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尔伦·豪斯霍费尔（Marlen Haushofer，1920—1970），奥地利作家，著有《隐墙》《无尽的天空》《阁楼》等小说。尽管多次获奖并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但她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被人遗忘，直到女性解放运动才被再次发现。
《杀死施特拉》
作者：[奥]玛尔伦·豪斯霍费尔
译者：顾牧
版本：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6年6月
玛尔伦·豪斯霍费尔与英格博格·巴赫曼、伊尔莎·艾兴格尔同被认为是奥地利战后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她在生前尽管多次获奖，并且也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被人遗忘，直到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兴起，豪斯霍费尔才又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当中。其中，她最为人知的作品当属长篇小说《隐墙》，除此之外，她还曾创作过大量的中短篇小说。
豪斯霍费尔的文学创作始于“二战”之后。1946年，囿于家庭责任的豪斯霍费尔无法重新开始之前中断的大学学业，因此转而写作。对此，豪斯霍费尔自己是这样说的：“我从八岁就开始写作，但直到十九岁，都是写给自己看而已，我写的有故事、诗歌，还有很怪异的长篇小说的章节，这些很可惜全都丢失了。战争期间我没有再写过什么，直到1946年才重新开始，并且这次就是为了发表而写。”
1946年9月，豪斯霍费尔参加了《林茨人民报》举办的一次文学创作大赛。她的参赛作品——短篇小说《血色泪珠》虽然最终并没有获奖，但促成了她的首次发表。1946年12月 7 日，《林茨人民报》刊登了她的这篇作品。《血色泪珠》是豪斯霍费尔对自己童年生活片断的文学加工，从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豪斯霍费尔创作的核心题材之一：家庭妇女对其社会角色毫无结果的抗争。
在豪斯霍费尔的创作中，短篇小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短篇小说的创作几乎贯穿了她文学生涯的始终。豪斯霍费尔认为短篇小说相对于长篇小说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作者可以选择一个过程或者场景，通过放大镜去观察这一小段生活，将这段生活从它所处的环境里挖出来，放进一个合适的形式里去。这样做经常不成功，或者不完全成功，但还是能给人带来一种创造了一件小小的完整艺术品的满足感。”（《我为什么要写这些短篇小说》）。豪斯霍费尔的许多短篇小说也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小小的完整艺术品”，这些作品仿佛是作者从生活中精选的一个个横截面，她以精细入微的观察和细腻的笔触，静静地将这些横截面呈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勾勒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奥地利社会结构中僵化的角色模式，以及看似平静的社会生活秩序之下被掩盖的众多冲突，它们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豪斯霍费尔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勿忘我泉》出版于1956年，其中收录了二十篇此前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的作品。同年，豪斯霍费尔凭借这部小说集获得了特奥多尔·克尔纳基金奖。
1968年，克拉森出版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豪斯霍费尔的短篇小说集《可怕的忠诚》，其中共收录了十篇短篇小说，豪斯霍费尔敏锐的观察、简洁的语言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一针见血的描写，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凭借这部作品集，豪斯霍费尔第二次获得了奥地利国家奖。
玛尔伦·豪斯霍费尔
玛尔伦·豪斯霍费尔深受波伏瓦的社会学著作《第二性》的影响，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间的矛盾冲突是她笔下的常见题材。虽然我们在她的作品中并不会直接看到例如男女平权或者女性解放这样的词汇，但能够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她对女性的处境、地位和权力的思考。豪斯霍费尔的作品都带有深深的个人烙印，正如她自己曾经说过的：“我写的无非是些个人的经验，所有人物都是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是从我分裂出来、我自己非常熟悉的不同人格……我认为，从广义上讲，任何作家的写作都是自传性质的。”
在豪斯霍费尔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她对两性之间扭曲或疏离关系的描写，例如《你死了我会很高兴》里最终离异的夫妇，女性主人公边喝酒，边用独白的形式讲述自己失败的婚姻，并以这样的句子作为结束：“告诉你吧，没有什么比自由更让人绝望。”《一个陌生人》中，负责接待客人的主妇看到的是沉溺在烟与酒中，相互之间缺乏温情的男男女女。
作为牙医的妻子、忙碌的家庭主妇、两个儿子的母亲，热爱写作的豪斯霍费尔在生活中遭遇了许多困扰。生活在施泰尔城的时候，她没有自己的房间，写作的地方是厨房的餐桌。这种被不同身份角色撕扯的狼狈被她用幽默的笔触记录在《写故事》这个小短篇中：“其实这个故事在我脑子里早已经完成，需要做的只是把它写下来，但恰恰就是这个最困难。”从坐下来打算写故事开始，这个母亲就不断被打断，直到她最终不得不再次将写作的计划推迟到将来某个未知的时间点：“将来或许会有那么一个下午，他们俩能像今天这么乖，那样的话，我就能把故事写完了。”豪斯霍费尔所描述的是那个时代许多从事写作的女性面对的窘境，正如英国作家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写：“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豪斯霍费尔曾在与友人的交流中反复表达过这种处境给自己造成的巨大困扰。她曾经对珍妮·埃布纳说：“如果早知道写作才是我的生活内容，那我或许不会要孩子，因为孩子并不是生活的内容。”在1964年10月20日写给埃布纳的一封信中，她说：“始终生活在许多个世界之中，而这些世界又相隔鸿沟，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困扰。”
在短篇小说之外，豪斯霍费尔的两部中篇《第五年》和《杀死施特拉》也是非常能够体现作者创作特点的优秀作品。
1952年，中篇小说《第五年》成为豪斯霍费尔首部以单行本形式面世的作品，凭借这部作品，豪斯霍费尔在1953年获得了奥地利国家奖。《第五年》创作于1948年，最初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小说的主人公玛莉丽是一个快五岁的小女孩，父母双亡的她跟随外祖父母生活在他们的农庄里。和善的外祖父是拥有绝对主导地位的“一家之主”，他不但可以带着小外孙女外出，在家里也可以不受秩序框架的约束，做其他人不被允许做的事。因战争和疾病失去了所有儿女的外祖母郁郁寡欢，构成她生活的是她作为女性被赋予的家庭责任，只有在庆祝长时间阴霾之后露出的阳光，或去墓园看望早逝的儿女时，我们才能看到她隐忍情绪的释放。对于这种因性别分工而造成的差异，懵懂的玛莉丽已经有所察觉，她会在心里说：“我可绝对不会去织什么绿色的背心……我宁肯变成个男人，像外公那么大声说话，我还要长白胡子。”但她又很清楚“这都只是一厢情愿，她自己都不太相信能实现。在内心深处，她确定地知道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像外公那样长出白胡子，永远不可能，没有必要为这事伤脑筋”。年幼的玛莉丽面临的是与豪斯霍费尔笔下许多女性角色同样的困境：即便觉醒，也无路可逃。玛莉丽在与锯木厂主家的小男孩发生冲突时，虽然打架赢了小男孩，但这件事必须对其他人保密。在小说的结尾，玛莉丽送给一个流浪汉陶瓷点心篮，但点心篮被流浪汉鄙夷地丢到石头上摔碎了，随着这个点心篮破碎的还有玛莉丽对这个世界的单纯认识与信任。在《第五年》中，我们能够看到贯穿豪斯霍费尔许多作品的基调，对破碎的美好童年幻梦的描述，同样出现在她的长篇小说《无尽的天空》和《一把生活》中。
玛尔伦·豪斯霍费尔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豪斯霍费尔来说是很艰难的一段时间，她与两个儿子之间矛盾重重，与丈夫离婚又复婚。在1952年7月23日写给汉斯·威格尔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我待在这个地方却并不属于这里，周围的人对我一无所知，我的一半力气都消耗在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上。年岁越大，我越是清楚地看到，我们所有人都有重重束缚，既没有希望也没有可能摆脱，我要为那些永远意识不到这一点的人感到高兴。”豪斯霍费尔于1950年与丈夫离婚，但离婚后，她依然选择与丈夫生活在一起，无论是居住的地方、两人所扮演的角色，还是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都没有任何改变。1958年，两人复婚。也是在这一年，豪斯霍费尔发表了中篇小说《杀死施特拉》。
《杀死施特拉》从家庭主妇安娜的视角，描述了一个看似富足安逸，实际上却令人极其压抑的生活环境。安娜的丈夫里夏德生性风流，诱惑寄住在家中的十九岁少女施特拉，与她发生了婚外情。为了维持生活的表面稳定，安娜对丈夫的不忠行为采取了隐忍的态度，最终，深陷无望爱情不能自拔的施特拉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墙”这个意象不仅出现在《隐墙》中，我们在豪斯霍费尔的许多中短篇作品中都能看到这堵“墙”，她笔下的女性就被囚困在这样的“墙”之中，“墙”是隔绝她们与外部世界的枷锁。《杀死施特拉》中的安娜经常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花园，对窗外发生的一切，她既无力也无意愿去改变，看似能够带来安全感的房屋不过是困住她的囚笼：“以前我还会幻想自己至少有个家，但施特拉死了之后，金色的笼子就变成了囚牢。”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女主人公最终依然只是站在窗边看着花园发呆，瞬间想要离开丈夫独立生活的冲动很快就变成一句“我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豪斯霍费尔的作品被放置在女性主义的语境中解读，并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是在这个前提下，《杀死施特拉》于1985年再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如今，这部中篇小说已是除《隐墙》外豪斯霍费尔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奥地利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德林·施密特-登格勒认为这部作品是奥地利文学中，除巴赫曼的中短篇小说以及她的长篇小说《马利纳》之外，最能够“将日常生活的毁灭力量以及无法挣脱的不公枷锁，用如此轻描淡写而又如此令人信服的方式描写出来的中篇小说”。
这个评价非常精准地总结出了豪斯霍费尔作品的特点，她用犀利而安静的眼睛，默默观察着身边的世界，然后再用轻描淡写的笔触，将自己的观察呈现给读者。这些作品对人的触动全在不经意间，它们总是能轻轻地扯动阅读者内心隐藏的某一根极为敏感的神经，力度不大，却能让人久久难忘。与豪斯霍费尔同时代的施泰尔当地的一位作家对她的一段描述，非常能够代表这位作家的个人及写作风格：“其他客人高谈阔论的时候，她就静静地坐在一张巨大的扶手椅里。”对眼前发生的各种热闹，她只是看和听，躲在角落，不发表意见，也不让自己卷进那个圈子里去，但是在这种安静之下，她的犀利与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却从未缺席。
本文摘选自小说集《杀死施特拉》，为本书“译后记”。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顾牧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