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马四立是1901年底生人，老戏班的人都知道，他是我三大爷马连良（家里人都称马连良为老爷子）的左膀右臂。从扶风社到马连良剧团，再到北京京剧团，我父亲一直是老爷子的舞台监督，内行叫“座钟”。他比老爷子小十个月。父亲是阴历十一月生人，老爷子是正月生日。

父亲在上海小金台科班坐科，先学花脸。判官、煞神之类的角色台上常用“吐火”的表演技巧，他因为练“吐火”不得法，一下子把嗓子毁了。科班让他改小花脸（即丑行）了。

老爷子演《三字经》这类戏时，一直带着他，虽然是个配角，他也尽职尽责，演得出彩。这戏现在不怎么演了，老爷子演被追捕的罗英，我父亲和马富禄演要抓罗英的官吏。老爷子在台上一本正经地歪批《三字经》，妙趣横生，给这两个小花脸直接“侃”蒙圈了，罗英得以脱身。我父亲演不学无术、吊儿郎当的温韬，与马富禄和老爷子一起，老哥儿仨在台上旗鼓相当、配合默契，全是冷哏，让观众忍俊不禁。如果没有这份默契，还真出不来这效果。

七哥马崇年是“开口跳”（武丑）出身，到了马剧团，向文的方向发展，我父亲就培养他，好几件行头都给他了，希望他在这里好好儿干。他早年以武丑应工，演过《白蛇传》中的油流鬼等角色，曾和裘先生同台演出，是文武全才的好演员。

我父亲从小金台科班出来后，一直在上海的戏院做基本演员，与南方的很多演员都关系甚好。直到1930年扶风社成立以后，他才回北京。老爷子常来上海演出，中国大戏院是他的根据地。因此，我们一家一直住在戏院后台四楼的宿舍。

我出生于1949年。父亲老来得子，对我百般宠爱。中国大戏院宿舍有公共厨房，我妈一手好厨艺，台上完了戏，我们家就比饭馆还热闹。戏班的人好热闹，都喜欢一块儿吃饭，那时也没有AA制。马连贵伯伯来了还要点菜，他吃鱼只吃中段儿。那时又没冰箱，好的都紧着别人先吃，剩下的我父亲就都打扫了。

老爷子去香港后，我们还继续住中国大戏院宿舍。1949年，我父亲与马盛龙回到上海。回来后，父亲继续在中国大戏院坐包（做剧院的基本演员）。戏院约什么角儿做主演，他作为“坐班班底”，都得跟得上，即需熟谙并配合主演的戏路。当时剧场约的是张二鹏主演，演三十二本《西游记》，属南派连台本戏，我父亲也照样应对自如。1952年马连良剧团成立了，老爷子让他赶快回北京。

上海这边的纪玉良不肯放他走。一来，父亲若离去，便无人能为纪玉良说戏排戏；二来，也将失掉父亲手中经营多年的人脉。父亲在京剧界交游甚广，陆喜才、程砚秋皆为其把兄弟。南方演员如周信芳、盖叫天、刘斌昆、赵德钰、汪志奎、韩金奎等，与父亲俱为莫逆之交。马盛龙称老爷子为师父，唤父亲为四哥，其母乃父亲的干妈。李玉茹、言慧珠、赵燕侠、吴素秋等，皆拜父亲为干爹。纪玉良之所以能为李玉茹“挎刀”配演，也正缘于这层关系。

我父亲从小跟着老爷子，马派戏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他全看在眼里，所以马派的戏他基本都会，也都能拿得起来。他在后台被称为“座钟”，搁现在的话说就是舞台监督，可实际上“座钟”管的事儿、操的心，比舞台监督多得多。老话说：“有这金刚钻儿，才揽瓷器活儿。”这活儿不好干，光业务好不行，还得会处关系。跟角儿怎么处，台上大伙儿怎么配合，京朝派和海派之间怎么平衡，都得心里有数，还得能摆得平，这才算本事。

我父亲是个“万金油”，哪儿缺人他都能顶。有一回我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老爷子的《三家店》，里面花脸应工的史大奈，一听就知道是我父亲——这倒是他的本工。估计是应活儿的演员临时有事，他给替上了。

父亲与老爷子最大的不同，是老爷子终日所思全是戏，父亲平日所谈却尽是戏外之事。剧团里无论遇上多大的难题，到了他手里都能举重若轻。他从不挂相，心里却跟明镜似的，调度起来游刃有余。

抗美援朝慰问演出那会儿，父亲手里有一本手册，记得特别细，每天派谁、演什么戏、戏多长，一笔一笔全在上面。马连良、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能把这几位大家拢到一块儿的人，也就是他了。比方说，梅、马的对儿戏怎么派？今天梅先生不舒服，你就得把大轴往马先生这边偏一偏；马先生这边有事，又得往那边靠。这些角儿各有什么长处、什么习惯，你得门儿清。

当时好多人想进马剧团，可这边就缺小生，尤其是雉尾生。叶盛兰已经在新中国京剧团了，来不了。为了找个合适的小生，我父亲没少花心思。李德彬来找过他，雉尾生确实不赖，可老爷子没看上。后来江世玉、储金鹏、徐和才这些人，我父亲也都去协调过，但老爷子的标准在那儿摆着——就认叶盛兰，所以谁也没入他的眼。

北京京剧团成立后，团里有四大舞台监督：马四立、叶德林、李德奎、茹富华。四个人里，我父亲排第一。他的想法比较老派：要对得起我哥哥马连良，还得让众人都服气。

我父亲就有这本事——对演员的能耐、喜好、短板，心里一清二楚。谭元寿后来跟我提过一句：“你们老爷子当年协调我跟黄元庆的安排，我这辈子忘不了。”这话说得不轻。两位武生——一位是谭富英的儿子，一位是马连良的女婿。这俩人的戏码怎么派，得让两边都挑不出理来，这就看本事了。

比方说吧，谭元寿跟黄元庆，都是短打武生的路子。《狮子楼》是黄元庆的看家戏，《三岔口》则非谭元寿莫属。这两出戏要是一调个儿，俩人全别扭，谁都亮不出自己的活儿来。父亲心里一本账记得清清楚楚：长靠戏黄元庆有优势，就不能让元寿唱太多；可也不能因为黄元庆是马家的姑爷，就把肥差都往他那儿派，寒了元寿的心。干这活儿，真不容易。

1956年，我父亲在武汉走的，脑溢血。那年武汉雪下得大，屋里没暖气。头天晚上唱的《借赵云》，许是受了点风。第二天早上刷完牙，人就不行了。马崇年、马盛龙等人一看不好，赶紧往医院送。眼瞅着要过年了，从汉口过江，先奔中医院，没救过来；又折回汉口，再送西医院，这一来一回就耽误了。老爷子知道后，痛心疾首，长叹一声：“断了我一条膀子呀！”

我父亲在上海有两个挚友，一个是地下党，公开身份是大夫，后来去了海军；另一个也是名医，姓陈。受这二位影响，父亲一直想让我学医，最反对我学戏。他的理儿是，学医能济世安民。你要不是唱戏的料，就别在台上混日子，给马家丢人；要是这块料，就踏踏实实干出个样儿来。后来我学戏这事，老爷子是点头应了的。往大了不敢说，但至少，我没给我父亲和老爷子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