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电视剧，我这辈子还能当上名人啦？”
韩维林歪歪嘴笑笑，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旧彩电里正播着电视剧《生命树》。戏里，巡山队员举枪冲进暴风雪，枪声从劣质喇叭里溢出来。戏外，为了听清，韩维林不得不把右边脸颊凑近喇叭网罩。
他的左耳已经沉寂了三十年。
他是《生命树》中“老韩”的原型。1994年冬天，作为可可西里民间巡山队的向导兼司机，韩维林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无人区里遭遇盗猎分子袭击。趴在冻硬的盐碱地上，他的脸颊贴着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木制枪托，连续射击。枪声震碎了耳膜。
在这之前，他是正准备承包盐湖的商人。因为一桩搁浅的投资，他误打误撞跟着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进了荒原。后来，索南达杰牺牲，巡山队遣散，二十万投资也彻底打了水漂。为了生计，他去工地铲过沙子，在砖厂搬过砖，最后回到一方土地，以养蜂为生。
如今的韩维林住在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黄河岸边，他66岁，须发皆白。
在围观者看来，这是一个英雄走下神坛、略显清苦的唏嘘故事。有人替他不平，劝他去要编制、争补偿；也有人盯上当下的流量，建议他开直播卖蜂蜜，趁此机会赚上一笔。
但韩维林早已不在乎这些。
过去，他几乎花了整个前半生，与突如其来的变故和解。花甲之年，他逐渐意识到，睁眼闭眼间，一个时代呼啸而过。那些义无反顾的选择、得失的纠结，以及深藏的人性，最终都沉淀成了他生命里的一部分。
“老兽”
今年夏天，后院蜂箱里摇出的蜜，比去年多出了整整1000斤。多出来的收成，让韩维林觉得满足。
他蹲在蜂箱前，用一把竹刷子慢慢扫去盖子上的枯叶，把灌满黄蜜的巢脾一个个提出来。巢脾上密密麻麻爬满了抱团的蜜蜂。因为手腕不够稳，一股黏稠的蜜蹭在了大拇指上，几只蜂立刻围着手背打转。
打理完五十个蜂箱，韩维林吃力地直起腰，摘下头上一顶黑色尼龙防蜂帽。
帽子底下，是一张深铜色的圆脸。额头和眼角堆着很深的褶子，双颊和耳廓边缘落满了黑色的蜂毒斑点。严重的风湿，让他的十个指关节向外翻着，指节粗大。装满蜜，提起木桶的一瞬间，人一歪，一瘸一拐往屋里挪。
现在，韩维林的生活几乎围绕着养蜂展开。 受访者供图。
养蜂是件消磨体力的重活。开春前，韩维林要从镇上驮回几十袋白糖，一袋五十斤。糖和水倒进一口大铁锅里，用铁勺不停地搅，热气扑在脸上，黏糊糊的。等糖水晾凉了，他再一勺勺灌进蜂箱顶部的饲喂器里，以防蜜蜂饿死。
到了五月，沙枣和杏树开了花。他要把蜂箱搬到树旁，每隔几天开箱检查，一箱箱提起巢脾，千万只蜜蜂在手边扇动翅膀，“嗡嗡”声连成一片。夏天日头毒，防蜂帽里很快捂出一头汗，顺着脸颊淌进眼眶，又辣又涩。
请不起帮工，所有的活都是他一个人完成。夏末取完蜜，紧接着又是一轮饲喂。蜜蜂蜇人是常事，揭箱盖的手稍微重了，蜂群便炸了锅。韩维林不躲，等蜂针刺进肉里，蜜蜂死掉退去，他才用指甲把刺挑出来，抹上风油精，继续干活。
但周而复始的辛劳，并没改善眼下局促的生活。
这种局促体现在家里的每个角落。房间里立着简易的木质衣柜，一张两米宽的大炕上铺着一床发黄的格子被褥，床头拱起的几件旧衣服就是他大部分的行李。剩下的锅碗瓢盆搁在厨房布满污渍的木架上，锅底已经烧得黢黑。
这栋房子是他当年离开老家前盖下的四间砖房，紧贴着红秃秃的丹霞山。再早些，他住在地势更低、离黄河更近的土坯房里，屋子太潮，每到下雨，风湿就折磨得他整夜睡不着。
在村民眼里，他是一个不爱交往的“怪老头”。他很少主动和人说话。旁人在村里碰见他，大声地跟他打招呼，他常常只是看对方一眼，停顿一下，点点头，“哎”一声，算是回应。
一名村民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村里一户人家办喜事，韩维林也被邀请了去。在锣鼓喧天、挤满了喝酒划拳村民的院子里，韩维林挑了最靠墙角的空位坐下。坐下不到十分钟，“呼噜噜”吃完一碗面条，又起身，自己走回了家。
大家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
小村子里的人很早就窃窃私语，说韩维林“不合群”，猜测“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又跑回来的”。但村党支部书记韩伟不这么看。在韩伟眼里，平日里的韩维林踏实、勤快，种着几亩田，闲时开着一辆拖拉机，走街串巷去卖蜜。“他不是坏人，”韩伟说，“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性格。”
他不爱出门，几乎没有朋友，与生活在一起的妻女也鲜少交谈。
不说话的时间里，两间砖房里唯一的动静，是一只在水泥地上打转的小橘猫。韩维林蹲下身子，用布满茧的手掌，轻轻摸了摸猫的后颈。猫在掌心里蹭了蹭，张开嘴叫了一声。稚嫩的猫叫，落在韩维林丧失了听力的左耳里，只剩下一声微弱、没有起伏的“沙沙”声。
在这个绝对安静的世界里，他像一头在荒原上受了伤、自行退役的“老兽”。默默地缩在角落里，与衰老相伴。
商人
相较于沉寂的晚年，韩维林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是在20世纪80年代。
1980年前后，市场经济的春风同样吹进了西北。集市一天天热闹起来，外面的商品和机会源源不断地涌进关中和戈壁。在当时，年轻男人面前，路只有两条：要么继续守着本分，在黄土地里出苦力；要么砸下身家本钱，跟着呼啸而过的货车一起下海。
21岁的甘肃青年韩维林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
他脑子活，胆子大。他在青海治多县开过杂货店，也跟着工程队修过桥、补过路。凭着几年的折腾和积累，到小女儿出生时，韩维林手里已经攒下了十几万元。在万元户都算稀罕的年代，这是一笔足以让一家人过上体面生活的巨款。
彼时，昆仑山以南的可可西里尚未建立保护区，在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腹地，正掀起一场淘金与采盐的热潮。有相熟的盐商告诉他，可可西里深处的木德查琼盐湖里，藏着结晶极好的大青盐，只要能运出荒原，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韩维林“盯”准了这个商机。1992年11月，他带着所有的身家9万元，又向银行贷款11万元，与治多县可可西里经济开发总公司签下合同，承包了“109线69道班正北4公里处的木德查琼盐湖”。
他买下了一辆重型柴油卡车，招募了十几个民工，带着整套开采设备，一脚踩进了海拔4600米的高原。妻子曾苦苦劝他要慎重，但他那时满脑子都是宏大的商业蓝图，急切地想抓住眼前的风口，一副豪迈的样子，“拦都拦不住”。
1980年代初，韩维林在宾馆内拍摄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但雄心勃勃的“韩老板”，并没能等来预想中的暴富。
合同刚签完不久，治多县和邻近的曲麻莱县便因为木德查琼盐湖的管辖权产生了纠纷。韩维林的盐场被当地部门扣押，无法开工。资金被死死套牢，工人闲坐，每天一睁眼都是亏损。
韩维林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筹莫展时，时任治多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找到了他。
1989年，38岁的索南达杰推动成立了治多县委西部工作委员会。这个工委成立的初衷，是为了打击无序的非法采矿，规范可可西里的开发。但索南达杰带队深入无人区调研，反而看到了遍地被剥了皮、在血泊中的藏羚羊尸体。
索南达杰决心成立一支民间巡山队，打击违法盗猎分子。但在4.5万平方公里的蛮荒之地，新成立的工委既缺枪支，更缺少一个真正熟悉路线、车技过硬的向导。韩维林成为了最佳人选。
起初，韩维林根本不想加入这支“穷得叮当响”的巡山队。韩维林直接对索南达杰说，“我的十一万本钱都押在盐场里，我要去县里要钱，我不要去保护什么藏羚羊。”
索南达杰没有反驳。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用小刀削了一块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干肉递过去，对着韩维林说：“如果现在没人进山，要不了两年，这片荒原就只剩下白骨了。县里的纠纷政府一定会去协调，但现在可可西里需要人。你先跟着我巡山，等事情处理顺了，我给你解决正式编制。”
韩维林至今记得两人见面的那天。索南达杰穿着一件磨破了棉絮、沾满黄泥的旧大衣，没有一点官架子。不多言多语，但他身上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场和强大的说服力。
韩维林说，坐在索南达杰对面是一种持续的压迫感和自我怀疑。那种感觉会逐渐剔除了精明商人的得失计算，让人产生一种“说不出拒绝”的奇怪氛围。
“就鬼使神差地答应下来了。”韩维林说。
即使到很多年后，韩维林依然坦白，那时候，自己很大程度上是被工程款裹挟着加入了巡护队，“为了要回我的钱，解决盐场的纠纷。”
当时，刚组建的西部工委穷得连卡车加油的钱都没有。有一回在格尔木加油站，车停在油枪前，索南达杰翻遍了旧大衣的每个兜，也凑不够几十块钱的现金，有些尴尬地站在车边。
韩维林在一旁看着，没说话。他走过去，从自己兜里掏出三百块钱现金，放在加油站的柜台上：“油，我给你们加了。”
从那天起，“韩老板”正式坐上了西部工委司机的位子。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商人变成了巡护员，韩维林的生活彻底拐了个弯。
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开车是一场硬仗。冬天的可可西里，气温常年逼近零下四十摄氏度，柴油极易结蜡，冻成一坨坨失去流动性的黄色固体。每天早晨，韩维林要从帐篷里爬出来，在卡车底盘下生起一堆碎木柴，趴在冰硬的地上，用明火一点点去烤铁质的油箱。
卡车驾驶室四面漏风。铁皮车门冻得变形，合不拢，只能用一根麻绳死死勒在座位上。在不见道路的荒原里颠簸，鞋底常常和铁质的离合器踏板冻死在一起。等车终于开到宿营地，熄火、抬脚，只听“刺啦”一声，胶鞋底的一层黑色硬橡胶被撕裂，粘在了铁踏板上。他的脚趾冻得像一根根胡萝卜，彻底失去了知觉。
在无人区，衣食住行都是麻烦。冬天，为了生火做饭，他们要在已经封冻的溪流冰面上砸出一个个窟窿，把冰水提回大本营，再走上很远的路去捡拾枯死的树枝。
当时不少人听说他们的处境，都觉得这不过是螳臂当车：“靠这几个人，怎么可能守得住藏羚羊？”
但这没有劝退他。无人区跑得久了，他反而找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眼睛死死盯着前方无边无际的荒原，他觉得身体里好像有什么原本麻木的东西被打开了——警觉、锋利，整个人绷得像一根随时准备发力的弦，“很过瘾。”
两年的巡护，韩维林逐渐摸透了藏羚羊的习性。他知道它们早晚会成群出来觅食，知道夏季雌性羊群沿固定路线向北迁徙，知道它们喜欢水源附近的平坦草滩，也知道如何跟踪羊群，预判盗猎者会埋伏在什么地方开枪。
1992年，韩维林开始在巡护队做司机兼向导。受访者供图。
但盗猎者太狡猾了。更多的时候，枪声响起，他们循着声音开车赶过去，等待他们的只有漫天风雪里的一地羊尸。
他至今记得第一次面对成片藏羚羊尸的情景。在冰冻的盐碱地上，被剥了皮的羊尸很快呈现出一种非常暗淡的白色。有些母羚羊的身体已经冻硬，肚皮开裂，里面尚未睁眼的小羊在冰雪中露出一只小小的、灰色的蹄子。
韩维林心疼这些小生命。
他弯下腰，把死去的藏羚羊一只只抱起来往车斗里放。卡车在没有路的戈壁上颠簸，车斗里的羊尸随着震动发出撞击声。韩维林攥着方向盘，眼泪混着沙尘往下流，他忍不住破口大骂：“赶尽杀绝啊，连羊崽子也不放过！”
这给了他从未有过的启示。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保护几只动物的问题，“今天杀藏羚羊，明天就会杀牦牛，用不了多久，可可西里就什么都不剩了。”那种最初为了讨回投资的“难为情”彻底消失了，相伴而来的，他开始与这片荒原、生灵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情感联结。
可可西里境内，有大面积的荒原和湿地。每年盛夏，从青海三江源、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地出发的数万只雌性藏羚羊，都会穿越青藏公路，前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太阳湖产仔。那里水草丰茂，有盐碱水源，是藏羚羊繁衍迁徙最核心的聚集地。
20世纪90年代，藏羚羊皮毛贸易在欧美风靡一时。它被称为“沙图什”，意为“羊绒之王”，是上流社会追逐的象征。一条长2米、宽1米、重100克的披肩，需要3只藏羚羊的皮毛制成。1996年，在伦敦，一条藏羚绒披肩可以卖到3500英镑。
暴利驱使下，无数连牲口都养不起的底层年轻人铤而走险。韩维林回忆，这些年轻人端着私自拼装的半自动步枪，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剥下一张羊皮，只为了从老板手里领到7块钱的手工费。
疯狂的盗猎下，藏羚羊几近灭绝。
1999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在报道中披露，1992年有超过4400磅藏羚羊生绒被从中国走私到印度。世界著名动物学者乔治·夏勒博士在其《青藏高原上的生灵》一书中估算，从20世纪初至90年代，短短几十年中，超过90%的藏羚羊消失了。
在这种情况下，巡护员们时刻面临着真枪实弹的危险。
有一次，韩维林开着卡车在盐碱滩上狂奔，死死咬着前面一辆盗猎分子的越野车。突然，卡车发动机拉缸，喷出一股刺眼的黑烟，当场趴窝。前方的越野车随即停下，三个男人推开车门跳了下来。他们没有犹豫，端起五六式自动步枪，直接朝卡车的挡风玻璃开枪。
子弹击穿铁皮的尖锐声响在耳边炸开。韩维林死死趴在方向盘底下的空隙里，子弹擦着他的头顶飞过，铁屑和碎玻璃碴像雨点一样落进他后颈的衣领里，烫得生疼。
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刻。韩维林后来回忆，在无人区里，如果距离远，盗猎分子通常会拔腿就跑；但如果双方迎头撞上，那就没有任何退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牺牲
枪林弹雨的日子，在1994年走到了尽头。
1994年1月18日傍晚，可可西里南部的太阳湖附近，气温跌到了零下四十摄氏度。西部工委的4名队员押送着20名盗猎分子和缴获的1800多张藏羚羊皮，在荒原里行进。此时，每个人都已到了体力的极限。
一辆卡车在冰地上抛锚了。为了尽快赶回营地，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决定留在后面修车，让韩维林和另一名队员靳炎祖开着吉普车，先押解盗猎分子去前方寻找水源和宿营地。
行车间隙，被扣押的盗猎者悄悄摸到了藏在车厢暗格里的备用猎枪，打晕了精疲力竭的两人。韩维林和靳炎祖被粗麻绳反绑着，锁在吉普车的座椅上。盗猎者拉开吉普车的大灯，打算用这束在黑夜中异常刺眼的光柱作诱饵，伏击后面还没赶上来的索南达杰。
二十分钟后，索南达杰修好卡车，循着灯光毫无防备地驶入了陷阱。密集的枪声瞬间撕裂了寂静，子弹打在吉普车的铁皮上，发出短促沉闷的“当当”声。
“要么死在这里，要么拼命抢钥匙冲出去。”韩维林朝后座的队友靳炎祖说。他猛地转过身，用牙齿去撕咬缠在靳炎祖手腕上的麻绳。粗糙的粗麻绳刮破了他的牙龈，嘴里全是混着沙土的咸腥血水。
挣脱绳索的两人冲出车厢，趁乱打倒了车门外的看守，抢下了枪支。随后，是长达数小时的对射。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射击时的巨大震动，顺着韩维林的右脸颊骨，一遍遍撞进左耳。原本呼啸的风声在耳朵里渐渐退去。等枪声彻底停熄时，他的左耳里只剩下扯不断的、极为尖锐的嗡鸣，几乎失聪。
天亮时，韩维林在距离吉普车六十多米的一处斜坡后面，找到了索南达杰。
索南达杰牺牲了。他半跪在雪地里，右手死死握着步枪握把，睫毛和胡须上盖着厚厚的冰霜，整个人已经冻成了一座保持着射击姿势的冰雕。
韩维林和队员用棉被和麻袋裹好队长的遗体，费力抬上了车厢。从太阳湖到格尔木，两千公里的无路之途。车的雨刮器冻裂了，为了看清前面的路，他必须每隔几分钟，就用手使劲刮掉挡风玻璃内凝结的厚厚冰花。他双手死死握住方向盘，带着索南达杰的遗体，开了两天两夜。
这一幕在他心里永远挥之不去。哪怕直到现在，最常让他想起的，还是这次劫难。
1993年，韩维林开车行驶在可可西里无人区。 受访者供图。
媒体报道后，索南达杰的牺牲震动了整个中国。1994年4月，当时的国家林业局组织青、新、藏三省区，在可可西里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反盗猎“一号行动”，拉开了可可西里建制化、正规化保护的序幕。
同年年底，西部工委进行重组。由于没有正式编制，韩维林上交了那支半自动步枪。纵使心里还有很多不甘，他还是拎着一个装有两身旧军大衣和一双开裂胶鞋的帆布包，坐上了回老家的大巴车。
韩维林很快感受到了一种手足无措的钝痛。
为了糊口，他去省城的建筑工地当过小工，用铁锹铲沙子、和水泥。工地上的喇叭里播放着刺耳的流行歌曲，宿舍里混合着香的、臭的、辛辣的气味。工友们为了每天几块钱的工钱争吵，这些嘈杂的声音落在他残存听力的右耳里，总让他觉得脑子发胀，耳鸣加剧。在工地上待了几个月，因为“太闷、不合群”，最终离开了。
此后的十几年里，韩维林像一颗漂浮的沙子，在建筑工地、砖厂和林场边缘打着零工，但最终没有在任何地方留下来。2010年，他回到了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红旗乡，安顿了下来。
和解
现在，养蜂几乎占据了韩维林全部的生活。
每天下午，韩维林都会提着一只掉了漆的铁皮桶，把糖水一勺勺舀进蜂箱的食槽里。“蜜蜂也欺负人，你手不稳，动作重了，它都会蜇你。”他伸出粗糙的手背，上面新添了两个红肿的硬疙瘩。
有一阵子，妻子曾劝他把蜂箱换成木质更好的双层箱，能防寒。他算了算买新木板的开销，摇了摇头：“折腾那个干啥，冬天在上面盖一层干稻草，能活下来多少就是多少，都是命。”
“都是命。”他用这句话说服自己接受现在的处境。但在和现实握手言和之前，韩维林从未挣脱过从前生活带来的“余震”。
跟眼角的皱纹、鬓角的白发一样，人到中年的失败是无法掩盖的现实。从受人尊敬的“韩老板”，到被银行催债电话轮番轰炸，连生计都无法维持的负债人。一开始，韩维林劝自己接受人生的起起落落。但他很快意识到，他一度变成了亲戚朋友笑话的对象。在人生最低谷的几年里，韩维林觉得自己接近抑郁，提不起精神，“不想见人，不想见熟人，面子上遭不住。”
韩维林着手追回当年投在盐场的二十万元。他拿着承包合同，在县民政局、法院之间来回奔波。他甚至找到了当年的战友靳炎祖，请对方写了一份情况说明，证明自己确实曾是巡护队的一员。
迟迟没有结果。1998年11月，西部工委第二任书记、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牺牲。不久后，韩维林收到了法院的裁定书：因被告方法定代表人死亡，本案终止诉讼。
韩维林又一次陷入了懊恼与委屈中。然而，那些当年跟着他干活、同样没拿到工钱的民工们，在得知他的窘境后，反而劝他：“客观原因，谁也没办法，韩老板是个好人，遇到了这么大的难处，工钱我们不要了。”
看着这些比自己更难的普通人，韩维林第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他发现，所有人都在往前走，自己却似乎被死死困在了旧时代里。
扎巴多杰死后，关于暗杀和残余盗猎分子悬赏报复巡护员的消息四处传播。“很恐怖啊，我有妻有子。”韩维林高度紧张，草木皆兵，以至于对外人提起过去时，只说自己是个在青海做买卖赔光了家底的“倒霉蛋”。
直到52岁那年，韩维林决定再次回可可西里要回投资款。
从县政府出来，他独自去了木德查琼盐湖。十几年的时间，荒原变了模样。盐湖早已被禁止开采，划归为三江源保护区。曾经机器轰鸣的盐场，如今只剩下一片浩瀚、平静而深邃的蓝色湖水。
年轻的巡护员告诉他，现在的可可西里有了卫星遥感、红外相机和无人机，解决了人工盯守的难题。远处，青藏铁路上，列车呼啸而过，高架桥下，藏羚羊正踩着预留的通道安静迁徙。
但在本该如履平地的高原上，韩维林也明显感觉到，相比于日新月异的变化，自己的身体倒是正在加速衰老、退化。一个一米多高的土坎挡在面前，他怎么也跨不过去，最后只能先坐在坎上，把两条腿一条条挪上去，再费力地站起来。
看着眼前的景象，那些原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债务，突然在脑海里淡了下去。
“那时候，打猎的在前面打，我们在后面追。羊在前面跑，跑断了腿，跑掉了小羊。”韩维林笑了笑说，“现在这样好。藏羚羊其实聪明，没人打它们了，它们自己就知道怎么回家。卓乃湖水多，草好，生完了小羊，它们自然会往回走。”
那次之后，他很少出门了。他曾跟妻子说，年纪大了，路上受不了，“时代变了，好多东西都搞不懂了，不想再折腾了。”
他把有关那里的一切——旧照片、旧合同、证明、旧军大衣，一股脑收进了一个木箱里。箱子被搁在柜子的最高处。往后的十几年，再也没有打开过。他的世界彻底安静了下来。
2021年，索南达杰的大儿子索南仁青成为一名森林公安民警。韩维林听说后，对自己做了很多的反思和判断。那是一种常人难以体会的、幸存者的心情。“书记扔下一家老小，命都没了，我这算什么啊！”
很多事情，没那么重要了
“跟生命相比，我损失的，算怎么一回事，不值一提。”
韩维林不再反复纠结那笔损失的投资、没兑现的编制，但他想要一个体面的晚年，这意味着，他必须把欠银行的账还清。
在漫长的人生里，无法掌控的东西太多，但蜂蜜多卖一点，债务就少一点，这成了他唯一能握在手里的东西。为了还债，他卖掉了家里仅存的一辆东风卡车，把卖蜂蜜攒下的钱、每个月一千元的退休金以及孩子们给的零花钱凑在一起，一笔一笔还给银行。
2021年春节前，61岁的韩维林，终于还清了人生的最后一笔债。
电视剧《生命树》爆火后，作为剧中人物“老韩”的原型，韩维林猝不及防地被拉到了聚光灯下。他短暂地体验到了一把从未有过的“当英雄”的滋味。
几台摄像机把韩维林围住。话题无外乎围绕着“怎么看待参与了保护藏羚羊这项伟大的行动”“别人称你为英雄，你觉得骄傲吗？”
这些话题太过宏大，他从没想过，立马转移话题，“我文化不高，不知道咋讲。”原本在韩维林的世界里，偶然加入巡山队，有得有失，谈不上高尚，但在这几个月，他承认自己常常陷入“有点骄傲”的眩晕感里。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新的烦恼。
因为剧中的“曾是盗猎者”的角色设定，网上开始有人质疑他最初加入工委的动机，甚至有人结合当年他被绑在吉普车上的细节，猜测他在那场枪战中“出卖”了索南达杰书记，才导致其牺牲。
刚开始，韩维林还感到愤怒，极力向前来的记者解释自己并不是盗猎分子，他翻箱倒柜地找出那份发黄的证明材料想要自证。但看着上面的字迹，他突然觉得意兴阑珊，又把东西放了回去。
“像是睁一下眼睛、闭一下眼睛，三十多年就过去了。”他觉得，很多事情，其实没那么重要了。
前段时间，电视台的记者来给他拍纪录片。年轻的记者把麦克风递到他嘴边，大声问他：“老韩，你现在火了，将来有没有什么计划，准备做点什么？”
韩维林又一次蒙了，自嘲说，自己只是个“养蜂的”。
“这可能就是命吧。”他说，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推着走，由不得自己。
说完，他重新戴上那顶黑色的尼龙防蜂帽，转过身，一瘸一拐地往后院的蜂箱走去。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编辑 胡杰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