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这是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石涛对八大山人的赞美。
八大山人是一代画宗，被公认为中国画大写意的最高峰，齐白石曾自称“冷逸如雪个（八大山人自号雪个）”“白石与雪个同肝胆”，李苦禅则说：“他（指八大山人）的艺术向内探索的结果，使他悲情凄凉的心灵像一面寒光逼人的镜子，在极凝练的形象、极菁萃的笔墨之中，得到深刻的体现。”
坊间对八大山人的误解也最多。比如称他本名朱耷，可在书信、题记中，他从未如此落款；再如自称八大山人，源于字形如“哭之”或“笑之”，或称拆本姓“朱”字的下半截而成“八大”，意在表达身为明朝遗民的痛苦心境，皆无实证；至于郑板桥说“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似乎八大山人生前已得画坛广泛认可，更不靠谱……
今年正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中国美术馆联手多家文博机构推出“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堪称深入了解这位领袖群伦、画坛革新之巨擘的一次难得机遇，展出将在8月中旬结束。
作为明皇室后裔、佛教曹洞宗第38代传人、“明四僧”之首、伟大画家，八大山人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传奇性。本文主要依据学者邵仲武、赵文静的《八大山人的生平及艺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8年）一书，以及学者姚亚平的《八大山人真名为“朱耷”吗：宗室家世对八大山人的影响》一文写成。
宗室子弟 日子却难
1626年（明天启六年），八大山人生于江西南昌。他的九代祖是朱元璋第17子朱权，朱权13岁受封宁王，15岁就藩重镇大宁（今内蒙宁城县）。
当时藩王中，燕王朱棣与宁王朱权最强，即“燕王善战，宁献王善谋”。明制“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但藩王配护卫3000至1.9万人，有守土之责。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下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
朱棣造反时，以“事成，当中分天下”诱宁王相助，趁宁王犹豫，将其劫持，尽得劲骑。朱棣篡位后，未守承诺，将宁王改封南昌，不久以涉嫌“巫蛊诽谤事”，调查朱权。朱权从此远离政治，转向研究道教、音乐、戏曲理论等，颇有成绩。
后朱权的四世孙朱宸濠叛，败于王阳明，宁王封号被永远废除，朱权的八支后裔仅三支获免，其中一支受封弋阳王，八大山人即弋阳王的五世孙。
受朱宸濠叛的影响，宁王支脉不再被明廷信任，八大山人的爷爷朱多炡以诗画闻名。明制，亲王年食禄1万石米，郡王2000石，朱元璋时，宗藩仅58人，至万历末，已达20万人，实发俸禄寥寥无几。八大山人的父亲“亦工书画，名噪江右”，不得不“孜孜晓夜挥洒不倦”作画挣钱，因劳累过度早逝。
八大山人有“辅国中尉”封爵，依制年入200担禄米，实际可能分文皆无。受爵宗室不得参加科举，八大山人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弃爵，以民籍考中秀才，未及考举人，明朝便灭亡了。
明朝宗室子弟起名有规定，八大山人的真名是朱统
（音同劝）。
为什么又被称为朱耷呢？一说八大山人生来耳大，被父亲昵称为“耷子”，但宗室之家应不会这么顽皮，或非；一说弃爵参加科举者不可用原名，须用主考官的“赐名”，即耷，“赐名”不可用在其他场合，故在八大山人留下的文字中，从未出现过。
八大山人“八岁即能诗”，逢明亡清兴乱世，全国人口减少一半，特别是降清的孙之獬上书清廷，称明宗室聚集江西，建议严控。致贵溪王朱常标遭擒斩、南昌王朱议淜全家90余口被屠，八大山人亦入山躲避三年。
1645年，清廷发布“剃发令”，八大山人被迫出家为僧，法名传綮，号刃庵，时年23岁。学者姚亚平在《八大山人出家与还俗的人生选择》中钩沉，八大山人28岁时拜弘敏为师，弘敏以《咏“吼烟石”》为题作诗，试其根基。
弘敏的诗是：“梦回孤枕鹧鸪残，春雨萧萧古木寒。往事不须重按剑，乾坤请向树头看。”犹有壮志未酬的遗民气息。八大山人的诗是：“茫茫声息足烟林，犹似闻经意未眠。我与松涛俱一处，不知身在白湖边。”更显豁达。
6年后，弘敏纳八大山人为曹洞宗第38代传人，接手主持介冈灯社，“从学者常百余人”。
真疯假疯难断
八大山人可能从未安心当和尚。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清廷发修志通令，1677年地方官请他参与撰写《临川志》，八大山人便去了，并对同门师兄饶宇朴说：“就把我当贯休、齐己看待吧。”
贯休、齐己是晚唐僧人，以诗名，此时八大山人已51岁，为何又赴红尘？或是恩师弘敏5年前去世，造成感情冲击；或曹洞宗内部有纷争。时清廷态度渐缓和，康熙四年（1665年），下旨许明宗室后裔改名换姓，隐逸山林者可归家园。
八大山人入佛门后，常以“个”自称，如“个衲”“雪个”“个山”等，宗室子弟名必带“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偏旁之一，称为“个”，以“个”为号，暗示自己是宗室。也可能源自江西方言，八大山人一生未出江西，江西人说话，句前常加“个”音。
八大山人不肯仕清，只想像贯休、齐己那样“心隐”，即做云游僧。友人裘琏在诗中称他“个（八大山人）也逃禅者”，可谓一语道破。
贯休、齐己有诗名，八大山人有什么？从现存八大山人最早画册《传綮写生册》看，他33岁时的作品仍以模仿为主，书法也“处在最基础的学古阶段”。
1678年，56岁的八大山人还俗，此时可能靠编《临川志》得一点收入，但不久发了疯病。
一种观点认为是装疯，以发泄胸中块垒，因“忽然大笑”“呜咽痛哭”“无视他人”“鼓腹高歌”“焚烧衣物”等非典型症状，且“逢知己，十日五日尽其能，又绝无狂态”。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真疯，因八大山人的爷爷有时也“或歌或泣，人莫测其故”，他的父亲亦“美于冠玉而不能言”，可能家族遗传疯病。八大山人父子皆“哑”（即结巴），与他人沟通不畅，致内心孤独。八大山人曾“一日，忽大书哑字署其门，自是对人不交一言……醉则往往欷歔泣下”。
还有一种可能，即八大山人正在艺术创作的突破期。在宗亲收留下，1681年，八大山人渐回常态，在画上多题“驴”款，进入55岁至65岁创作的“驴”期，艺术个性凸显，所画鱼鸟多“白眼向人”，“在造型、用笔、立意、诗书画结合方面，均达到了水墨写意花鸟画的至高之境”。
59岁时，始署名八大山人，一直用到去世。一般认为源于曾修持《八大人圆觉经》，另有诸说，皆属臆测。初期题写规整，72岁后才变得像“哭之”或“笑之”。
人间曾负一巨才
八大山人晚年创作步入“大化之境”，如学者邵仲武、赵文静所说：“在笔墨的运用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做到了削尽冗繁，返璞归真。”“将书法形式法则转换为笔墨构架，在其画法中获得了相对独立，提高了绘画用笔和线条的品质，故能达到庖丁解牛的游刃有余、技近乎道的自由境界。”
时人黄砚旅赞：“八大墨妙，古今绝伦，余求之久矣。”
晚年八大山人在南昌城郊搭“寤歌草堂”，卖画维生，但交游圈小，主要靠画商程京萼卖给扬州盐商。程京萼之子程廷祚说：“山人（指八大山人）名满海内，自得交府君（指程京萼）始。”
郑板桥说：“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似乎八大山人生前已成名，晚景尚可。但八大山人晚年两手札仍存，一封求朋友借“二金”，因无米下锅，时已79岁；另一封写给求画的聚升先生，自称“河水一担值三文”，意思是润笔费太少。
友人叶丹在《过八大山人》中写道：“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藏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老，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一代巨才，竟凄凉至此。
画卖不出钱，与不擅经营有关，“山人既嗜酒，无他好，人爱其墨，置酒招之。预设墨汁数升，纸若干幅于座右，醉后见之，则欣然泼墨……醒时，欲求其纸片只字不可得，虽陈金百镒于前，勿顾也”，八大山人屡屡上当，他酒量不大，“不能尽二升”。因“醉后墨沈淋漓，亦不甚爱惜”，大量作品流入“贫士、山僧、屠沽儿”手中，商人从八大山人处高价求画不得，却能从普通人手中廉价获得。
友人邵长蘅感慨：“世多知山人，然竟无知山人者。”叹真懂八大山人者稀。
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主流画界的拒斥。乾隆、嘉庆时皇家编纂《石渠宝笈》，专崇“四王”，只收八大山人的一幅《独鹤图》，还列为次等。直到清中期，名画家李鱓仍称：“八大山人长于用笔，而墨不及石涛。”清帝基于统治需要，推崇重功力、讲传承的正宗画风，八大山人备受冷落。
亦有人言：“郑板桥的绘画曾受八大山人的弟子万个影响，可以说是八大山人的再传弟子。”夸大八大山人的影响力，但郑板桥亦不被主流接受，康有为便指责：“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
清中期时，八大山人的影响力反而下降，直到晚清、民国，人心思变，且西学东渐，人们才发现八大山人的创作理念直通西方表现主义，却早了两百年，其作品中蕴含的生命意志、哲学思考、人生态度，与梵高可称双峰并峙。
在题画诗中，八大山人写道：“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可谓创深痛巨、一字一血，他画中“白眼瞪天”的气度，虽数百年之后，仍催人泪下。
1705年秋，贫病交加的八大山人溘然长逝，终年80岁。如此凄苦的一生，真值得经历吗？人间未予他应有的尊重与温情，他却报答人间以激情与渴望。仰望他留下的不朽杰作，让人瞬间懂得沧桑的况味和生命的意义。
