安排我们见面。在维泰博，艾尔莎把我们留在车站，一小时后我们见面。对艾尔莎来说，和那个生病的女人见面并不容易：她母亲被严重的动脉硬化症弄得近乎痴呆，而没有认出她。艾尔莎看着她，却仿佛在那张周围全是白发的脸上认出自己，并被这一幕给吓到了。后来她告诉我，她因此而宁可把自己过早变白的头发染掉。（艾尔莎在罗马的诊所里度过了她生命的最后三年，那时她早就不染发了。当她时而似乎有那么一瞬间认不出我，我就会想起我们最初的相遇。）
艾尔莎·莫兰黛（1912-1985），意大利小说家、诗人。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高强度地、近乎狂热地来往：我们每天都会去看对方，有时从早到晚。在不写作的时期，艾尔莎什么时候都有空。早上我们会去罗马城外，或是到阿庇亚道上一家名叫“小火车”的餐馆吃早餐；晚上我们会在市中心的某个餐厅见面。
在艾尔莎的圈子中，你要么立刻进入，要么马上被拒绝。没有入圈仪式，也没法预测进入的资格。这个圈子包括桑德罗·佩纳、切萨雷·加尔博利、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娜塔莉亚·金兹伯格和比切·布里凯托，还有一些一点儿也上不了台面的少男少女，只要他们不庸俗（美丽会被欣赏，但并非不可或缺）。卡尔维诺曾经跟我说，只有在崇拜圈子里才能和艾尔莎来往，可事实不是那样；相反，如果真有崇拜的话，崇拜的目标也不是艾尔莎，而只是她认为和她同级别或比她更高的神灵。当然，我因为年轻而执着于严谨，会在一些夜晚被文人间在我看来十分轻浮的谈话激怒，但每一次都是艾尔莎在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告诉我她自己的痛苦。
当时我二十一岁，艾尔莎的友谊给我提供了任性却无与伦比的慰藉，我永远忘不了。可现在如果我自问，那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如此深刻印象且自那之后我经常在艾尔莎身上发现的是什么，那我只能回答：她很严肃，狂野地严肃。在这里，严肃不是说一个人把什么都当真，都看得很重。即使不算上她对印度经典的阅读，艾尔莎也太过于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只是表象［还记得《孩子们拯救的世界》（Mondo salvato dai ragazzini）的“颠覆性的迭句”吗？］。她像一个毫无保留地相信虚构的人那样严肃，并因此总是有话直说。在《不在场》（Alibi）——这部非凡的诗集在1958年出版的时候几乎没有引起注意，但它是战后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作之一——中，有一首诗包含开启艾尔莎奇妙世界的宝贵钥匙。那首诗叫作《寓言》，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虚构，我用你束住自己，／愚蠢的衣服……”因此，在与语言的两种可能关系——悲剧和喜剧——中，艾尔莎本能地坚持悲剧的那一种。
英格博格·巴赫曼（几年后，艾尔莎和我认识了她，并经常在一起玩，她在严肃上与艾尔莎极为相似）曾做过这样一个可怕的供认：“语言是惩罚。所有事物都必须根据其罪的程度进入并通过语言……”在这个意义上，严肃这个词说的是一个人永远不会忘记这点，即语言是惩罚，并且通过说或写，我们无论如何都在接受惩罚。这惩罚有救吗？在一首诗中，英格博格转向词，转向惩罚本身，向它们求救：“我的词啊，救我！”可对艾尔莎来说，语言的惩罚似乎无路可逃，无法救赎。当我在多年后告诉她我在写一本题为《语言与死亡》的书的时候，艾尔莎评论说：“语言与死亡？语言就是死亡！”
因此，一眼看上去，艾尔莎的作品属于意大利文学传统中罕见的悲剧作品，毕竟这个传统如此顽固地忠于《神曲》的反悲剧意图。但在艾尔莎那里（也许，这是她的基督教遗产），仿佛另一个悲剧插入抵抗它的悲剧，这样，悲剧的冲突不是在罪与无辜之间，而是在两种不可通约的惩罚之间爆发。《不在场》的另一首诗以这样的方式表述了使她心碎的法（legge）：“地狱边缘之外没有至福乐土。”在人们所知的地狱边缘， 没有无辜者，只有那些除自然的罪外没有任何其他罪的人，即那些无法受语言惩罚的、艾尔莎一生都在梦想的幼儿。词的洗礼抹去了这种自然的罪，但只是通过一种更残忍的惩罚为之。可在艾尔莎那里，仿佛在某个点上，来自地狱边缘的造物，在一场闻所未闻的冲突——这场冲突的结果不容易理解——中，以一个无望的姿势，对语言的历史悲剧举起了它脆弱的手臂。
也许，艾尔莎最强烈、最清晰地暴露自己和自己的矛盾的地方是在1967年的《幸福的少数与不幸福的多数之歌》一诗中。对幸福的少数（Felici Pochi）的赞美，充满了为他们在大地上的悲惨命运——为西蒙娜·薇依去世的病床，为兰波被切除的腿，为耗费葛兰西生命的监狱——而感到的悲伤。同时，对不幸的多数（Infelici Molti）的无情描述，也仿佛对位地，充满了对失去的与可怜的多数的手足之情的怀旧。因此，应该把这首诗歌和兹比格涅夫·赫贝特（波兰诗人、散文家）关于斯宾诺莎的诱惑的那首诗放到一起读，该诗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隐秘地回应了前者。斯宾诺莎思考的只是抵达神，而神则心不在焉地抚摸着胡须，提醒这位哲学家注意被他忘记的人类微小的欢乐：“平息/理性的暴怒：/它会推翻王座/染黑星星；/想想/将为你诞下子嗣的/女人。/瞧，巴鲁赫：/我们在谈论伟大的事物。”艾尔莎从未后悔弃了这些“伟大的事物”，但她肯定也是痛苦的。
我经常琢磨，当艾尔莎生命悲剧的部分超出了所有的度的时候，她身上还有没有一线反悲剧的光亮，她的悲剧还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一种反悲剧的悲剧。当然，一切悲剧都会投下喜剧的影子，那些认识艾尔莎的人会记得某些只有她知道的不可思议的小调，并且如果她想，她会用这些小调逗她的朋友发笑（她喜欢用来填充自己小说的无忧无虑的迭句中还有这些小调的痕迹）。但我要说的不是那个。相反，艾尔莎有时像是在如此顽固地坚持悲剧的虚构，以至于这最终开启了一个超越自身、通往某种不再是悲剧的东西（即便它甚至也不能被称作喜剧）的出口。在那个出口中，没有痛苦也没有救赎，在把她拖向地狱的恶魔或把她拉上天堂的天使面前，我们在一瞬间看到了纯粹的虚构。而那个瞬间——那被注视的虚构，那被视为当然的词——是对悲剧的告别。只在那个点上，艾尔莎的诗才显现出它闪闪发光的凤凰，它永恒的灰烬。
摘自我的笔记本
1985年3月9日：“艾尔莎又病得很重。当我们走进她的房间，她几乎认不出我们，但注意得到吉内薇拉的红帽子（就此而言，她还是她）。她对我们重复了两次‘我想我要死了’。但当她听到卡洛在锡耶纳的成功，当她听到我们谈论保罗和斯黛拉的儿子——他会在我们对他说‘你将成为一名水手’时大笑——时，她又笑了。”
3月10日：“艾尔莎给我们讲她想写的小说，她已经全都想好了，并且有‘无限的欲望’想要把它写出来。它不同于（她写的）所有其他小说，即使——她是这么说的——她写的其他书‘都想像这样结束，并且除此之外它们也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她不想告诉我们书名——那是她最先想到的——但她告诉我们，主人翁是一个男孩（‘我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是个孩子，在多大程度上是个成年人’），她也不想——在被问到的时候——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书中也会有各种动物，‘尤其是狗’。故事发生在‘今天的时代，并且完全（发生）在罗马’。”
1985年11月25日，艾尔莎去世的那天：“艾尔莎身穿绣着红色和紫色花朵的睡袍，下巴底下系着天蓝色的围巾，安详地，在花间闭上了眼睛。露西娅，像孩子一样，趴在卡洛的肩上哭泣。”
1964年5月14日写给艾尔莎·莫兰黛的信
亲爱的艾尔莎：
趁来巴黎，给你写几句。真想和你再见面。每次我出来，我最想念的人就是你。事实上，这一切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你是我认识的最了不起的人，即使当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时会意识不到这点。我想到你对现实的感觉，还想到四分之三的人是如何生活在非现实（irrealtà）之中，仿佛我们就是为此而来到世上的。我想，我从你那里学到了，万物的尺度既不是人，也不是苦难，而是对现实的感受。似乎一切事物都分两种。这样，比如说，就痛苦而言：一种是远离世界的痛苦（也许牙痛就是这种）；一种是把世界拉近的痛苦（想象一个人把荆棘丛埋进胸口）。沉思、行动、快乐、服从也一样。也许只有动物和物——如果你知道怎样看它们的话——总会把你拉近现实（荒谬的是，想通过看物来使自己远离世界的那一派又被称为“凝视派”）。
至于我，我有时会被这样一个念头折磨：我还没有做我想做的，我还不是我想“是”的。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这后一个想法可能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令人欣慰。我不是我想是的，但我也不是别的（altro）。
有时我想我只是一个空的空间，会被我将能够写下的东西填满。当兰波写下我是别个（Je est un autre），他表达的是“是别个”的纯粹欲望。在我看来，这句话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把那个需求保持在纯粹的状态，使之持续，不给它重（pesantezza）的内容。如果你把重（pesanteur）放进这个形式，那么你就会变成坐着的的一部分：粉瘤的黑点，绿环圈住的眼。
当兰波屈服，试图给它一个内容——这个内容不同寻常，却依然普通——它就因为太成功而失败了（raté, perché trop réussi）。作为失败太成功（trop réussi, comme raté）这句诗深刻地真实。在我看来，你就是永远保持那种需求，永远不坐下来的造物的活的象征。说到底，填充我之前谈到的那个空的空间的，不是生命（无论爱它还是鄙视它，接受它还是拒斥它，浪费它还是用好它——用它来塑造灵魂，就像济慈说的那样，大地是灵魂形成之处的山谷——生命都会流逝而非用于填充），而是我们所写的。
这些天，我读了兰波的很多作品，还有一位（多年前自杀身亡的）名叫勒内·克勒维尔的非凡诗人的作品。你还记得《彩图集》里那个王子的故事吗？他遇到一个美到不可言喻甚至不可告人的守护神（Genio），并与之一同死去。而之后我们马上读到：但这个王子死在他的宫殿里，死在平常的年纪。王子就是守护神，守护神就是王子。
早日联系。
吉奥乔
本文选自《友谊是生命的共感》一书，为书中《前言》和《艾尔莎·莫兰黛》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吉奥乔·阿甘本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