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西域文献是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发现之一，其内容充分展示了中古时期我国的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医卜百工、生活百态等多方面的面貌，为推进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丝路遗珠：敦煌西域文献》

主编：陈红彦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6年5月

参观过敦煌石窟，或者通过壁画摹本、图册、纪录片、数据库欣赏过敦煌壁画的人们，对壁画中婀娜曼妙的舞姿，都会有深刻的印象。几乎每个敦煌洞窟中，或多或少都有舞蹈形象，比如窟顶、龛楣上翱翔飞舞的飞天，天宫中舞姿婆娑的天宫伎乐，还有西域胡旋舞、民间宴饮嫁娶乐舞等反映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的乐舞场面。尤其是大铺经变画中的伎乐天，他们居于画面的显著位置，成对站立于专门铺设的圆毯上，伴着音乐蹁跹起舞，身姿柔韧有力，衣裾飘扬飞动，场面盛大，极富感染力，参观者仿佛置身于大型乐舞的现场。可以说，敦煌就是一座大舞台，无论是神佛世界的天乐舞，还是人间的俗乐舞，都在敦煌壁画中展现了最精彩的场景。

壁画之外，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一些舞谱。这些舞谱以文字形式，记录了整场舞蹈的动作与节奏，让我们得以想象整场舞蹈的全过程。虽然它们不能展现舞蹈的形象，却以文字的穿透力，拉伸了观赏的时长，让人们可以据之推想完整的乐舞。可以说，壁画犹如照相机，给我们留下了舞蹈最精彩的瞬间；舞谱加上壁画中的舞蹈形象，就犹如一台摄像机，给我们创造了想象舞蹈动态的空间。

现在所知的敦煌舞谱一共有6件，它们都抄写于唐末五代时期。最早发现的是法藏P.3501，1925年刘复（半农）刊行《敦煌掇琐》，收录了这一件并命名为“舞谱残卷”，敦煌舞谱从此为世人所知。这是一个长卷，卷末残阙，共存有《遐方远》《南歌子》《南乡子》《双燕子》《浣溪沙》《凤归云》等6个曲调，14则舞谱。

1960年，饶宗颐在他的论文《敦煌琵琶谱读记》中，研究了他发现的英藏S.5643，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这是一个小册子，共8页16面，前部为《波罗蜜多心经》，后部存舞谱10则，保存的曲调有《蓦山溪》《南歌子》《双燕子》。1980年以来，学者们又陆续认定英藏S.785、S.5613、国图藏BD10691（有的学者称为北残820），以及日本大阪杏雨书屋藏羽49，也都是舞谱。其中BD10691残片长仅20.5厘米，高17.7厘米，存有不完整的文字12行，涉及2则舞谱。可惜的是，这2则舞谱的曲调没有保存下来。

P.3501《舞谱》。《丝路遗珠：敦煌西域文献》插图

材料的逐步增多，为解读敦煌舞谱提供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学者们研究发现，这些舞谱记录的舞蹈，都是行令送酒之舞，它们又称“打令谱”。BD10691第6行“两打引令”，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唐人饮宴时，除继承汉魏以来“以舞相属”的传统之外，还有行酒令的习俗。李肇《国史补》记载的酒令“有律令，有头盘，有抛打”；王谠《唐语林》记录的酒令有“鞍马令”，“又有旗幡令、闪压令、抛打令”。到了宋代，这些酒令已经大部分失传，只能从唐宋人的笔记等著作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总之，唐人酒令，是伴着乐舞行令劝酒，犯令者要罚酒，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做法。

每份舞谱都包括提示词和谱字两部分。提示词交代曲调、拍数、字拍变化规则、打送规则等舞蹈要素。除BD10691因残损严重，曲调没能保存之外，其他5件舞谱保存了13个曲调。谱字代表各种舞姿，6件舞谱中，共出现了10余个谱字。它们所指的舞姿，学者们的理解不尽一致。仅就BD10691保存的7个字而言，大概是这样的：舞，代表手舞；送，可能就是送酒；挼，代表叉手，或认为是腰肩之舞；奇，可能是推却动作；据，代表叉手，或停顿；打，可能代表手舞足蹈，也有可能与“送”同义；皇，有学者认为是头戴神冠、身着鸟羽装束，上下晃动权杖或摇动手掌的环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