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吴洋
武术，是中国一项传统的体育运动，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又被称为“武功”“技击”“武戏”“武艺”等，民国时期又有“国术”之称，我国东南部地区习惯称之为“功夫”。它包括踢打摔拿、器械攻防以及相关的医疗养护知识与实践，既注重体格之锻炼，又关注精神之修养，以格斗为目的，兼及体操之功能和舞蹈之美感，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优秀文化遗产。
武 有 七 德
01
武术发源于军事战争，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武”字，其字形写作“
”。
“武”字从“止”从“戈”，“止”为人的足部之象形，“戈”为当时最常见之兵器，中国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指出其“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
甲骨文中表达军事征伐示威之“武”，在进入西周之后被迅速赋予“德”的内涵，成为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并且延续千年不衰，成为中国军事思想和中华武术思想最核心的价值观。
《诗经·周南·麟之趾》一诗用麒麟来比喻赞颂贵族公子，其中有句云“麟之角，振振公族”，东汉学者郑玄解释说，麒麟的角的末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唐代学者孔颖达更进一步解释说：“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有武力足以自卫，却不用来攻击别人，这就是我国古人所崇尚的仁厚的君子之德。
《左传》记载，公元前597年，晋楚展开“邲之战”，楚军获胜，楚庄王在战后并没有得意忘形反而深刻自省，将“武”之含义解释为“止戈为武”，也即能够停止战争才是真正的“武”。这种观念比起“有武而不用”更进一步，其渊源同样来自于《诗经》中歌颂周武王用武功遏止杀戮、平定天下、恢复和平的诗篇，亦继承了《尚书》中“明德慎罚”“义刑义杀”的理念，并且影响到后世“刑期无刑”“杀以止杀”“战以止战”之观念，塑造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同时也勇于捍卫正义的精神品质。
除此之外，楚庄王更提出了“武有七德”的观念，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乐”“丰财”。如果我们略作引申，则“武之七德”可以理解为制止暴力、消灭战争、施行德政、传承功业、安定人民、团结友邦、充盈财富。
《逸周书·大明武解》中提到“天作武，修戎兵，以助义正违”，《吕氏春秋·当务》中也说“所贵勇者，为其行义也”，《荀子·议兵篇》中提到“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这些材料都说明，在古人心目中，“武”的目标是扶持正义，而真正无敌的是“仁义”。
《逸周书·谥法解》中记载“武”这一谥号所代表的内容为“刚强直理”“威强叡德”“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大志多穷”，前四者都是在强调武功的同时，也强调要坚守正义、忠恕、美德和法则，而最后一条则是发出警告，不要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加节制的“武”不仅会令人困穷，更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楚庄王所提出的“武之七德”，乃至《逸周书》中所提及的“助义正违”，不仅包含了悲天悯人、天命所归的和平理想，还具有追求德政、仁者无敌、伸张正义的政治理念，更强调安居乐业、利益群生的现实意义，这样一个立体的“武德”观念从此树立起来，并被代代传承，成为中华民族至今依然遵循的政治理想和中华武术的道德核心。
内 外 兼 修
02
就武术技艺的发展而言，我国很早便已成熟并且有了系统的记录。西汉汉成帝时，广求天下遗书，并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去世以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将整理群书的结果编成《七略》。
这部代表我国先秦、西汉知识图谱的重要著作如今依然保留在《汉书·艺文志》当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步兵校尉任宏将兵书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其中“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这其实就是有关我国“武艺”的最早记录。
在“兵技巧”类中著录有《剑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说明最晚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成熟的徒手格斗技巧和剑术技巧的传承。在“兵技巧”类中著录最多的是射箭技术，包括《逢门射法》《阴通成射法》《李将军射法》等。在古代战争中，射箭是最具杀伤力的武艺，当然有关射术的书也最多，从唐代武则天设武举开始，一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射箭水平都是考核武举的重要指标。
伴随着武术技艺的发展，我国的武术哲学在“武德”观的引领下也发展出极具特色的“内外兼修”的理念。
在《孟子》中，记载有孟子与其弟子公孙丑讨论如何才能做到“不动心”（即意志勇敢坚定）。孟子举出北宫黝、孟施舍和曾子三种培养勇气的方式。北宫黝大概是一位武士，其培养勇气的方式在于“争胜”；孟施舍大概是一位将领，其培养勇气的方式在于“不惧”；曾子是孔子的弟子，他继承了孔子培养勇气的方式，即“守义”：如果心中觉得不义，那么即使是面对一个毫无战斗力的乞丐，我也会畏缩；如果觉得符合正义，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认为北宫黝和孟施舍都不如曾子的方法得其要领。
然后，孟子又提出自己的方法，即“养吾浩然之气”。此“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则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与“义”相合而从内心中产生，正其心，诚其意，合于义，反求诸己，以心持志，则无疑无惧，浩然无敌。
虽然孟子讨论的是人的意志问题，但是他借助武士、将领和儒者“养勇”的不同方式展开论述，将“武勇”的外在功夫转化为“养气”和“正心”的内在精神修炼，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刚烈的浩然正气，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武术内外兼修的品格。
在《庄子·说剑》篇中，庄子提出“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三种层次。“庶人剑”以技艺争生死，“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诸侯剑”以人才安四方，“中和民意，以安四乡”；“天子剑”以刑德定天下，“匡诸侯，天下服”。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用武艺争生死是对社会帮助最少而不值得提倡的，而只有胸怀天下、兼济苍生的理想才是有助于社会而值得去追求的。这种提倡家国情怀和崇高理想的“剑道”，当然是所有“剑士”应当秉持的内在修为。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说到，“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从个人修为的角度谈到“传兵论剑”需要有“信廉仁勇”的品格，“武”是内外兼修、与道同符，是君子之德的体现。
著名的“越女剑”故事记载于我国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中，书中记载越女为越王勾践讲解剑道，越女云“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
这一段叙述，不仅仅涉及具体的用剑之法，诸如步伐、呼吸等，更涉及用剑时的心理调适和内在感悟，所谓“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这已成为后世武术的重要技法。
《吴越春秋》记越女论剑之后，还记载了楚人陈音论射的一段内容。陈音云：“夫射之道，身若戴板，头若激卵。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儿。举弩望敌，翕心咽烟。与气俱发，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离。右手发机，左手不知。一身异教，岂况雄雌。”这一段叙述，详细说明了射箭时的身法要点，同时也特别强调“与气俱发，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离”的呼吸和内心调适。
《礼记·射义》云：“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如果说陈音论射是由外而内，那么《礼记·射义》则是由内而外阐发射箭技巧，并将其上升到“观德”的层面，是儒家射礼的礼仪思想体现，当然也体现出在具体技巧层面内外兼修的要求。
文 武 俱 备
03
宋代学者洪迈曾经指出：“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国，军将皆命卿，处则执政，出则将兵。”验之先秦文献，此说良是。
《周礼》中记载“保氏”之官负责教育当时的贵族子弟，其中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就是“六艺”——“礼”“乐”“射”“驭”“书”“数”。“礼”“乐”，乃礼仪规范；“书”“数”，乃文化知识；“射”“驭”，则为军事才能，也即“射箭”和“驾驭马车”两种“武艺”。显然当时的贵族子弟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化与礼仪修养，同时还必须具备战士的基本素质。
“文武不分”是我国先秦时期的历史现实，我们从《左传》等文献中看到，齐鲁夹谷之会，孔子相鲁定公，在齐侯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孔子临危不惧，退齐侯之兵、返汶阳之田；吴王夫差侵伐鲁国，鲁国的大夫微虎征募勇士准备夜袭吴王，孔子的弟子有若即在其中；齐国侵伐鲁国，孔子年轻的弟子樊迟担任车右，冉求则率领左师，持矛突入齐军，获得胜利；卫国发生内乱，孔子弟子子路救主失败，结缨而死。孔门弟子，以讲求仁义、研习礼乐、文质彬彬著称，然而依然不避锋刃、舍生取义。
即使后来对于儒家颇多批评的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但是其著作中《备城门》等二十篇皆为具体的守城之法，且墨子长途跋涉从齐至楚，制止公输班攻宋，其侠义之精神与军事之才能，展现出与儒家异曲同工的“文武兼备”特点。
尽管后世随着官僚系统和选官制度的发展，特别是科举考试的成熟，文武逐渐分途，但是“文武兼备”作为古老的传统，早已造就了中国武术的精神品格，也一直作为国人的理想从未断绝。
魏文帝曹丕，编集了我国最早的类书《皇览》；撰写了《典论》，其中保留下来的《论文》一篇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名作；他创作诗赋百余篇，其中《燕歌行》一度被看作我国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文学以外，曹丕善骑射、击剑、双戟，他在《典论》的《自叙》中讨论与武术相关的内容，更是成为了解当时武术发展情况的宝贵史料。
唐顺之，嘉靖八年（1539年）进士，明代唐宋派古文的代表人物，嘉靖八才子之一，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江淮，参与抗倭，至于亲自“跃马布阵”“持刀直前”，其所作《武编》被《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收录，还曾向戚继光传授枪法，令戚继光叹服。
王余佑，明代诸生，明亡后隐居，为明清之际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上承孙奇逢，下启颜李学派，梁启超谓其所著兵书为“革命军教科书”，总结其学“为北学第四派，治此派者，其为人皆倜傥嵚异，不拘拘绳墨，慷慨多感，常自任以天下之重”。王余佑不仅开启了北方的一种学术风气，而且武艺精湛，有《十三刀法》传世。
黄百家，国子监生，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之幼子。黄百家传黄宗羲之学，补缀其父《宋元学案》，精通数学，入明史馆，编《天文志》和《历志》。黄氏父子在清初学术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往往为人所忽略的是，黄宗羲所作《王征南墓志铭》和黄百家所作《内家拳法》是有关“内家拳”的重要史料，也可以说是明末以来拳分内外之滥觞，而黄百家则是“内家拳”的主要传人之一。
马明达先生在《说剑丛稿》一书中曾经指出：“明末清初，南北文人中曾出现一股研讨兵学和崇尚武艺的风气”，除了黄氏父子之外，南方有吴殳、陆世仪等人，北方有傅青主和颜元、李塨等人，颜元曾说过“文武缺一岂道乎”，这与当时明清易代、国家扰攘的历史背景相关，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反思长时间文武分途后，重文轻武所造成的武备松弛、士风疲弱、游谈无根、空言误国之恶果，从而转向更加务实的学术取向。
清末到民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侮，中国士人又再次掀起“文武兼备”的思想浪潮，大批文人学者投入到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工作中。黄侃作为近代国学研究“章黄学派”的代表人，曾经撰写《释侠》一文，表彰古代与儒并行、以武犯禁的“侠”，通过将仁侠、儒侠并举，黄侃再次高扬“文武兼备”之意蕴，其主旨在于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独立。
《礼记》有言：“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中国之“武”，不仅敢于战胜无敌，同时也敢于礼义顺治。这才是我们所推崇的“勇敢”。所谓的“文武俱备”其实正是这种“勇敢”的体现，这不仅是个人的意志，更是家国天下的理想。
“兼容并包”“求真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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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武德”是中国武术与生俱来的精神内核，“内外兼修”是中国武术的哲学特色，“文武俱备”是中国武术不绝如缕的传统品格，那么中国武术生生不息的源泉与动力就是“兼容并包”和“求真务实”。
在明代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中，朝廷曾从广西调遣壮族“狼兵”参与抗倭，其中一支由田州土官岑猛的妻子瓦氏夫人率领，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瓦氏夫人所率领的狼兵有所谓的“岑家兵法”，擅长小队作战，李吉远先生认为在抗倭战争中起到决定意义的戚继光的“鸳鸯阵”很可能即借鉴自“岑家兵法”。
瓦氏夫人擅使双刀，并将刀法传授给了天都侠少项元池，项元池又将双刀法传授给吴殳，吴殳不但在他的武学名著《手臂录》中作有《双刀歌》记录此事，还将自己从河北“渔阳老人”处学得的剑法融入瓦氏双刀法，将瓦氏双刀法进一步演化为枪法。正是吴殳的学习与改造，使得广西壮族的武术与中原武术互相交流融合，形成了新的武术招式与技术理念。
据马明达先生在《历史上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考》一文中的研究，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发现倭寇刀法凌厉，颇难取胜，因此在所获日本刀法原本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著成《辛酉刀法》，教导士卒演练日本双手刀法以对抗北方鞑靼的侵扰。后来，程宗猷和吴殳都钻研日本刀法，并将心得记录在各自的著作中。
日本双手刀法在中国一直流传不辍，到清末民国时期，一派由河北黄林彪传给马凤图，马凤图曾将该刀法改编成“破锋八刀”，作为当时军队大刀教材推广；另一派由吴桥谢德恒兄弟传给刘玉春等人；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马凤图传人马英图和刘玉春传人郭长生将各自所传加以整合，称之为“二趟苗刀”。今天所谓的“苗刀”即源流于此，其实是中国武术家融合日本刀法所创造出来的。
另外，马明达先生在《燕山常巴巴轶事辑述》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以天启棍和八门拳为主的传统武术体系，很可能都源自一位名叫常燕山的回族民间武术家。马明达指出“他在传授武术时，打破民族壁垒，一开始就注意协调好不同民族拳家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以后的和睦相处奠定良好的基础”。中国武术兼容并包的特点，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也更有利于取长补短、开创新机，使得中国武术通过不断进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热爱、世界人民共同欣赏的宝贵文化遗产。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曾明确规定：“凡比试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戚继光作为真正指挥作战的将军，对于“求真务实”有着深刻的体会，这也同样表现在民国时期西北军将军张之江身上。
张之江在指挥天津战役对李景林作战时，充分认识到所部西北军经济困难、供给不足、装备落后的问题，同时也充分意识到白刃战和夜战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组织了大刀敢死队，以武术名家马英图、王子平为队长，冲锋陷阵，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宋哲元29军和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均为张之江旧部，也秉承了西北军善于运用中国武术白刃战的特色，战士配备中国大刀，取得突出战果。
1928年，张之江建立“中央国术馆”，继续推广中国武术。国术馆开设训练班，培养武术老师，举办“国术考试”。1935年，在上海举办的全运会中，国术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无论是“国术考试”还是“国术比赛”，几乎都全部或部分包括了散手、短兵、长兵和摔跤等对抗项目。
张之江还聘任唐豪从事中国武术史的研究。唐豪以极大的气魄，整理武术文献，考索历史真实，实地搜集资料，写作了《太极拳与内家拳》《内家拳》《少林武当考》《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中国古佚剑法》等众多专著。
唐豪在《内家拳自序》中说：“古之拳家，以花法套数惑世，戚南塘三百年前，已慨乎言之。今之拳家，花法套数之外，且傅会妖妄以欺人。花假虽足贻误，然犹得磨砻体魄之益，妖诬蔓延，将见国亡而有余。”
戚继光出于军队战争要求，坚决杜绝任何不实用的武术招式。唐豪生当民国，不在军旅，因此他认为花架子虽然很恶劣，但是多少还能锻炼身体，相比于花架子，“妖诬”如吃符念咒便可神灵护体、刀枪不入，或者如临阵扶乩，以为撒豆真能成兵等，不但白搭性命，更有亡国危险，所以唐豪对此深恶痛绝，坚决要通过理性的研究去破除迷信。
可见，中国武术一直以来都是以“求真务实”为宗旨的，尽管“花枪”“花法套数”层出不穷，但是江湖骗术从来不能遮挡真正武术家和学者的火眼金睛。
武术是以格斗为目的的，因此必须具备对抗功能，也只有在对抗中才能展现出武术的最大魅力。
放眼当今世界，无论是拳击、泰拳、跆拳道、空手道、柔道，还是巴西柔术、综合格斗等，都已经具备科学的训练方法、合理的段位标准和公平安全的比赛规则，也因此成为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体育项目。
尽管日本柔道是否由明代陈元赟传到日本，学界尚有较大争议，但是空手道原名“唐手”，为福建武术传到琉球后所形成、又经琉球传到日本本土，这一事实几乎已可论定。柔道和空手道，经过嘉纳治五郎的改造，始终注重实战与对抗，这两种与中国渊源很深的日本武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目睹于此，中国的学者和武术家心中五味杂陈。然而，中国武术流派众多，如何才能建构起一套让大家都共同认可的标准呢？张之江所主导的“中央国术馆”曾经做过有益的尝试。如果我们能够继续秉承“兼容并包”“求真务实”的原则，吸纳世界上其他武术在技法和规则上的特长，融合自己的传统与特点，传承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真正保持中国武术的格斗本质，就一定能够让中国武术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中国武术也一定能够给世界展现出一个古老民族的勃勃生机。
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武”字还有足迹的意思。《诗经·大雅·下武》中说“下武维周”，《周颂·武》中说“嗣武受之”，都是继承前人足迹、功绩的意思。而我们要继承的当然包括上面所提及的崇尚武德、文武兼备、兼容并包、求真务实等优良传统，然而脚步从来都是从后走向前的，“道”也是这样走出来的，也必须敢于前进才能够开创出更伟大的传统。中国武术，终将成为未来的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一颗脱胎换骨的明珠。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5.07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