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我的母亲是保洁》之后，张小满出版了自己的新书《大厂小民》。在这本书中，她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记录下在互联网公司的1480天。历经三个岗位、七次考核、两度被裁，写下了一个普通人曾努力将自己镶嵌进系统里，却最终没能成功的故事。
在大厂，她是共享文档里的信息节点，被协同的中间环节，业务的渠道出口。她总在“all in”中被卷入，在工作中投入了情感，却感受到强烈的物质性。当个体被卷入庞大的系统，要如何在其中找到位置？当我们成为随时可替换的螺丝钉，该如何定义自我的价值？
近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与新经典文化一起，邀请《大厂小民》作者张小满，媒体人、播客《除你武器》《你到哪了》主播吴呈杰，聊了聊当我们被庞大的系统裹挟甚至可能淹没的时候，如何正视内心的声音，拒绝那些不合理的“需求”。以下是本次活动的文字回顾。
活动现场，从左依次为吴呈杰、张小满。（新经典文化/供图）
边缘人视角下的大厂是什么样的？
吴呈杰：你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决定让你写下这本书？它其实是在《我的母亲做保洁》之后，你的第二本书。
张小满：无论是《我的母亲做保洁》里面的母亲，还是《大厂小民》里的我，本质上我们在当下的这个社会处境里面，其实是处于一个“弱者”的地位。这个“弱”就是我们在某一个主流的话语体系里面，或者在某一种社会资源的分配上面，我们是弱的。
《我的母亲做保洁》张小满 著光启书局2023年 11 月
我的一些同事也有父母是做保洁，他们会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那么有勇气把你母亲做保洁的事情公布于众？我理解这句话的背后有一层意思是，他可能认为保洁是一份低等的职业。它被公布对我来说是需要挑战的，尤其是心理上。这个弱者的地位，无论是社会资源排比的，或者是说他的身份和他的命运，把他带到那个位置，但他本质上是弱者。
那么，一个人农村出身，然后她通过读大学，做记者，进了大厂，这条路径看起来是非常正能量叙事的。但其实它是一个弱者的叙事。因为无论我在哪个位置，我其实都处在一个不在那么中心的位置。上学的时候我并不是那种顶级优秀的学生，然后做媒体的时候也不是那种顶级优秀的记者。我在大厂，也是在一个边缘的、很普通的岗位上。
所以我觉得，我书写本质上是出自于，如果我作为处在这个身份里面的人，我有这个能力，我都不写的话，那我要怎么办呢？这一切我要怎么办呢？我很困惑，我应该怎么解决？或者是，没有人意识到这背后被遮蔽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那我能不能做？我觉得人应该对自己的很多东西，或者很多行动负责任。把它写下来可能对我来说，是一种负责任的心态。只有我对这些东西负起责任，才能够让自己心里的某些东西过去。
不论是《大厂小民》，还是《我的母亲做保洁》，它其实是出于相似的理由或相似的自我动机，包括它的写作方式也是一致的，就是把“我”投入进去，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写。但是相较于《大厂小民》，《我的母亲做保洁》它是更本能冲动，更有灵气一点。《大厂小民》更多是一种职业化的、有规划性的写作。
吴呈杰：看《大厂小民》，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满刚刚自己说的这种边缘人的视角。它的开头就是四个字，“你来一下”。我相信不一定是在大厂工作的朋友，可能在任何一个职场工作的朋友，我们都知道“你来一下”可能意味着什么。它很好地反映我们每个人在职场的一个“失权者”的处境。
《大厂小民》，张小满 著，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 2026年3月
张小满：我觉得它背后其实是一种严重的失控感。因为你不知道“你来一下”背后是什么。这种严重的不安全感跟失控感，完全就是被支配的感觉。当然它也可能走向一种好的，对不对？但在“你来一下”发生之前的大概前一个星期，应该都能感觉到会发生什么事。
吴呈杰：我记得你当时说的一句话是，“这一切真的太糟糕了”。
张小满：对，太糟糕了。我就觉得人与人的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种支配型的关系？因为我当时跟我的领导们平时也会吃饭，然后在工作中，他们也不全都是说要PUA（常被理解为情感控制）你或者要怎么样，也会有很多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的时刻。但是在那种场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工具对工具的关系。
吴呈杰：小满果然是做了很多年记者。你始终在观察，而且你知道自己是在一个边缘的位置来观察。好像在这个环境当中发生着很多很热闹的事情，包括这个环境有自己运转的一套法则。但是小满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我其实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些规则。
张小满：或者是我试图想搞清楚，我失败了。我觉得文科生，或者是对文学比较感兴趣的人，我好像不能这么归类（笑），他们在遭遇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往往会启动自己的观察视角以及自己书写的能力。这种书写的潜力会在那一刻迸发出来，就是很多人会在痛苦的时候写很多日记。
但是他写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东西要给一个人看的，他就是写下来。我觉得我当时状态跟那种状态有点像。所以大家看到的那种抽离视角或者是那种观察视角，其实是在写稿的过程中经过整理的。我经过反刍，经过整理，甚至说经过处理的一些东西。大家相信文学的诚实，它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它肯定是有一定的矫饰在里面的。
大厂里的“生态位”：
“猎人”、“扫地僧”与“农民”
吴呈杰：在看小满这本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是，小满也给大家浅浅地分了三类人。一类人是“农民”，一类是“猎人”，还有一类是“扫地僧”。这是怎么划分的？
张小满：这个是我跟江小渔聊出来的，他是书中的一个主人公。其实这个概念，也是他从我们另外一个总监那里聊到的，聊天时，他说他很像一个猎人。为什么呢？他跟大老板的关系很好，他跟我们的GM（General Manager，总经理）关系也很好，总会拿来一些很好的项目给他的嫡系。然后我们就会开玩笑，说你就像一个猎人一样，整天打猎，拿一些好果子来给我们吃。
然后农民是什么呢？农民就是有点像我们这种。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文科生岗位。文科生岗位涉及到很多活动策划、文案撰写、营销文案。当时AI（人工智能）还没有那么发达，这种需要你出力，有很繁琐的流程，需要不断跟人沟通，但是它不出彩，很难向上汇报。
至于“扫地僧”这类，他们拥有独门绝技。其实在我当时那家大厂，这类人有点像给我们那些大领导写稿的人。早些年，这些大厂的领导经常要出席一些论坛。我当时碰到好几个扫地僧这样的角色，因为他可以一次连升好几级，他一篇稿子写得很好，大家都知道他不用管考核了这半年。
电影《年会不能停！》（2023）剧照。
吴呈杰：你当时留在大厂的一些前同事，尤其是做文科生工作的前同事，大家现在会有一种自己随时会被取代的遭遇吗？
张小满：我上次跟我的朋友吃饭，他们还在大厂。有些比如说面临三年或者几年制合同，我感觉他有一种心态就是在等着被裁。我也碰到一些他们在AI部门工作的，“置身钉内”里面那个领导巡楼的这个事情，它真的不止发生在一家大厂，我有一些在别的厂的朋友，他们也是会被领导巡逻的。因为竞争太激烈了，他怎么证明他的工作是有效用的，他们就会用这种我很勤奋，我花更长的时间来工作，来向更上级的领导交代。
大家看我的书就知道，我的工作那一章我写的我们那个创新项目很有人文关怀，当年大厂很想做一些事情，并且还在扶持一些原创作者。但现在大厂像这样的项目不可能再存在了，他不会给你这个预算。我们当时那个项目给的钱其实是挺充足的，我们给的稿费也挺高。他这个预算的缩减跟媒体行业的坍塌是一致的。所以我原来同事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在做既定程流程上领导交办的事情，整体还是很糟糕的，但是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会离开。
我觉得就像我书里写的，每一个大厂人最终的命运就是被退休或者被裁员。
为什么在大厂容易失去意义感？
吴呈杰：这两年，大家总是在讨论工作的意义感这个问题。我相信不仅是在大厂，整个职场环境都是这样的。我现在跟各行各业的朋友们聊天，感到大家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意义感丧失的问题。它来源非常多，一是大家的生存焦虑，第二是确实大家在工作上消耗很大，第三是现在各种新的技术的冲击。
我想问一下小满，你是怎么看待现在大家对于工作的这种意义感丧失的？
张小满：我在大厂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受到的外部环境的困扰太多了。大家懂那种感觉吗？就是我很害怕一些东西，但是理性分析下来，我害怕的那些东西好像它又没有那么害怕。但是外界给我传递的很多信息是非常害怕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没有生小孩之前，我觉得生育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母亲给我传递的那种生育观念，以及我看到的一些书，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东西，让我非常害怕。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太过强调被看见的时代。因为社交媒体的发展，很多人会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分享到社交平台上。你刷到了，它其实会给你带来深深的、庞大的、一种无所不在的，别人怎么过得都那么好、别人怎么都是那样生活的一种庞大的焦虑感。
我觉得这种氛围有点像把一个人放在泳池里面，把它摁住抬不起头的那种感觉，有点窒息。我们生活中这种窒息感的时刻无处不在，我觉得这是让大家意义感丧失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都在努力地让自己被看见，都在努力地想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中找到一点立足之地。但是很多人被这种庞大的情绪影响了自己的行动，导致他无法行动，于是会不断地去思考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
但其实我觉得消解意义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行动，具体的行动，具体的连接。比如说今天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它就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能够消解这个周末有可能过得无意义的一种方式。反正这是我自己的一种做法。我的做法就是我关掉社交媒体，关掉很多这种会影响我思维的东西，让我更多地沉浸到一种我自己能够有掌控的一个世界里。
为什么大厂容易失去意义感？因为我们除了系统设置的那一套，我们不断地答题，然后我们去迎合那个考核的制度之外，它那一套制度的设置是让员工跟员工之间变成点对点，没有真实的交流。你们成为竞争关系，但没有办法建立真实的连接，你巴不得早点下班，不要跟你的同事联系好了。这种其实是反社会的一种组织结构。
那么我觉得作为个体，你更要去找到跟你相似的人，然后要伸出你的触角，跟你相似的人去产生连接。我不相信所有人都可以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他一定是要跟他者产生连接，找到理解你的人，能够跟你同频共振的人，一起更好地生存下去，那么意义就能建立起来。
写作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它是一项很具体的，去对抗生活——也不能说对抗生活——就是我去生活的一种行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大家不要让自己陷到那种虚无的感觉里太久。你去跑个步、游个泳，看本书或者什么的，不要刷你的小红书，刷你的抖音。哪怕回老家跟你的父母生活一段时间，它最终会让你找到你的使命感跟你的方向。我自己实践的心得是这样。
电影《小妇人》（2019）剧照。
吴呈杰：对，你刚刚说的所有话都是我最近的一个心声。对于虚幻的数字、数据，我就尽量地意识到它们并不是我真实的生活。真实生活就是我见到的具体的人，我关心我家的猫，我去强健我的身体，我跟家人多打电话……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张小满：是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意识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慢慢意识到，庞大的叙事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公司经常发财报说利润多少，看起来是我们所有员工创造的，对不对？但是财报里永远就那几个人的名字，你创造了什么？其实你不知道。你拿的工资是很具体的，那个工资也可以就是你具体的意义感的来源，对不对？你可以拿你的工资去干一些别的，那个也是意义感的一种来源。所以不要去追寻空洞的概念，踏实地过自己的生活比较重要。
吴呈杰：最后也正好回扣到我们这本书的标题“大厂小民”。其实大厂它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叙事，对吧？它是笼罩在我们身上的同一套的、像空气一样的东西。但事实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个“小”，这个“小”就是我们的存在本身。我们可以去建立，用项飙的话来说，去建立我们的附近，或者建立我们最小单元的、微小的，但非常真实的生活。
张小满：对，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大”是由我们的“小”构成的。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先来书写“大”，“大”是有更多发声机会，包括出版也是。但是“小”依然有它的位置。即使它是边缘的，它是有一个个缝隙的。不要放弃这种东西，不要被这种庞大的东西吓住，然后觉得这个东西我有点动不了，但其实有时候还是可以动得了的。这一点积极性对我来说很重要，它也是支撑我不断做一些事情非常重要的动力。我不相信这个东西就这么无能为力，就这么毫无办法。
嘉宾/张小满，吴呈杰
整理/申璐
编辑/张瑶
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