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维特根斯坦是危险的。很多读者都明白，不可能得到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决断式解读”（resolute reading），但这种无解并不带来无力感，反而会吸引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索文本。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魅力所在。卡维尔（Stanley Cavell）提示我们，维特根斯坦的写作很有可能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教学法”（pedagogy），它“耐心地等待进一步的回应”，等待“研究者或读者的介入”。

梁家荣新近译出的《与维特根斯坦谈话》完美展示了这种教学法的实际操演。作者德鲁利是维特根斯坦的忠实弟子，在后者的影响下放弃了以哲学为业，转而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书中记录的谈话始于维特根斯坦重回剑桥，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德鲁利展示了维特根斯坦如何拆除各种智识上的陈见，如何反复推敲思考的可能落脚点，以及如何让哲学的思考与追问成为实际展开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哲学讨论的理想目标当然是问题的澄清和迷雾的消散，但从结果来看，这些谈话却将我们引向更加幽暗之地——那里没有清晰的路标，也不保证救赎，却让维特根斯坦盘桓流连。

《与维特根斯坦谈话》

作者: [爱尔兰] 莫里斯·奥康纳·德鲁利

译者: 梁家荣

版本：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3月

“无意义”的意义

逻辑实证主义者区分了三类命题：分析命题、事实命题，以及包括大多数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神学陈述在内的第三类命题。他们认为，维特根斯坦和他们一样，主张最后一类命题既无法由逻辑推演获得，也不能被经验地验证，因而在严格的认知意义上是无意义的。

这是对维特根斯坦的巨大误读。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处理了语言对实在的摹写和真值函项理论，然后，在综合这两者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区分。这个区分是关键性的，它奠定了维特根斯坦思考问题的基本框架：不可说的部分不能以命题的形式被言说（Sagen），但可以显示（Zeigen），它构成了所有言说的背景。因此，在维特根斯坦那里，除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列出的三类命题，语言还有一种极为独特的指示性用法——不是陈述（gesagt），而是指明（gezeigt）。

维特根斯坦，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后入英国籍，20世纪哲学家，分析哲学核心人物。早年受弗雷格、罗素影响，以《逻辑哲学论》宣告哲学转向语言与逻辑；后期以《哲学研究》提出“语言游戏说”，再度革新哲学图景。其思想深刻影响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等领域。

被指明的是一些非命题化的“意义”，它们没有真值，也不能被形式化。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某些特殊的生命瞬间，这些无法清晰陈述的意义可以被真实地感受到。这种感受不仅是生理性的，还是精神性的，甚至超越了自然的范畴。他在1929年的伦理学讲座中指出，伦理学的“意义”，如果存在的话，是“超自然的”，而不是“自然的”。（楼巍编译、导读：《维特根斯坦论美学、伦理学、心理学与人类学》，第122页）在讲座中，他还探讨了信仰体验的意义：“对世界的存在感到惊奇”“感到绝对安全”“感到有罪”。他告诉听众，“对于那些体验过它们的人来说，比如对于我来说，是具有某种内在的、绝对的价值的。”（《维特根斯坦论美学、伦理学、心理学与人类学》，第128页）对信仰感受的讨论让人联想到维特根斯坦认真研读过的詹姆斯（William James）。后者在《宗教经验种种》中指出，所有的信仰都源于一种“不安”的感受，感到“自己所处的自然位置出了问题”，并终于这样一种信念：“只要我们与高级的力量建立适当的联系，就能获得拯救”。

在这些无法明言但又被切身感受到的意义中，神秘的裂隙悄然出现了。詹姆斯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倾向，他深受其父的斯威登堡主义的影响，从小又与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者们过从甚密。维特根斯坦思想中的神秘主义要素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

根据蒙克（Ray Monk）所著的传记，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将初到军队的维特根斯坦从自杀的念头中拯救出来：“这本书迷住了他。它像是成了他的护身符：无论去哪儿都带着，反复地读，整段整段记熟了。他在同伴中成了有名的‘带着福音书的人’。”另一位维特根斯坦钟爱的俄国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往前线时，他“就像一个不指望活着回来的人”，“打包的少数几件个人财物里有一套《卡拉马佐夫兄弟》”。根据德鲁利的回忆，维特根斯坦在奥地利当乡村教师时也时常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甚至大声念给乡村神父听”。（《与维特根斯坦谈话》第14页）维特根斯坦还让德鲁利为他朗读弗雷泽的《金枝》：“他尤其强调弗雷泽的一个错误想法，后者似乎认为先民的仪式本质上是一种科学错误。维特根斯坦指出，……弗雷泽所描述的仪式其实是深刻情感以及宗教敬畏的表达。”（《与维特根斯坦谈话》第50页）

《卡拉马佐夫兄弟》（1969）剧照。

分析哲学与神秘主义的奇怪叠加让维特根斯坦成为一个“谜题”。冯·赖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写道，“有人说他同时是一个逻辑家和一个神秘论者。这两个名称无论哪一个都不恰当，但是每个名称都暗示了某些真相。那些探讨维特根斯坦著作的人，有时会从理性的、实际事实方面，有时也会更多地从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方面去寻求它的本质。……我有时候想，使一个人的著作成为经典的，往往正是这种多重性，它吸引着同时又阻碍着我们去渴求清晰的理解。”这个名为“维特根斯坦”的谜题由理智与神秘混合而成，单从理智的一面是无法解开的。

这些神秘主义要素最终落脚于何处呢？从严格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没有基督教信仰，但他又是一个虔心于信仰的人。他崇拜歌德，但不像歌德那样有异教徒的人生观；他也不是一个泛神论者，他对神性的存在有太过炽热的感受，泛神论的那种平淡的弥散式安宁不适用于他。德鲁利告诉我们，“在其生命临近终点时，我有次提醒他说，在我们最早谈话中他曾经说没有‘神学’这种主题，他回答说，‘这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会做出的愚蠢评论’。”（《与维特根斯坦谈话》第4–5页）

对维特根斯坦而言，真正的信仰必须是极度个人的。在这个意义上，信仰层面的“私人语言”是可能的。他建议德鲁利，“如果你觉得必须隶属于某个宗教组织，为什么不是贵格会（Quakers）？”（《与维特根斯坦谈话》第38页）贵格会强调个人“内在之光”（Inner Light），这也许是它受到维特根斯坦青睐的原因。他在另一处告诉德鲁利，“你要确保你的宗教仅仅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与维特根斯坦谈话》第13页）但他马上发现，贵格会仍然是体制化的，于是在第二天就找到德鲁利，告诉他自己的建议是“完全错误的”。（《与维特根斯坦谈话》第38页）维特根斯坦对不同信仰之间的区别，就像对不同语言游戏的区别一样敏感。在他看来，不同语言游戏的存在和运作是无须解释的奇迹，信仰也是如此。

信仰的私人化可能会带来懈怠，离开了公共仪式与共同体的监督，信仰的约束力可能会松懈。但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并非如此。他对自己言行有近乎圣徒般的严苛要求，无法对生命的罪愆抱持一种轻慢的豁免感。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观念中，关于道德、审美和神性存在的陈述并不存在明确的区分，道德感、品位和神圣的追求是融为一体的，都遵循严格的标准：真诚、纯粹、高贵。这些标准不是“教义”，而是一种比教义更强大的自我约束。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这个绝对命令。

《维特根斯坦论美学、伦理学、心理学与人类学》

作者: [奥] 维特根斯坦

译者: 楼巍 编译、导读

版本: 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6年1月

哲学活动的性质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在《逻辑哲学论》中设定的目标——通过一套理想的逻辑语言来揭示世界的本质结构——过于僭妄。哲学的任务应该是澄清和治疗，它不进行解释，也不产出理论，不能提供任何基础，也不改动任何东西。哲学家能做的只是描述用法，但不能干预这些用法，更不能用形式化的人工语言去代替实际使用的日常语言。

因此，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陈列”或“展示”，不进行过于仓促的综合，甚至不进行任何综合。对这样的方法而言，区分是首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将自己和黑格尔区分开来。他告诉德鲁利，“在我看来，黑格尔似乎一直想说，那些看上去不同的事物其实是相同的。与之相反，我的兴趣在于指出那些看上去相同的东西其实是不同的。”（《与维特根斯坦谈话》第130页）维特根斯坦相信，不存在一个理论“容器”可以将所有内容都归置在一起，任何关于“总体”的陈述都是对无限多样的生活形式的强制裁剪，都是对充满差异的语言游戏的贫瘠抽象。哲学的任务是消除理智的僭妄，将目光重新投向那些被“同一性”幻觉遮蔽的具体细节。

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除了提出理论和建构体系，还可以有另一种哲学“活动”（Tätigkeit）：“哲学恰恰只是将一切摆放在那里，它不解释任何东西而且不推导出任何东西。——因为一切均已公开地摆放在那里了，也没有什么要解释的。”（韩林合主编：《维特根斯坦文集》，卷4，第91页）这里的要点不是解答任何哲学问题，而是反思哲学活动的性质，通过这种反思消解各种虚构的哲学问题，最终消解哲学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只有一个使命：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这并不是简单的“反哲学”。 确切地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是“治疗性的”（therapeutic）。治疗的结果是得到一种更为健康的思想：它不是狭义的“哲学”，而是一种更广泛的生命实践，它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哲学的自我解构，而是重塑哲学的自我形象。因此，掘墓人埋葬的只是狭义的哲学工作，而非广义的哲学活动。维特根斯坦认为，经过治疗后的思想可以回归到一种天真状态：不再虚构各种看似合法的问题，用各种看似合理的理论去回答这些问题；不再执着于为各种“意义”寻找解释，而是坦然接受生命中的各种意义，尽管我们不清楚大多数意义的源头。这种状态正是他想要通过“给苍蝇指明飞出捕蝇杯的路”的隐喻传达给我们的。

1950年左右，维特根斯坦（左）与冯·赖特在剑桥大学。

有些解读者从后期的治疗性哲学出发，认为《逻辑哲学论》的基本倾向也是自我解构的，最终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世界、思想、语言和逻辑的理论。这种解读在一定意义上是成立的。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告诉我们，当我们借助他提出的这些命题攀登到一定高度，应该将它们踢开，因为这些“梯子”并不是哲学的最终归属。尽管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是否连续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但治疗性的哲学观确实是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

一般认为，治疗性哲学引向一种终止发问的“寂静主义”（quietism）。面对无法回答的问题，奥古斯丁式的回应是：承认我对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一无所知。维特根斯坦更愿意采取一种路德式（同时也是克尔凯郭尔式）的策略：转移提问者的注意力，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但“寂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被动和不活跃，至少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是这样。刘云卿在为《与维特根斯坦谈话》写的序言中指出，“维特根斯坦身上的一切，无一不是自我操练，或者是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所说的那种‘精神操练’，并且旷日持久，从不懈怠。”（《与维特根斯坦谈话》第ⅲ–ⅳ页）这种自我操练应该是每个以思考为业者的本分，如今却成为稀有的品格，以至于当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的操练成果时，会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这些成果中当然带有天才的成分，更多的则是一个思考者面对无法回答的问题，仍然投身于思考的决心。

维特根斯坦清醒地认识到，治疗性哲学，如果被普遍化，也有可能成为他所反对的那种建构性或体系化哲学。因此，普遍化是必须被避免的。正如信仰必须是私人的，治疗方案也必须是个性化的。1940年，他在阐释“捕蝇杯”时强调了因人、因情境而异的临时性（ad hoc）方法：“首先，完全不清楚这是否会对每一只苍蝇都有帮助。对我有效的东西，对他（摩尔教授）未必有效——它此刻对我有效，但明天也可能对我不再有效。”维特根斯坦知道，治疗疾病的方案埋藏在每个人的人性深处，必须在具体的生命情境中被耐心地发掘与引导，治疗也许会成功，但也有可能失败。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剧照。

人的界限

《逻辑哲学论》是一部关于界限的著作。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无法置于逻辑与世界的界限之外，去言说命题与实在是如何通过共享的逻辑形式来建立表征关系的，就好像我们无法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他写道，“我的语言的诸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诸界限。”（卷2，第84页）正是对界限的认识将我们引向神秘的不可说部分。

无论维特根斯坦是否在战壕里阅读了康德，他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目标是一致的。摩尔（A. W. Moore）甚至认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了一种康德式的先验观念论构想。不过，在康德那里，对认识的讨论严格限定在现象界的一边，维特根斯坦则更倾向于在“两边”展开工作。他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写道，“为了划出思维的界限，我们必须能够思维这个界限的两边（因此，我们必须能够思维不能够思维的东西）。”（卷2，第3页）这意味着维特根斯坦比康德冀求更多的东西。他不仅探索认识的限度，还想知道有限的思维是如何纳入无限的实在的。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在永恒的形式之下看世界就是将其看作——有界限的——整体。”（卷2，第109页）“在永恒的形式之下”（sub specie aeterni）被黑格尔、斯宾诺莎和克尔凯郭尔使用，一直延续到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相信，在一种神秘的“观看”下，命题与世界共享的隐匿结构会自行彰显，完成从“言说”到“显示”的跨越。

《逻辑哲学论》

作者: [英] 维特根斯坦

译者: 李国山

版本: 好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4月

维特根斯坦在有限与无限的界线上工作。他相信，在理想的状态下，人可以跨越这条界线，让思维与世界在语言的地平线上完全重合。这一点在《逻辑哲学论》中就有暗示：“唯我论，当其被严格贯彻到底时，和纯粹的实在论叠合在一起了。唯我论的我收缩成一个没有广延的点，所存留下来的东西是那个与他配合在一起的实在。”（《逻辑哲学论》卷2，第87页）到了《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更加明确地探讨心灵与世界的同构性，将同构的整体视为一切思考的起点：“思维被一个光环环绕着。——其本质，逻辑，呈现了一种秩序，而且是世界的先天秩序，也即，那种诸种可能情况的秩序，必定为世界和思维所共同具有的秩序。”（《逻辑哲学论》卷4，第80页）如果说《逻辑哲学论》通过攀登逻辑的阶梯去窥探这个整体，那么在《哲学研究》中，这个整体自然而然地呈现了。

维特根斯坦。

然而，这只是理想的状态。尽管维特根斯坦深受叔本华的影响，但他并不像叔本华那样认为意志和世界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维特根斯坦写道，“世界是独立于我的意志的。”（《逻辑哲学论》卷2，第105页）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的无力甚至徒劳。维特根斯坦对此深有体会。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给他写下的片段重新排序，以期看到思想的运动轨迹，甚至看到思想的终点。最终的效果并不显著，甚至让他感到沮丧。

思想只在逻辑的空间中运作，巨大的神秘则作为背景矗立在那里，既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也不因理性的推演而改变。因此，除了理智的探索，哲学家还应当秉持一种发自内心的谦逊——凡是能够说的事情，就尽力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必须保持沉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他告诫德鲁利，“绝不要让你自己变得和神圣之物过于随便。”（《与维特根斯坦谈话》第198页）

在谈话的间隙，德鲁利记录了他在帕斯卡尔和维特根斯坦之间感受到的亲缘性：“作为作家的帕斯卡尔，会激发忧虑和不安。和维特根斯坦的谈话也是一样的令人惶恐不安。”（《与维特根斯坦谈话》第196页）伟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帕斯卡尔后来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一名忠实的护教者。他的灵性转向发生在1654年11月23日，从晚上10:30开始，到凌晨12:30结束，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帕斯卡尔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将那次经历的记录缝在外套里，一直随身携带。德鲁利也在自己的著作（《语词的危险》）中提及帕斯卡尔的经历：“那位伟大的数学天才帕斯卡尔几乎肯定会抢在牛顿和莱布尼茨之前发现微积分，如果不是因为那天夜里发生的事。……后来我读到一本近代数学史，作者哀叹帕斯卡尔在那致命之夜的‘神经崩溃’——据说这使他放弃了真正的天才，转而投入作者所称的‘毫无意义的神秘主义’和‘陈词滥调式的观察’……谁又能来裁判这些成果呢？”

是的，谁又能来裁判这些成果呢？维特根斯坦深知自己不能。他也深知，“在永恒的形式之下”，自己这些为人称道的思想成果也许是微不足道的。这不是对自身能力的怀疑，而是对人的有限性的深刻认识。维特根斯坦告诉德鲁利，他一直在想该给他的书（《哲学研究》）取什么书名。德鲁利问：“为何不直接叫它‘哲学’？”维特根斯坦生气地叫他“别说这种蠢话”——“就好像我的作品是哲学的重要部分似的，而它明明不过是哲学的一个片段罢了。”（《与维特根斯坦谈话》第136页）作为有限的人，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即使在不经意间触及了，也不认为自己能够传达给听众和读者。较之于“导师”，他更愿意做一位“智者”。这是神秘主义者维特根斯坦的自我认识。

作者/孙宁

编辑/李永博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