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常常因为声响引发人们争执。图/IC photo
今天的城市，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喧嚣。
街道上车流穿梭不息，商圈里循环播放着促销广播，地铁公交上外放的短视频里“小美”“小帅”隔空“打架”；就连回到家，高密度居住环境也常引发邻里噪音矛盾——种种噪音层层叠加，填满了公共环境中本就不多的空隙。
我们被各种声光信息团团包裹，现代生活似乎成了一场感官的“盛宴”，几乎所有人都主动或被迫置身于“视听天下”时代。安静已然成为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
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更需要“安静”。这既是现代人的刚需，也指向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公共生活。
感官警报持续拉响
现代人，最离不开的就是手机。
手机填满了人们碎片化日常，也源源不断发出声响。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查看新消息；动辄一小时起步的通勤路上，得刷个短视频、听个播客打发时间；吃饭时总得配上“电子榨菜”下饭；就连晚上洗澡，恐怕也得放首音乐……
我们在坐拥科技便利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承受着视听满溢带来的负面效应。有研究表明，人类感官每秒能接受千万比特的信息，但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仅为每秒10比特，远不及每秒运算数万亿次的计算机。
正是由于人类大脑的转速慢得超乎想象，所以在持续噪音之下，即便什么都不做也会觉得身心俱疲。又比如，刷完一个小时短视频后，身心非但得不到休憩，反而容易眼酸脑涨。这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感官过载了。
简而言之，五官输入的信息总量突破了大脑承载的上限。这也被认为是技术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城市里密集的人群、持续的噪音、无处不在的信息；工作中多线程的高压要求；通勤路上的拥堵嘈杂……皆是感官与认知过载源。
感官过载带来的，远不止“太吵”或“注意力不集中”这类表面的不适。它更像一场在我们身心内部悄然上演的“系统性风暴”，持续影响着压力水平与心理健康。
若我们强迫自己适应这种过载状态，长此以往，会显著增加患上焦虑症、抑郁症等情绪障碍，以及心血管疾病等躯体问题的风险。
当我们用短视频或者音乐填满所有安静，本质是用一种过载对抗焦虑。在效率至上的绩效社会中，个人时间被极限压缩，人们害怕浪费时间导致差距拉大，力图在更短的时间里获得更多的体验，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人们似乎五官时刻忙碌，才能追上“加速社会”的脚步。
但往往事与愿违。人们不断做加法，试图在单位时间里提升效率，却反而加剧了“以有涯逐无涯”的无力感。真正可能有效的做法，可能是关闭一些感官，减少多线程任务，创造“大脑空白”时间。
而做到这些，都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保持安静”当成共识
和私人空间里的自主选择不同，公共空间的核心特质就是“共享”。这也决定了，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地点、位置或者范围，同时也是一种由规则划定的边界。
毫无疑问，今时今日，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的行为规范不断遭遇挑战，而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新的交往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这些年来，无论是露天场景下广场舞引发的争议、居民楼下烧烤摊人声鼎沸激化的矛盾，还是密闭空间里高铁与地铁中的吵闹问题，都一再将公众视线聚焦到公共噪音治理的议题上。
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然将“安静权”纳入公共生活权益的讨论，公共行为规范需要与时俱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每个人对安静的需求，都应当得到足够的尊重和保障。人们享受信息便利的同时，也需要守住不打扰他人的边界，这是现代公共生活最基本的文明素养。
反之，若社会长期缺失清晰的公共行为准则，相关治理对公共噪音、设备外放等扰民现象放任不管，极易引发“公地悲剧”。无规则约束的公共空间，终将造成社会失序、人际失和、人心失宁，整体生活质量与公共文明水平持续下降。
因此，面对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新生活场景，公共场合“保持安静”不应只是倡议，更该成为人人践行的文明规则。
2020年高铁在部分线路推出静音车厢，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破题。乘客购买静音车厢车票，意味着要遵守“静音约定”。即便仅属于特定公共空间的小范围试点，但仍有助于凝聚“公共空间需静音”的社会共识。
公共空间行为规范和社会共识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前不久，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一趟高铁列车的静音车厢里，一名女乘客连打20分钟电话。乘务员站在她面前，举着写有“静音车厢，请您保持安静”的牌子进行劝阻，却被忽视。
这当然可以归咎为个人素质问题，但也折射出当下公共治理的短板：只有“保持安静”的文明倡议，却缺乏治理细则和社会共识。
这里不是说凡有问题都要诉诸立法解决，那我们获得安静的成本未免过于高昂。况且，公共空间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决定了法律规范难以全部涵盖所有场景和行为。比如婴儿哭闹、忍受病痛、紧急事务处理等情况。
相较而言，“人人相善其群”，公德发挥的空间更大——无形的社会压力，比任何成文的法规都更有约束力。
生活也需要“留白”
不得不说，即时、便捷、刺激的短视频和游戏，契合了快速变化的社会节奏。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我们塑造了工具，工具反过来又塑造了我们”。
对很多人来说，手机外放只是个人无心的小习惯，并没有深切意识到你的“背景音”，就是他人实打实的“噪音污染”。尤其在高铁、地铁这样的密闭场合，真是躲无可躲、避无可避，成了公共空间的一大困扰。
比起广场舞、餐饮经营这类有固定场所、相对容易界定和监管的噪音来源，手机外放带来的噪音更分散、更随机，也更依赖个人的自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束手无策，破解公共噪音困境，需要治理与个体双向发力。
从公共治理层面，公共场所不妨在显著位置张贴静音标识；公园、商圈划定活动区域、布设噪声检测设备，实现噪音超标及时预警、快速干预；推广定向音响，控制声音扩散范围，从源头减少无效噪音扰民。
具体到交通场景，高铁不妨参照飞机客舱服务，配备一些一次性耳机，以备不时之需，兼顾大众娱乐需求与公共静音秩序。
从个体自觉层面，能做的也不少。比如，进入公共生活空间，主动将手机自动调为静音或震动模式；出行途中，不妨随身携带一副耳机；需要紧急通话时，尽可能压低声量，减少打扰；与同行人交谈，当秉持适度、克制的原则。
如此一来，人们在通勤路上、出差途中，既可以享受自由冲浪的时光，也能拥有片刻喘息的宁静。
艺术需要留白，生活亦如此。我们不必抗拒这个视听满溢的时代，但也该主动给生活留一点“安静”的缝隙。让奔赴生活的每个人，在公共空间里，也能享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自在与安宁。
撰稿 / 新京报评论员 徐秋颖
编辑 / 何睿
校对 /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