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刘擎教授开启了从象牙塔走向大众的“破圈”之旅。他时常把自己暴露于有“风险”的场景之中——在综艺节目中当嘉宾，在刚刚闭幕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担任纪录片单元的评委，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
哲学就好比一艘船，载着他进入不同的航道，感受各种鲜活的生活现象与生命状态，进而反思、调整、重建自己。
在接受专访时，他畅谈对当下“流量时代”的思考：流量有“热”与“冷”之分。相比抓取人瞬间注意力却稍纵即逝的“热流量”，“冷流量”更深、更冷静，如同一颗种子，启发人的深度思考，满足人对世界的探索欲，回应人们内心更深层的“刚需”。
哲学是一个动词、一种生活方式
周末周刊：您近年来一直在与大众谈哲学、谈人生。此次担任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纪录片单元的评委，对您来说有哪些新的体验？
刘擎：我第一天看《别担心，爸爸！》的时候就泪目了。这部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有音乐天赋的视障青年跨国求学、脱离家庭的庇护、走向身心独立的故事。
爱子心切的父亲跨国陪读陪考，但急欲自主飞翔的孩子未必能够理解这份沉甸甸的牵挂。在这场跨越万里的拉扯中，我看到了一个年轻人一次又一次交织着苦难与奇迹的自我超越，也看到一种全人类共通的人文主义精神——生命的力量在于超越，超越障碍，超越那些固有的束缚。这种力量特别动人，而且特别具体。
当然，这次入围金爵奖纪录片单元的影片都很精彩，5部影片都是世界首映，要从中挑选出一部是很困难的，不只是因为评委们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我自己的内心也会有挣扎。当然，这是一种甜蜜的苦恼。
周末周刊：作为哲学家，您如何感受、评审一部纪录片？
刘擎：纪录片呈现的是特定情景中的真实生活，我在看片的时候不会用哲学的理论框架去“套”，而是先让电影把我“打”回普通观众，打开所有毛孔，感受它、感知它。有些感受可能是陌生的，也有一些会带来很大的冲击；然后慢慢地琢磨导演的意图，以及他们的意图是不是实现了；最后我会用自己的思维框架来阐释它。这是一个重构的过程，让我非常享受。
周末周刊：有人把电影院比作柏拉图的洞穴，您认为电影与哲学有哪些相通之处？
刘擎：在哲学家中，有一部分人特别看重人的真实存在及其处境，而非那些宏大的抽象概念。这种倾向在很多纪录片工作者身上也存在着。在他们看来，人类所谓的“普遍性”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从各个地方的文化里生长出来的。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彼此看见，进而发觉彼此的共同点、产生进一步了解的兴趣，是很多纪录片工作者看重的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讲，观看纪录片对于所有学习、研究人文学科的人皆有助益。它会启发你、提醒你，始终不要忘记去看到真实生活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周末周刊：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刘擎：透过那些与现实生活产生过碰撞的“真实”，哲学家不仅可以发现不同文化中的各种生命现象所遭遇的挑战、质疑，还能借助这些新发现，反观自己曾经学到的哲学原理、经受过的哲学训练，始终保持求索的状态。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哲学传统中本来就有的东西。
真正的哲学家不会认为自己已经全然掌握了真理，而是永远处于一个开放的、对话式的思考或存在状态。与哲学共处，与哲学同行，就意味着要面对生活，面对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各样鲜活的生命状态和生命现象。
周末周刊：所以您这些年频繁参与各种艺术活动，除了参与上海国际电影节，还在上海当代艺术馆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FIRST青年电影展的评委。
刘擎：是的。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起源于“惊奇”。我相信，哲学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动词、一种生活方式，哲学如果不能与现实生活进行碰撞，就会变成教条。
我喜欢暴露在这些有点“风险”的场景中，暴露在各种能够发现新的“真实”和“可能性”的机会面前。哲学就好比一艘船，载着我进入不同的航道，感受各种各样鲜活的生命状态和现象，甚至是风浪与考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调整、修复、重建，反思自己，这就是哲学赋予我的生命状态。
戏剧让我对真正热爱的东西多了一份笃信
周末周刊：除了电影，您与戏剧也有很深的缘分，多年前曾经和朋友成立了一个名为“白蝙蝠”的戏剧实验室。
刘擎：我曾经是一个被学术“耽误”的文艺青年。
在这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红毯仪式上，百岁电影人卢燕在导演胡雪桦的陪伴下入场，这一幕勾起了我很多回忆。我之所以会认识胡雪桦导演，是因为他的父亲——著名戏剧导演胡伟民。
在上海的话剧舞台上，胡伟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曾被列入“中国十大戏剧导演”，与林兆华导演被并称为“南胡北林”。
当年19岁的我在观看了胡导的一部实验性小剧场话剧作品时，对剧中一些演员的走台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于是就给胡导写了一封信：“我能看出您的用意是拉近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心理距离，但我在现场的感受并非如此，反而因为演员走到身边而产生了警觉心，无法把自己融入情节中……”
没想到，胡导竟然回复了我的信，还邀请我到他家中做客。他认真地读了我带去的、自己写的剧本，我们就此结下了“忘年交”，我也认识了胡雪桦。
后来，出于对戏剧的热爱，我与几位同好组建了“白蝙蝠戏剧实验室”。胡伟民导演欣然接受邀请，为我们自创的剧目《魔方》发表剧评，还与我就此展开对谈，由此整理而成的文章后来被发表在报纸上。
周末周刊：“白蝙蝠戏剧实验室”当年还做了哪些戏剧实验？
刘擎：1986年，我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在上海举行，上海和全国有关的学者和表演艺术家都倾情投入。我们这个来自民间的“草台班子”也来了灵感，从《李尔王》、《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朱生豪译本）中选出一部分经典台词，加入一些自己创编的新词，以一个全新的故事情节为壳，“折腾”出了一部新剧。
没想到，这部作品真的被搬上了舞台，在上海的好几所高校演出，还被邀请参加了该戏剧节的闭幕式，并在闭幕式现场演了一个片段。
当时，担纲“李尔王”一角的是后来在上海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林栋甫。他当时是上海电视台的配音演员。彩排时，他念了一段很长的独白，被当时正在后台代表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来沪演出《李尔王》的李默然老师听到了，连忙询问这是哪位演员。当得知如此了得的台词功夫竟出自一位业余戏剧爱好者时，他感叹：“上海业余演员的水平也这么高？！”
周末周刊：尽管您后来在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研究领域扎根，但这段戏剧生涯在您的人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吧？
刘擎：是的，戏剧让我对生命中那些真正热爱的东西，比如直接的、在场的生命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对谈，甚至争论，多了一份笃信。
多年后，一些朋友还时常记起我，邀请我参与文化、艺术、戏剧评论，包括与电影、纪录片有关的活动。这和我在那段岁月中的经历，以及在那段珍贵时光里结下的友谊，不无关系。
真诚的艺术有AI无法替代的力量
周末周刊：无论是电影还是戏剧，在如今的短视频浪潮下，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大家的注意力变得分散，专注度岌岌可危，习惯于每天被大量过载的、高度加工过的短视频“投喂”。电影、戏剧等需要保持专注的艺术形式，还能为过载的眼睛和大脑提供些什么？
刘擎：首先应该问一问，“大家”究竟是谁？它是一个类别，还是一个概念？
要知道，“大家”的内部也是有多样性的。最近广受好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了一个这么慢、这么老的故事。按照一些人的直觉，应该没有什么年轻人会去看这样的电影。结果，不仅年轻人去看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都很喜爱，引发了观影热潮，可以说是爆了个“大冷门”。
当然，这可能有偶然性，但是通过这个偶发的现象，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到一点：所有真诚的艺术，所有对人的脆弱性的尊重与关切，都是有力量的。而这是短视频给不了、也是AI无法替代的。
周末周刊：这些真诚的艺术能够唤起人与社会日渐式微的真实连接，具有疗愈人心的力量。
刘擎：我认为，尽管短视频、短剧的浪潮很难抵挡，但很难抵挡和选择不抵挡是不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被AI带来的完美、极致的感官刺激吸引，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可能会沉迷其中。这股力量是巨大的，不可低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另外一些力量，正是因为这些力量的存在，让我们相信人是有能力选择抵挡短视频的诱惑的。
这些力量可能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在这些“部落”里的人，始终热爱那些关注人与生命的本质、关注具身感知力的艺术。而这些“部落”的存在让那些怀抱着人文主义精神创造出来的千姿百态的作品（包括活动），以某种“被真正地热爱着”的形式保留下来。
周末周刊：这样的“部落”有哪些？
刘擎：上海这座城市就聚集着不少这样的“部落”，有的关注电影，有的关注传统戏曲，有的关注古典乐、音乐剧……我知道上海有一家小众书店长期吸引着一批文艺青年，他们会定期地在一起阅读纸质的小说、理论书籍、散文，看纪录片。我还参与过他们的剧本朗读会，帮他们找合适的剧本来读。
人文主义的传统在今天或许已经走到了黄昏，但是通过包括电影节在内的一些活动或者节日，可以持续地吸引愿与我们一起拥抱心中所爱的同行者。当有着共同爱好的人相聚在电影节，走进影院，会获得一种彼此的确认与共鸣。而在AI时代，人与人之间这份真实的相认和连接，正变得愈发珍贵。
不要为了拼“热流量”而忽视“冷流量”
周末周刊：“部落”意味着人群的细分，而不是笼统的“大家”。在这个渴求流量、追求热度的时代，“部落”能有足够的力量吗？
刘擎：今天确实是一个“流量时代”，各种社交媒体、综艺节目都在炮制“金句”，用各种新奇的手法“求关注”，因为流量往往直接与商业价值挂钩。作为学者、思考者，我也会不时地面临选择：到底是要争取更大的流量，还是坚持思想及其表达的严谨性与公共性？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传播理论家麦克卢汉提出的“热媒介”和“冷媒介”理论。他曾以信息清晰度和受众参与度为标准，将媒介分为两类：冷媒介通过低清晰度信息，促使受众调动多重感官与想象力参与解读；热媒介则通过高清晰度信息以单一感官传递内容，受众参与度较低。尽管这种分类标准曾经存在争议，但该理论仍被用于分析媒介特性对受众感知方式的影响，强调不同媒介通过信息传递模式的差异。
我认为流量也可以用“热”和“冷”去作一番观察与区分。
周末周刊：既然有“流量”，那“冷流量”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刘擎：“热流量”满足的主要是消费性需求，提供情绪、成为人们的“嘴替”。而“冷流量”更慢、更深、更冷静，可以像long deep slow reading（长时段的、深入的、缓慢的阅读）所提倡的那样，培育人的思考能力和探索能力。
“热流量”吸引的往往不是忠粉，只是偶合。而“冷流量”培育的是可以长期存续的默契与知音，用户黏性更高。“冷流量”提供的是长期的记忆，不是看过就忘，就像播下一颗种子，培育人的深度思考的能力，等它长到一定的程度，你还会重温它。相比“热流量”满足人的一时之快、制造多巴胺，“冷流量”能回应人更深层的需求，比如满足人们对世界的探索欲、对被理解的需求。这种流量是成长型的，对个人和公共生活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周末周刊：“冷流量”的前提还是要有流量。
刘擎：是的。没有流量，就谈不上“冷”与“热”，但不能为了拼“热流量”，而忽视“冷流量”。
当然，追求“冷流量”其实是很困难的，需要找到好的接入口和表达方式，需要回应人们内心那些更深层的“刚需”。《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能成为现象级电影，就是因为它回应了人最质朴的情感和联结的需要。还有一些优秀的电影、纪录片，尽管从来没有“热”过，但因为被创作者用心对待过，也有可能是经得起岁月考验的，是值得被珍重的，会不时地被一些观众找出来温习。
周末周刊：看似“冷”的东西，也可能因为“真”，带来热效应甚至被更为长期地关注。纪录片以及一些冷门的优秀电影在电影节中就扮演着吸引“冷流量”的角色。
刘擎：没错。电影节不仅提供了帮助“冷流量”吸引更多受众的机会和平台，也给所有愿意珍视“冷流量”、追求“冷流量”的人，提供了一份共同的承诺——在一个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仍然看重精神。尽管看电影、看纪录片的行为也是一种消费，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票难求说明，依然有人愿意为这种看重精神的“刚需”消费。
周末周刊：为何说是“承诺”？
刘擎：英语“commitment”（承诺）其实是一个很难翻译到位的词。它并不承诺这个世界有多美好，而是当你投身于一件事情时，首先要相信这件事是有价值的。当你致力于它，就会产生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未来可能未必如你所愿，但是真正的承诺永远不会完全落空，因为你相信它，并为之努力过。
上海不仅是一座外表光鲜亮丽的现代化都市，它在文化上也应有一份承诺——作为世界性的大都市、文化中心之一，全世界真正好的东西都能在这里被看见。我认为，上海应当有这样一种抱负与定位。
周末周刊：“兼容并蓄”一直是上海的文化传统。
刘擎：上海要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化之都，必须要凝聚一些人，一些真正热爱文化和艺术的人，热爱物质生活以外的严肃阅读，及追求“冷流量”的人。
当然，严肃艺术并不等同于精英艺术，也应该包含对底层大众的关怀，它既是一种美育，也是一种公平的教育。
让各个“部落”的人聚集起来、延续下去，感受到彼此并不是孤立的——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们是一个共同体，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深厚的、多样的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