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郝孝宁 吾斯曼江·亚库甫

鹦鹉因其本身特有的生物特征和人为赋予的文化意涵迎合了唐代社会文化的审美需求，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商贾百姓，皆有饲养鹦鹉的喜好。在此社会风尚的引领下，唐代鹦鹉形象也逐渐丰富饱满起来，雅俗文学、装饰艺术、宗教文化之中皆有鹦鹉形象的闪现，这些形象的塑造不仅映射出唐人对于鹦鹉的喜爱，更是唐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

鹦鹉，作为一类羽毛色彩斑斓、具备模仿人类语言和其他鸟类鸣叫声能力的禽鸟，自古以来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在古代文献中，鹦鹉因其鸣叫声与学习母语的婴孩相似，又被称之为“鹦䳇”。清代文人厉荃编撰的词汇类书《事物异名录》综合前人的记述，陈列了鹦鹉多个别名，如“鹦哥”“乾皋”“臊陀”“辩哥”等，这些别致的雅称足见古人对它的喜爱。

关于鹦鹉，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山海经》之中：“（黄山）有鸟焉，其状如鸮，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鹦鹉。”但并非所有鹦鹉都可以模仿人类说话，“鹦鹉学舌”的结果是在人们大量训练之下实现的。因此可见，饲养鹦鹉的活动早已开始。至唐代，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饲养宠物成为闲适生活中的消遣活动之一，而鹦鹉此类易于调教且外表华美的鸟类，便成为惹人喜爱的宠物之一。

唐代鹦鹉的分类与分布 

唐代甚至整个古代中国对于鹦鹉的分类较为简单，一般通过羽毛颜色、体型大小等条件来辨别鹦鹉种类，由此，可探究的鹦鹉种类应有四种：青鹦鹉、白鹦鹉、红鹦鹉以及五色鹦鹉。

青鹦鹉因其身体羽毛大致呈现出青绿色而得名，此类鹦鹉应是唐代最为常见的鹦鹉种类。唐代岭南中国风土录《北户录》中曾载“（广之南新勤春十州）……多鹦鹉，翠衿丹嘴，巧解人言。有鸣曲子如喉转者，但小不及于陇右，每飞则数千百头。”

这里所述的“翠衿丹嘴”基本为青鹦鹉的特征，此类鹦鹉与陇右大抵相同，不过体型稍小。陇右（又称“陇西”，泛指陇山以西地区）是唐代重要的鹦鹉产地之一，而在唐代诗人笔下，鹦鹉大多也以“彩翠”“毛绿”“翠羽”等词汇进行描述。此外，《太平广记》所记能助人断案，为主人伸冤的鹦鹉“绿衣使者”，更是因其一身翠羽而得此名。

而白鹦鹉应是通身皓素，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唐玄宗与杨贵妃共同喂养的那只“雪衣女”（也有一说为“雪衣娘”）。《太平广记》有载：“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深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猜测“雪衣女”应是岭南进贡而来的，但其是否为岭南本土物种还值得商榷。不可否认的是，“雪衣女”因其独特的外貌以及良好的训练，得到了皇帝与贵妃的宠爱。

据说“雪衣女”聪慧伶俐，在贵妃的指导下，可背诵《心经》，而玄宗吟诵近代词臣的诗篇几遍以后，这鸟儿也能成诵，出口无误。此外，玄宗与人下棋时，如果快要输棋，他便唤来“雪衣女”，让其飞到棋盘上“搅局”，或是用嘴去啄对手的手，以助玄宗。玄宗自然对这只颇有灵性的鸟儿极为偏爱，以至于常纵其廊下飞翔，而贵妃则将其置于车辇之上，可见“雪衣女”为宫廷生活平添了很多意趣。

画家周昉、张萱等皆以此故事作画，创作出《妃子教鹦鹉图》《写太真教鹦鹉图》等画作。“雪衣女”后来在与猎鹰的搏击中意外而亡，玄宗和贵妃痛惜不已，“遂命瘗于苑中，为立塚，呼为鹦鹉塚”。（《明皇杂录》）

五色鹦鹉则以其身负五色得名。唐代《初学记》引《南州异物志》曰：“鹦鹉有三种，一种青大如乌臼，一种白大如鸱鸮，一种五色，大于青者，交州以南尽有之。及五色出杜薄州。”唐时，杜薄州位于扶南东涨海中，这里所述的五色鹦鹉大概就是来自唐代域外的杜薄国。除此外，《旧唐书》《新唐书》等典籍中亦载有南天竺国、呵罗单国（古国名，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等国家进贡五色鹦鹉的情况。可见，五色鹦鹉极有可能属于唐代域外品种。

而唐代史料之中少见关于红鹦鹉的描述，较为完整的记载还是来自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的“红鹦鹉其色正红，尾如乌鸢之尾”。但事实上，早在南北朝，红鹦鹉就已出现在世人眼中，呵罗单国曾向刘宋政权进献过红鹦鹉，更何况白居易还曾作诗“安南远进红鹦鹉，色似桃花语似人”（《红鹦鹉·商山路逢》），无论描述是否得当，还是可以知晓唐代亦有红鹦鹉的存在。

唐代鹦鹉分布以本土与域外为基本分野，境内种群主要集中于秦陇、川渝、岭南三大区域，唐代经史注家颜师古在为《汉书》作注时曾提及鹦鹉广泛分布于陇右与南海地区。除此外，剑南道越巂县一带有座山，因其“山多鹦鹉”，故名鹦鹉山。直至明代，这些地区依旧有鹦鹉栖息于此，所谓“绿鹦鹉出陇蜀，而滇南、交广近海诸地尤多，大如乌鹊，数百群飞，南人以为鲊食”。

除中国外，鹦鹉还分布于南海诸国，部分西域国家。在唐王朝朝贡物品记载中，仅林邑（古国名，其故地在今越南中部）一国进献鹦鹉就有3次。除此外，属于西域范围的南天竺国、诃毗施国（今阿富汗境内）也曾向唐王朝进贡鹦鹉。各国向唐帝国所赠之物，大多是它们境内特有的物种，因此可以确认鹦鹉在域外亦有分布。

唐   人   与   鹦   鹉  

唐朝各类节庆活动繁多，酒肆园苑公共空间的增加，使得人们休闲、娱乐生活愈发丰富多彩。在娱乐生活被激活的唐王朝，宫廷内外，人们在品评琴棋书画、观花鸟虫鱼之余，宠物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如狗、猫，甚至鹤等可以逗趣解闷的动物成为唐人的心头之爱，而鹦鹉此类“能言善道”的珍禽更是其中佼佼者。

唐宫之中多有饲养鹦鹉以供统治者娱乐消遣，除却上文提及的“雪衣女”外，唐太宗、武则天等皆是爱好鹦鹉之人，而供皇帝们娱乐的鹦鹉绝非平常所见之品种。唐人阎立本曾作《职贡图》，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描绘了唐太宗时期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等国前来朝贡的景象。

画中人或执扇或打伞或抬着礼品，其中右下角绘有一只由专人抬着朝贡的白鹦鹉。此鹦鹉被置于方笼内，笼内横卧一站架供其站立，并配有专用食碗与水杯。作为象征“和平使者”的尊贵贡鸟，这只经过精心照料的白鹦鹉被进献至御前，直观地展现了唐代宫廷鹦鹉饲养的真实图景。

一些皇室贵族亦喜好饲养鹦鹉。现已出土的陕西西安韦浩墓中，有一幅“侍女调鹦”的壁画，尽管壁画有部分残损，仍旧能分辨出身着束腰翻领胡服的侍女，面前停留着一只回首鹦鹉的画面，生动再现了唐代贵族饲养鹦鹉的日常场景。

在王公皇室贵族引领下，唐代饲养鹦鹉的风气逐渐盛行，士人、富商甚至平民一同掀起饲养鹦鹉的热潮。相较于宫廷内有专业人员和各类机构负责照看鹦鹉，宫外百姓饲养鹦鹉则较为普通。人们常在庭前置一站架方便鹦鹉活动，或是将其关在笼内进行调养，并未有专人照看。此外，教坊等诸多娱乐场所也有饲养鹦鹉，以其来装点门面，附庸风雅。

如今，我们也可从反映唐代宫内生活的重要文本资料——宫词之中窥到彼时宫内饲养鹦鹉的情况。在唐代宫词中，鹦鹉常常同宫女一同出现，如“鹦鹉谁教转舌关”，不但描写宫女训练鹦鹉学舌一事，也点出了鹦鹉模仿人类语言的能力；“看教鹦鹉学新诗”则描绘了宫女的日常娱乐生活；“碧窗尽日教鹦鹉”呈现出一幅鹦鹉与宫女日常相伴的画面。由此也可知，宫女应为唐宫鹦鹉驯养之职掌者。

或许是受到宫词的影响，即使是描写宫外生活的诗句，亦时常将鹦鹉同女子相关联：“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斜倚栏杆背鹦鹉”“昨来谁是伴，鹦鹉在帘栊”。诗人往往选择鹦鹉与女子作伴，来描绘女子日常深闺生活，此类情况更是侧面映射出饲养鹦鹉这类珍禽的大多为养在深闺的女性。

符瑞之鸟：唐代艺术文化中的鹦鹉

鹦鹉形象具有历史连续性，自先秦以来，对于鹦鹉的文化塑造已经开始。商人崇尚鸟文化，在现已出土的殷商墓室中多有玉鹦鹉之类器皿，尤其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曾出土多达20余件玉鹦鹉器皿，这些玉鹦鹉出现在此可能具有彰显墓主人身份高贵的功能，抑或传达出繁衍生息之意。

汉代名士祢衡作《鹦鹉赋》，把士子壮志难酬、灰心失意的沉闷之情附加在鹦鹉身上，自此以后鹦鹉逐渐成为“怀才不遇”的象征。魏晋时期，敦煌佛爷庙墓室出土的壁画，鹦鹉常同其他神禽异兽处于同一画面，被赋予了神圣、吉祥的含义。这些早在唐之前就已赋予鹦鹉的各类文化意涵，正是唐代艺术文化中鹦鹉形象的基础。

此外，舞蹈、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也为传递鹦鹉文化内涵提供了多样途径。武则天所作《鸟歌万岁乐舞》，可能就以鹦鹉为参考，武太后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尝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者三人，绯大袖，并画鸲鹆。冠作鸟象。敦煌壁画中的各类鹦鹉以形象生动的刻画传达祥瑞之意。当然其他文化形态亦是推动鹦鹉形象塑造与流行的因素，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鹦鹉形象逐渐成为唐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若要谈及鹦鹉在唐代艺术文化中的应用，最为重要的应是流行于唐代的鹦鹉纹。唐代出土的大量金银器皿以及铜镜等文物上均刻画有极为精致的鹦鹉纹饰，鹦鹉作为在金银器、漆木器、铜镜、织物及瓷器上的纹饰，年代主要集于中晚唐。

“大唐遗宝”何家村出土唐代金银器中就有许多刻有鹦鹉纹饰的器具。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罐面纹样以鹦鹉为中心，四周饰以折枝花，形成一个圆形图案。2012年，在上海青浦青龙镇出土了一枚鹦鹉衔枝绶带纹铜镜。该铜镜背后纹样由两只鸟儿完整地构成，其特点为：头圆，颈短，嘴强大，上喙呈钩形，符合鹦鹉特征。

陕西法门寺出土的晚唐时期小窠鹦鹉纹织锦，锦中两只鹦鹉团绕在一起，凌空展翅，相向而飞，该纹样头圆喙弯且尾羽较长，基本符合鹦鹉形象。同时期，敦煌出土了红色小团鹦鹉纹锦，这件棉织物残片上的纹样几乎无法辨认，只能隐约看清是两只中心对称、首尾相接的鹦鹉组成的一个圆形图案。

除集中出现于瓷枕、银盒等日常器皿外，唐三彩俑、鎏金银杯等随葬品中的鹦鹉造型更是精妙。在唐代社会文化背景下，鹦鹉自然属性被赋予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意义，其文化价值已超越生物属性本身。在上层阶级中，鹦鹉成为宫中宠儿；在民间，其形象广泛融入各类工艺品及日常用品，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尽管目前对鹦鹉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深层含义尚缺乏详尽的探讨，但可以说它们见证了唐代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且鹦鹉形象在唐代娱乐活动和艺术文化中的广泛运用，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随着鹦鹉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传播，其形象愈发多元化和立体化，成为唐代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使得唐代社会繁荣开放的图景在今人面前徐徐展开。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5.0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